南北朝，是我国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长期战乱给人民造成的苦痛，促使各种与中国传统思想观念(这里主要指儒教)相违背的思想蔓延滋长。外来的佛教迅速传播，大有以客为主之势；南朝土族的浮绮奢华之风日甚，不仅表现在物质领域，也渗透到精神领域。一种对“来世”的强烈向往与一种对今生的病态的眷恋奇妙地扭结在一起。北方各民族的混战，造成北方居民的大规模南迁，这种近似于民族迁移的人口流动，不仅造成当时的“南朝盛世”，使中国文化的中心第一次在南方出现，而且在中华文化(以汉民族为主…体韵多族文化的统一体)的交流、融合、发展中，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北方，新鲜动听的“胡乐”像“流行曲”一祥风靡一时；南方，在“吴声”、“西曲”的基础上，续承北方"相和歌”的传统，出现了丰富多彩的“清商乐”。
肖衍是有很深的音乐修养的。《隋书·音乐志》称他“素善钟律”，《旧五代史·乐志》亦称他“素精乐律”。从魏晋到南北朝，文人多以善乐为能事。号称“八友”的士人中，沈约、任昉等人都是音韵乐律专家。肖衍与其同游西邸之时，少不了要论乐谈琴。这样一个风雅的出身与环境，使他即帝位后便可能格外注重乐事。正如《隋书》所言：“梁武帝本自儒生，博通前载，未及下车，意先风雅”，因此，才能在“爰诏凡百，各陈所闻”之后，亲自“纠擿前违，裁成一代”，纠正、剔除前朝的疏漏背古之处，开一代乐风。
当然，他首先要整雅乐。雅乐本非中国古代音乐的主流，但在某一时期，雅乐作为一种官方文化的代表，它的兴衰，却也反映着整个时代的文化风貌，反映着其时文艺在上层建筑中的地位。沈约曾经说过：“乐书事大而用缓，自非逢钦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见详议。汉世以来，主非钦明，乐既非人臣急事，故言者寡”。此说颇有道理，自汉之后，战乱不已。三国鼎立，五胡乱华，十六国逐，南北朝分，那个还顾得上振兴乐事?!庙堂所闻，朝会所奏，大坻是因陋就简。齐帝曾驳斥任防、王肃正乐之议，大谈“事人礼缛、事神礼简”之理，“于是不备宫悬，不遍舞六代，逐所应须，即设悬，则非宫非轩，非判非特”。表面看，似乎通脱大胆，但肖齐短命，昏侯无才，恐怕菲薄周典是假，无力兴乐是真吧?
梁是南朝鼎盛之时，“梁氏之初，乐缘齐旧”，梁武帝肯定不满，于是“思弘古乐。天监元年，遂下诏访百僚”，希望百宫中知乐者能够拿出复兴礼乐的方针、办法来，改变自晋以来便“天人缺九变之节，朝燕失四悬之仪”的状况。但是，不知是因为百宫中尽多“乐盲”，心有余而力不足，缺乏正乐之能，只好高谈阔论；还是大家心里明白这个儒雅皇帝是自己想露一手，反正，“是时对乐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荡其辞，皆言乐之宜改，不言改乐之法”。把正乐的大任还给了武帝。于是“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亲自出马了。
梁武帝从天监元年始正乐，定下沈约制词的三十首歌诗。普通中，经过一次修改，不但删去了牲牢之礼“涤雅”、“牷雅”二曲，而且又“勅萧子云改诸歌辞为相和引，则依五音宫商角徵羽为第次，非随月次也”。 7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修改，它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充分注意。
其一是以音乐本身为宗，改变了过去雅乐以月次演奏的旧规矩而代之以五声音阶的自然排列为序，为证明肖衍是懂得、也是重视音乐本身的规律的。当然，月与律通，但“晋及宋，齐”，“只有黄钟、姑洗、蕤宾、太簇四格而已，六律不具”了，还谈什么依月次或依十二律演奏?只好依五音为次第了。
二是梁武在雅乐登歌之中，大大加进了俗乐的成分，以致雅俗合流，甚至把歌舞、百戏、佛曲，统统塞进了庙堂之乐。本来雅乐、俗乐并无绝对的界线，前朝俗乐，即可为今世雅乐；今朝俗乐，也可能被后世奉为雅乐。但像肖衍这样，把全部雅乐按民间方式演唱，“改诸歌辞为相和引”，以至使踩高跷、车轮轧脖子这类“杂耍”也混迹与诸雅之间， 8也确实够大胆、彻底的了。我们不要忘记，肖衍是“诸子”出身，受过正统的贵族式教育，他有意混淆雅俗，绝不会出于无知，而只可能是“音乐的耳朵”在作怪。
此外，在他的四十九首三朝之乐中，还杂有一些明显带有佛教意味的曲目，有可能是从天竺传来的佛曲，如第二十七“须弥山伎”即是。案“须弥山”，为梵文Sumeru的音译，是佛经中常提到的神话景观，山高八万四千由旬，山尊为“帝释天”，四面山腰为“四天王天”，周围有“七香海”、“七金山”，环周绕以“咸海”，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题材，估计“须弥山伎”即为表现这一神话景观的歌舞。此外，第三十五之“金轮幢伎”，疑为示法轮之象，与第四十二“青紫鹿伎”、“第四十三“白鹿”等伎，俱有佛徽之意味，估计为佛曲，当无大错。第四十四的“设寺子导安息孔雀”等曲，恐亦由印度传来。
至天监四年，已经一改晋末乐亡，宋齐散乱的状况，“是时礼乐制度，粲然有序” 9了。这“粲然”二字，恐怕不是泛泛的赞词，梁武的“雅乐”，确有文采风韵，因为它实际上已不再是传统观念中的雅乐，而是有燕乐性质的清商乐。
说梁武“雅乐”实际上是燕乐，有一个具体的例子。侯景之乱后，“简文帝受制于侯景，景以简文女溧阳公主为妃，请帝及主母范淑妃宴于西州，奏梁所常用乐”。其时，这个名为“岳父”而实为阶下之囚的简文帝，当然要闻乐生悲，滞然涕下”的，而一个“宴”字，也道出了梁乐的性质。
此外，梁乐是雅俗合奏、典宴兼之的音乐，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早已明言，他说： “……江左所传中原旧曲……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乐。至于殿庭飨宴，则兼奏之”。并说明这种音乐直到“遭梁、陈亡乱”之后，才“存者盖寡”。
那么，说它是清商乐，有什么根据呢 ?《隋书·音乐志》载：梁武之乐凡四十九，第一便是“相和五引”。前文曾引：勅肖子云改诸歌辞为相和引”，而相和歌与清商乐的关系，则是众所周知的。清乐的概念可大可小，亦有不同理解。往小里说，它的基本内容是“九代之遗声，其始即相合三调是也，并汉魏以来旧曲”，再加上“江南吴歌”与“荆楚西声”。往大里说，则是针对胡曲而言，即所谓的“华夏正声”。在后人眼里，梁武帝这套包含外来佛曲在内的“什锦拼盘”式的音乐，不啻是“华夏正声”的代表。隋开皇乐议时，黄门侍郎颜之推便曾建议隋高祖“请凭梁国旧事”。不过，当时高祖把政治考虑摆在第一位，以为“梁乐亡国之音”，不肯采用。但到开皇九年平陈之后，一则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二则由于乐议长年不决，这才承认梁陈旧乐为‘华夏正声”，要求“以此为本，微更损益”，来制定隋乐。
梁武帝本人，便是一个清商乐的作曲家。《乐府诗集》中引《古今乐录》曰：“梁天监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一曰《江南弄》、二曰《龙笛曲》、三曰《采莲曲》、四曰《凤笛曲》、五曰屎菱曲》、六曰《游女曲》、七曰《朝云曲》”。《乐府诗集》还载有肖衍这七首歌的歌词。
肖衍还作过一首清乐歌曲《阳叛儿》 (《唐书·乐志》考《阳叛儿》乃《阳伴儿》之误)。《乐府诗集》中亦有此辞。一直到开皇九年平陈之后，高祖所获梁、陈清商旧曲中，“其歌曲有《阳伴》，舞曲有《明君》并契” 10，显然是梁武遗声。
肖衍在音乐上的贡献，恐怕这便是很重要的一点：当“周齐皆胡虏之音”时，他坚持了“梁陈尽吴楚之声”；当中国北方的帝王们“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乐章既阙，杂以《簸逻回歌》”，“太常雅乐，并用胡声”的时候，当外来的佛教在他本人的倡导下风靡南朝的时候，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促成了佛教音乐的中国化，使汉族音乐在从此时到盛唐的各族文化的大融合中，始终保持着主体、母体的地位。
肖衍在音乐上的第二个贡献，是他身体力行，促成了佛教音乐的繁荣，并为后世佛教仪式中的主要音乐形式创造了—个模式。《隋书·音乐志》载：“帝既笃敬佛法，又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这十首佛曲，现仅存曲目，内容及音乐已均不可考，但这十首由帝王亲制的佛曲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却是可以想见的。
重要的是，在“名为正乐”这四个字中，似乎暗藏着一种信息，即这十首佛曲的音乐，不是天竺、西域而来，也非“胡乐”的风格，它是“正”乐，是清乐风格的创作。前文已述及梁武本是清商乐作曲家，因此这种推论似不是妄断。佛曲的音乐不一定非是天竺、西域之乐，信仰与文化背景也并非永远一致，这正如灭佛的周武帝的宫廷音乐中，却有大量胡曲一样。
梁武帝还在中国首创“无遮大会”及“盂兰盆会”、“忏法， (梁皇宝忏)等佛教仪规、为佛教音乐的演出与传播，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奠定了历代遵循的规范。
“无遮会”，是梵文 pancaparisad的意译，意思是无贤圣道俗之分，上下贵贱尊卑之遮，众生平等、广行财施。据《大唐西域记》载，天竺戒日王每“五岁一设无遮大会，倾竭府库，惠施群有”，是一种在佛教“平等”的旗帜下，向众生施惠，普结回向的群众集会和宗教节日。梁武帝所创中国无遮大会，据《佛祖统记》载：“中大通元年，帝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复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皇帝设道俗大斋五万人”。《南史·梁本纪》则更详尽地记载了肖衍从中大通元年(公元529)开始，一直到太清元年。(公元548)止，数次举办无遮法会的情景。其时，“上释御服，披法衣，行清净大舍”。数万人云集，皇帝开国库设饭斋人。当然，吃的人要付代价，代价就是听僧人宣讲法事，演唱佛曲。梁武帝为宣传佛教，肯花这样大的本钱，在客观上为佛教音乐的传播出了力，而在此之后，佛教的几乎所有法事活动中，都要奏法乐、唱赞呗，形成定规，影响达千年以上。
此外，肖衍还曾创造了童声唱赞的形式。《隋书·音乐志》云：“又有法乐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呗，设无遮大会则为之”。中华版《隋书》标点本，在“法乐童子伎”与“童子倚歌梵呗”之间用顿号，旁均无曲线、直线，容易造成读者理解错误。应注为“又有‘法乐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呗，”后一句是对前一个特有名词的解释。
肖衍在位四十九年，“清商乐”的形成，即在此时；佛教庙堂音乐的诸形式，也在此时初定。“南朝文物，号为最盛，民谣国俗，亦世有新声” 11的盛况，不能说不与这位风雅而又独特的梁武帝有关。
应当承认，肖衍是一位相当内行的乐律专家。天监元年肖衍正乐之始，对乐者七十八家，但都是空谈，没有人真正敢出来干。梁武帝“遂自制定礼乐”。他的正乐，第一件事便是正律。律乃乐之本，而定律就要有律器，于是，梁武帝发明了他著名的律器“通”。
中国古籍中，尽载以管定律的故事，但实际上，以管定律有许多困难。正如缪天瑞先生在他的《律学》中所说：“用管发音，是‘空气柱'振动，即管中的空气成一柱形，经冲击而起振动，……管内空气柱振动，不如弦的振动来得简单；因为空气柱要稍凸出管外而振动，因此管的长度不一定便是空气柱的长度，于是计算上便多一番周折了”。历史上凡真正定律的人，在管口校正法发明之前，恐怕都不可能依管定律。汉代的京房，首先指出“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梁武帝的律器，“名之为通。通受声广九寸，宣声长九尺，临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弦。一日玄英通：应钟弦用一百四十二丝，长四尺七寸四分差强；黄钟弦用二百七十丝，长九尺；大吕弦用二百五十二丝，长八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日青阳通：太簇弦用二百四十丝，长八尺；夹钟弦用二百二十四丝，长七尺五寸弱；姑洗弦用二百一十四丝，长七尺一寸一分强。三日朱明通：中吕弦用一百九十九丝，长六尺六寸六分弱；蕤宾弦用一百八十九丝，长六尺三寸二分强；林钟弦用一百八十丝，长六尺。四曰白藏通：夷则弦用一百六十八丝，长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吕弦用一百六十丝，长五尺三寸二分大强；无射弦用一百四十九丝，长四尺九寸九分强”。
“又是为十二笛，……用笛以写通声……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声，莫不和韵”。
肖衍制四通，并不是没有前人的圭臬可奉，在他之前，汉代的京房已经首创了以弦定律的专门工具——准。京房之准，“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几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但是，京房之准，列十三弦于一瑟，而仅中央一弦下有分寸刻度，且“弦之缓急清浊，非管无以正之”。因此，肖衍是在他的基础上，吸取了京房的经验教训，先是把十三弦长短参差过大的一瑟改为四通，二是以笛以写通声，把管律与弦律结合了起来，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其次，肖衍还作《钟律纬》，论前代得失，批评了班固、郑玄、京房的理论。他认为班固的理论“至蕤宾，仍以次下生”，“班义为乖”。认为郑玄的理论“阴阳相逐生者，止是升阳。其将阳复将何寄 ?”因此，他得出“郑之不思，亦已明矣”的结论。他还批评京房六十律的错误，如“依行”上生“色育”，为阳上升阳，跟京房“阳下生阴”之说不合。但他自己，也颇多错误。近人吴南熏在其《律学汇通》中就指出他“既详察六十律，四通又依照旧事，尤其是黄钟笛长3.8尺，既与苟笛不同，又比京房的九寸，大至四倍以上，而姑洗笛长3.1尺，已使相邻笛长的差，秩序凌乱……”
因此，肖衍对乐学、律学的贡献，恐怕倒不是他的“四通十二笛”，而是他的转调理论。引日五代史·乐志》引兵部尚书张昭等议曰：“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鼓八音。又引古五正二变之音，旋相为官，得八十四调。侯景之乱，其乐又亡”。我们知道，一般认为八十四调的理论，最早系由龟兹乐人苏祗婆自西域传来。《隋书·音乐志》载：“先是周武帝时，有龟兹人苏祗婆，从突厥皇后人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译遂因所捻琵琶，弦柱相饮为均，推演七声，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应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有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辗转相交，尽皆和合”。近人并有将此八十四调理论与印度七调碑比较研究，认为此理论源于印度者。然梁武帝之八十四调理论，要比苏祗婆早。梁武正乐，在天监元年(公元502年)，这是上限。那么，下限呢?可定在太清三年(公元549)，在这一年梁武崩，绝不可能更晚了。因此，按上限讲，肖氏八十四调理论，要比苏祗婆早六十六年，即使按下限算，也要早二十年。更重要的是，梁武是在“博通前载”的基础上，在清乐实践的基础上，在他亲制四通十二笛的律学实验的基础上，独自发现八十四调理论的。他的发现，推翻了“八十四调外来”说，证明了中国音乐以往的辉煌，也证明中国的音乐家是非常聪明的，即使他也曾糊涂到四次舍身为寺奴而至国破家亡也罢。
肖衍对我国南北朝时音乐的发展，是有其一定贡献的。但他晚年沉溺佛教，不问政事，当然也就更顾不上乐事了。他“不饮酒，不听音声，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 已经变成了一个“专业”的宗教职业者。《南史》的作者李延寿在其传后的评论中，唏嘘感叹，说出了一个正统儒者对他的评价。
“梁武帝……制造礼乐，敦崇儒雅， 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千载，溺于释教，弛于刑典。……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
鲁阳蛮围魏湖阳，抚军将军李崇将兵击破之，斩鲁北燕；徙万余户于幽、幷诸州及六镇，寻叛南走，所在追讨，比及河，杀之皆尽。(死也要回到故乡。)
闰月，丁巳，魏顿丘匡公穆亮卒。（穆亮(451-502)，字幼辅，本字老生，南北朝时期北魏大臣，宜都丁公穆崇的后代。初字老生，早有风度。显祖时，起家为侍御中散。尚中山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封赵郡王，加侍中、征南大将军。徙封长乐王。高祖初，除使持节、秦州刺史。在州未期，大著声称。徵为殿中尚书。又迁使持节、征西大将军、西戎校尉、敦煌镇都大将。政尚宽简，赈恤穷乏。被徵还朝，百姓追思之。）
齐东昏侯嬖臣孙文明等，虽经赦令，犹不自安，五月，乙亥夜，帅其徒数百人，因运荻炬，束仗入南、北掖门作乱。烧神虎门、总章观，入卫尉府，杀卫尉洮阳愍侯张弘策。（张弘策，字真简，范阳方城(今河北省固安县)人。梁武帝萧衍的从舅。自小以孝闻名。其母生病时，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最后她的母亲强灌他吃粥，弘策吃其母所吃剩的。母亲去世后，弘策三年不食盐菜。初任齐邵陵王国常侍，协助雍州刺史萧衍夺权。萧衍称帝后，加封为散骑常侍、洮阳县侯。后随梁武帝西征，担任辅国将军，迁升为卫尉卿。天监元年(502年)东昏侯余党孙文明等率数百人，私入南北掖门，烧神虎门，弘策被杀。谥号闵侯。有子张缅。）前军司马吕僧珍直殿内，以宿卫兵拒之，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曰：“贼夜来，是其众少，晓则走矣。”命击五鼓。领军将军王茂、骁骑将军张惠绍闻难，引兵赴救，盗乃散走；讨捕，悉诛之。
江州刺史陈伯之，目不识书，得文牒辞讼，惟作大诺而已。有事，典签传口语，与夺决于主者。豫章人邓缮、永兴人戴永忠有旧恩于伯之，伯之以缮为别驾，永忠为记室参军。河南褚緭wèi居建康，素薄行，仕宦不得志，频造尚书范云，云不礼之。緭怒，私谓所亲曰：“建武以后，草泽下族悉化成贵人，吾何罪而见弃！今天下草创，饥馑不已，丧乱未可知。陈伯之拥强兵在江州，非主上旧臣，有自疑之意；且荧惑守南斗，讵非为我出邪！今者一行事若无成，入魏不失作河南郡守。”遂投伯之，大见亲狎。伯之又以乡人朱龙符为长流参军，并乘伯之愚闇，恣为奸利。（又蠢蠢欲动。）
上闻之，使陈虎牙私戒伯之，又遣人代邓缮为别驾。伯之并不受命，表云：“龙符骁勇，邓缮有绩效；台所遣别驾，请以为治中。”缮于是日夜说伯之云：“台家府藏空竭，复无器仗，三仓无米，东境饥流，此万世一时也，机不可失！”緭、永忠共赞成之。伯之谓缮：“今启卿，若复不得，卽与卿共反。”上敕伯之以部内一郡处缮，于是伯之集府州僚佐谓曰：“奉齐建安王敎，帅江北义勇十万，已次六合，见使以江州见力（现有力量）运粮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报。”卽命纂严，使緭诈为萧宝寅书以示僚佐，于听事前为坛，歃血共盟。
緭说伯之曰：“今举大事，宜引众望。长史程元冲，不与人同心；临川内史王观，僧虔之孙，人身不恶，可召为长史以代元冲。”伯之从之，仍以緭为寻阳太守，永忠为辅义将军，龙符为豫州刺史。观不应命。豫章太守郑伯伦起郡兵拒守。程元冲旣失职于家，合帅数百人，乘伯之无备，突入至听事前；伯之自出格鬬，元冲不胜，逃入庐山。伯之密遣信报虎牙兄弟，皆逃奔盱眙。（未反先内乱，恐难成功。）
戊子，诏以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帅众讨之。
魏扬州小岘戍主党法宗袭大岘戍，（山名。在安徽省含山县 。 南北朝时与大岘山同为军事要冲。清 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江南十一·含山县》:" 大岘山 :县东北十三里，一名赤焰山 。又小岘山 在县北二十里，一名照关 。稍西曰城山 。两山屹峙，为庐濠往来冲要。"）破之，虏龙骧将军邾菩萨。
陈伯之闻王茂来，谓褚緭等曰：“王观旣不就命，郑伯伦又不肯从，便应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开通南路，多发丁力，益运资粮，然后席卷北向，以扑饥疲之众，不忧不济。”六月，留乡人唐盖人守城，引兵趣豫章，攻伯伦，不能下。王茂军至，伯之表里受敌，遂败走，间道渡江，与虎牙等及褚緭俱奔魏。（流产的叛乱）
上遣左右陈建孙送刘季连子弟三人入蜀，使谕旨慰劳。季连受命，饬还装，益州刺史邓元起始得之官（赴任）。
初，季连为南郡（南郡是古代中国的一个郡，始置于秦朝，治所在江陵县(今湖北荆州)，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治所在公安。）太守，不礼于元起。都录朱道琛有罪，季连欲杀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为元起典签，说元起曰：“益州乱离已久，公私虚耗。刘益州临归，岂办远遣迎候！道琛请先使检校，缘路奉迎，不然，万里资粮，未易可得。”元起许之。道琛旣至，言语不恭，又历造府州人士，见器物，辄夺之，有不获者，语曰：“会当属人，何须苦惜！”于是军府大惧，谓元起至必诛季连，祸及党与，竞言之于季连。季连亦以为然，且惧昔之不礼于元起，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万，叹曰：“据天险之地，握此强兵，进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刘备，舍此安之？”遂召佐史，矫称齐宣德太后令，聚兵复反，收朱道琛，杀之。召巴西太守朱士略及涪令李膺，并不受命。是月，元起至巴西，士略开门纳之。（朝廷启用罪臣朱道琛为要职典签导致又一场叛乱，这是治国的又一要害。）
先是，蜀民多逃亡，闻元起至，争出投附，皆称起义兵应朝廷，军士新故三万余人。元起在道久，粮食乏绝，或说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诈疾，若检巴西一郡籍注（如果核查一下巴西一郡的户口），因而罚之，所获必厚。”元起然之。李膺谏曰：“使君前有严敌，后无继援，山民始附，于我观德。若纠以刻薄，民必不堪；众心一离，虽悔无及。何必起疾可以济师！（所以，何须一定要使他们无法忍受，为今后的治理种下病端，而来补益目前军队的缺粮呢？）膺请出图之，不患资粮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帅富民上军资米，得三万斛。
秋，八月，丁未，命尚书删定郎济阳蔡法度（南北朝梁济阳(今河南兰考县)人，生卒年不详。家传律学。南齐《永明律》制定后未颁布施行，律文散失，蔡法度能记述其内容。天监元年(502)八月，梁武帝任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增损永明旧本，制定律令;并命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等人参议律令。）损益王植之集注旧律，为梁律，仍命与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等九人同议定。
上素善钟律，欲厘正雅乐，乃自制四器，名之为“通”。每通施三弦，黄钟弦用二百七十丝，长九尺，应钟弦用一百四十二丝，长四尺七寸四分差强，中间十律，以是为差。因以通声转推月气，悉无差违，而还得相中。（用通声转过来推算月气，一点差错也没有，而反过来再一推算，也能相合。）又制十二笛，黄钟笛长三尺八寸，应钟笛长二尺三寸，中间十律以是为差，以写通声，饮古钟玉律，并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声，（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施以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声）莫不和韵。先是，宫悬止有四镈钟，杂以编钟、编磬、衡钟凡十六虡jù。上始命设十二镈bó钟，各有编种、编磬，凡三十六虡，而去衡钟，四隅植建鼓。
魏高祖之丧，前太傅平阳公丕自晋阳来赴，遂留洛阳。丕年八十余，历事六世，位极公辅，而还为庶人。魏主以其宗室耆qí,shì旧（遗老），矜而礼之。乙卯，以丕为三老。
魏扬州刺史任城王澄表请攻钟离，魏主使羽林监敦煌范绍诣寿阳，共量进止。澄曰：“当用兵十万，往来百日，乞朝廷速办粮仗。”绍曰：“今秋已向末，方欲调发，兵仗可集，粮何由致！有兵无粮，何以克敌！”澄沈思良久曰：“实如卿言”。乃止。
九月，丁巳，魏主如邺。冬，十月，庚子，还至怀。与宗室近侍射远，帝射三百五十余步，羣臣刻铭以美之。甲辰，还洛阳。
十一月，己未，立小庙以祭太祖之母，每祭太庙毕，以一太牢祭之。
甲子，立皇子统为太子。
魏洛阳宫室始成。
十二月，将军张嚣之侵魏淮南，取木陵戍；魏任城王澄遣辅国将军成兴击之，嚣之败走，魏复取木陵。
刘季连遣其将李奉伯等拒邓元起，元起与战，互有胜负。久之，奉伯等败，还成都，元起进屯西平。季连驱略居民，闭城固守。元起进屯蒋桥，去成都二十里，留辎重于郫。奉伯等间道袭郫，陷之，军备尽没。元起舍郫，径围州城；城局参军江希之谋以城降，不克而死。
魏陈留公主寡居，仆射高肇、秦州刺史张彝皆欲尚之，公主许彝而不许肇。肇怒，谮彝于魏主，坐沈废累年。（被废官数年。）
是岁，江东大旱，米斗五千，民多饿死。
武帝天监二年（癸未，公元五〇三年）
春，正月，乙卯，以尚书仆射沈约为左仆射，吏部尚书范云为右仆射，尚书令王亮为左光禄大夫。丙辰，亮坐正旦诈疾不登殿，削爵，废为庶人。（装病不上班，重罚。）
乙亥，魏主耕籍田。
魏梁州氐杨会叛，行梁州事杨椿等讨之。
成都城中食尽，升米三千，人相食。刘季连食粥累月，计无所出。上遣主书赵景悦宣诏受季连降，季连肉袒请罪。邓元起迁季连于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礼。季连谢曰：“早知如此，岂有前日之事！”郫城亦降。元起诛李奉伯等，送季连诣建康。初，元起在道，惧事不集，无以为赏，士之至者皆许以辟命，于是受别驾、治中檄者将二千人。
季连至建康，入东掖门，数步一稽颡，以至上前。上笑曰：“卿欲慕刘备，而曾不及公孙述，岂无卧龙之臣邪！”赦为庶人。（萧衍还算仁慈。）
三月，己巳，魏皇后蚕于北郊。
庚辰，魏扬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长风城主奇道显入寇，取阴山、白藳二戍。
萧宝寅伏于魏阙之下，请兵伐梁，虽暴风大雨，终不蹔移；会陈伯之降魏，亦请兵自效。魏主乃引八坐、门下入定议。夏，四月，癸未朔，以宝寅为都督东扬等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扬州刺史、丹阳公、齐王，礼赐甚厚，配兵一万，令屯东城；以伯之为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屯阳石，俟秋冬大举。宝寅明当拜命，自夜恸哭至晨。魏人又听宝寅募四方壮勇，得数千人，以颜文智、华文荣等六人皆为将军、军主。宝寅志性雅重，过期犹绝酒肉，惨形悴色，蔬食粗衣，未尝嬉笑。（含恨在胸。）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