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凿井以解决古人的饮水问题，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创造。
我国的凿井技术始于何时?《史记·河渠书》记载：“于是为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颜山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穨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问，井渠之生自此始。”有人据此说凿井始于汉朝。这是妄断。司马迁在这里把井与渠连在一起，只是记载了汉朝开通河渠失败，然后凿井的史实。再说当时能凿四十余丈深的井，凿井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了。事实上，早在远古时候，生活条件早就逼着原始人类要解决饮水问题。《易经》上说：“改邑，不改井。疏曰：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谓之为井。”《说文》更进一步指出：井，古代写作井，“八家为一井，象构韩形，以古者，伯益初作井。”伯益是传说中尧舜时代的人物，许多古籍都把他看作是井的创始人。如《淮南子》说：“伯益作井而龙登，元云注：(伯)益佐舜，初作井。”《吕氏春秋》也说：“伯益作井”。除了伯益作井之说外，高承在《事物纪原》中又提出了“黄帝作井”、“炎帝作井”、“尧民作井”等说法。实际上，凿井技术的出现，不可能是某个个人在一朝一夕突然发明的，它应当是劳动人民长期生产实践的产物。伯益也罢，黄帝也罢，都是史前时期传说中的人物，这说明我国古井出现的历史十分悠久。
一九五四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河姆渡原始社会遗址曾发现一口水井，为原始社会的古井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这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水井。从这口井的形状和结构看，这里原先可能是一个天然的或人工挖的锅底形水塘，当坑内水枯竭时，人们就在坑内挖一竖井。为了防止井壁坍塌，挖井前先向坑中打入四排木桩，组成一个方形的桩木墙，然后将桩内的泥土挖出，水井就建成了。为了防止排桩向内倾倒，又在排桩内顶套一个方木框。这种建井方法相当科学，后代多有沿用。从井沿四周遗留有一圈栅栏、苇席残片等情况看，当时井上可能盖有简单的井亭。比河姆渡晚的龙山文化时期的水井，在河北邯郸地区发现了两口，深达七米多，口径二米左右。这些古井的发掘，为我们探索古代水井的情况，提供了实物佐证。
据先秦文献《世本》记载：“汤旱，伊尹教民田头凿井以灌田。”可见，古井除了供饮水外，还已用来灌溉。陕西沣张家坡西周遗址，在不大的范围内，就发现有八口水井，有长方形的，也有椭圆形的，有的深达九米以上，这样密集的水井，除供饮用之外，可能与灌溉有关。
战国以后，铁制工具的广泛应用，刺激着凿井技术的提高，先后出现了陶井。西汉以后，由于砖作为建筑材料而普遍使用，又出现了砖井。砖井一直沿用到今天。
我国古代除了普遍采用立井提取井水之外，在西北高原地区，还发明了一种“坎儿井”。所谓“坎儿井”，实际上就是把井和渠结合在一起。西北地区，雨水稀少，气候干燥，特别是在新疆的沙漠地带，古时候更是荒沙遍野，满目悲凉。劳动人民为了同这种艰苦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便把从高山上流下来的冰雪融化的水积蓄起来，用以灌溉土地。“坎儿井”的建造方法，就是先从接近水源的地方凿一口井，见了水，再继续向潜水的上游开凿，大约每隔十公尺凿一口直井，然后把井的底部挖通，掘成高约两公尺、宽约一公尺的隧洞，上游直井的数目，视隧洞里积水的深度而定，于是再转向下游开凿，同样以隧洞贯通，一直到水流能够畅达地面为止。当水从隧洞内流出平地，然后再开平槽把水引向田地里灌溉。时至今日，在新疆一些地区，仍然采用“坎儿井”。据说林则徐被发配到新疆伊犁后，他主动带领当地军民屯田三万多顷，修了大量坎儿井，使百姓大受裨益，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把第一口井称为“思徐井”，把其他的坎儿井称为“林公井”。当然，修建坎儿井是要花费巨大代价的。有人曾因此把挖掘“坎儿井”与中国的长城、运河一起，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工程。
明代著名学者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说：“凿井之法有五：第一择地，第二量浅深，第三避震气，第四察泉脉，第五澄水。”这可以说是对我国劳动人民在寻找地下水和凿井技术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的初步总结。
（本文作于1986年，曾经收入拙作《中华风物探源》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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