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重宝，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铸造，有铜、铁两种。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铸折十铜钱，有旋读、直读两种。
“庆历重宝”这4个字，我们先说“庆历”，庆历是宋仁宗的年号，我们现在文字书写都是“庆历”，而钱文上是“慶曆”。这是因为“慶”字简化后变成了今天的“庆”，而“曆”字的变化过程复杂一些，首先它有一个异体字“暦”，这个“暦”在清朝乾隆皇帝之后，为了避讳乾隆的名字“弘暦”，先是改成了“歴”，后又简化成了现在的“历”。
再说“重宝”，钱文上是“重寳”，现在的“宝”就是由“寳”字简化而来，这个“尔寳”是指玉器或其它小的宝贝，而另一个“缶寶”是指装宝贝的容器，可以理解成大的宝贝。
庆历重宝铸造的时候，是宋代货币第一次用“重宝”命名。后来之所以铸造折十铜钱，又铸造成本低廉的铁钱，主要是因为恰逢北宋与西夏战争，国库空虚，财政吃紧。那小伙伴们就不明白了，发行铁钱是因为铁成本低可以理解，那发行折十铜钱为什么也可以缓解财政压力呢？
这是因为一定重量的铜代表一定的价值，但发行大钱，就相当于把同重量的铜钱面值增大，历朝历代财政出问题时，要么将货币减重，要么虚增面值。但减重毕竟有限，增加面值可是空间无限啊。本身只值一块钱的铜，非要当十块钱给老百姓，搁谁能乐意啊?不乐意也没办法，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泡沫经济严重，通货膨胀爆发了。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主人公范仲淹闪亮登台。
历史评论范仲淹，说他是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甚至是军事学家，但很少有人提到他的经济才能。
先给大家讲两个他做太守时解决灾荒的小故事。
范仲淹在杭州做官时，发生饥荒导致米价上涨，老百姓都买不起粮食，按惯例政府都是用行政手段打压米价，限价、限购、限售……但老范不按套路出牌，他要求那些卖米的商家将米的价格提高到180钱，大家都以为他发疯了，但结果却是因为杭州的米价上涨，让外地的粮商觉得有利可图，抢着给杭州运米，由于供应量增加，米价自然下降了，杭州因此度过了饥荒。1000多年前，老范就纯熟地运用了“完全竞争”的经济学理论，充分炫了一把经济学大师的财技。
另一次是江浙地区发生大饥荒，老百姓流离失所。大灾当前，范仲淹竟组织起各种划船比赛，他自己还天天乘船观看赛事。在他的提倡下，划船比赛搞得热火朝天，从春到夏赛事不断。不仅组织划船，老范还召集各寺庙的主持，动员他们修庙，他说：“灾荒之年，工价便宜，有利于搞工程，兴土木。” 那时候很多富商大户都信佛，听说寺庙要搞工程，纷纷捐款给寺庙搞翻修，顺便趁着工价便宜，把自己的粮仓房屋也一起修了；范仲淹还动员各官署兴修衙门，带头搞基建。范仲淹的做法，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有些官员就上奏弹劾范仲淹，说他在大灾之年，置百姓疾苦于不顾，大搞赛事、大兴土木。朝廷也看不明白啥意思，就让范仲淹做出解释。
老范不慌不忙地说：“大灾之年，流民遍地，仅靠官家的救济，杯水车薪。为长久计，必须为灾民找出路，想办法让他们有活干，能自己赚来一份糊口钱，这才是上上策。我提倡划船比赛，是因为比赛中要用到船，主办比赛的商家就要拿出钱来造船，造船和运营比赛都需要人工，这样灾民就有活儿干了。通过工程建设，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这样一来，那些没饭吃的灾民就有工可做，不就解决了吃饭问题了吗？”朝廷这才明白了范仲淹的良苦用心，不但没有责罚，反而表彰了他。就这样，老范又一次完美解决了经济学中“资金沉淀”的难题，凭借政府财政支出，成功“拉动内需”，获得宋朝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样的财经达人，能够主持“庆历新政”改革也就不足为奇了。谈到宋朝改革，名声最大的是“王安石变法”，而不是“庆历新政”。但其实后者才是宋朝，乃至中国历史上都非常特殊的一次改革。为啥这么说呢？先了解一下宋朝的政治制度体系，就明白了。
中央政府：设参知政事（副宰相），枢密院掌管军事，三司使掌管中央财政，这样一弄，权力被分散，宰相被架空，中央一级就完全是皇帝老儿自己说了算。
地方政府：财政权由中央任命的转运使掌管，将领军权要定期调换，禁军驻地也要定期换防，做到“兵不识将只认牌，将不识兵只认旗”。这样避免了军队和将领之间密切联系。同时削弱节度使的权力，强干弱支，行政方面设知州和通判......
简单说，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维稳，防止造反，设置了大量以分散权利为目的的机构和职位，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管理层，相权、军权、行政、财税、司法都是设2套以上的班子，互相牵制，彼此制约。
这样就造成官僚机构超级臃肿，为了养活他们，光农业税肯定不够，于是宋朝就有了中国古代最复杂的专卖制度。几乎所有当时最有利可图的商品，如粮、盐、酒、茶、药、醋等都是政府专卖。政府还划分销售区域，不能越界销售，避免因竞争导致垄断利润下降。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乳香、犀牛角等奢侈品也是政府专卖......呵呵，你以为这就完了，还有你更想不到的呢。
政府除了专卖以外，还设置了“抑配制度”。因为专卖的商品太多，价太高，市场不买账咋办？答案是：强行摊派。你想不买都不行，我卖多少钱你都必须买，基本就是明抢。所以那时候宋朝政府就是最大的H社会，不服都不行。同时，执行摊派制度的一批人，形成了中国古代最复杂的国营企业系统，简单说，就是又多了一批不干活，又需要政府财政养活的人。有了这些突破人类想象力极限的政策，老百姓当然叫苦不迭，社会问题频发，政治经济改革势在必行，而这个时候范仲淹登场了。
之所以说范仲淹的改革在中国历史上都非常特殊，是因为他与以往所有改革的出发点都完全不同，核心就是4个字——量入为出！
中国古代很多改革不成功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没有改变固有的“量出为入”的模式。如果是“量出为入”，那政府钱花没了又没别的渠道可以赚，那就只能增加税收，从老百姓身上揩油。但如果是“量入为出”，那就不能大幅加税，不能让老百姓背锅，必须以政府的收入来安排支出。这样就必然要裁减大量光吃不干活的人。所以老范改革的核心，是要政府先瘦身。
范仲淹还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列举了十项具体改革建议，主要内容是严明考核，减少裙带关系，选拔有实际能力的人等等。按照老范的设想，必须先把政府的开支需求降下来，它才不需要在正规的税收体系之外，垄断商品专卖，搜刮民财，也才不用去维持臃肿庞大的国营企业体系。逐步地让利于民，老百姓富裕了，政府才能靠一个适中的税率实现财政平衡，政府和社会也才能良性互动。
范仲淹的改革，始于宋仁宗的庆历三年，所以叫做“庆历新政”。他坚持的“量入为出”四个字其实是打中了宋朝经济痹症的七寸，也阐明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历次经济改革的逻辑错误。如果真按照老范的改革进行下去，恐怕历史早就改写了。
可惜他只有一个人在战斗，改革只改了一年四个月，就在利益集团的强烈炮轰下搁浅了。而庆历重宝的虚值大钱也如期铸行，在这场“庆历新政”vs“庆历重宝”的PK中，最终以改革失败告终。宋仁宗这个“老好人”，就像他的庙号一样，宽仁有余，决断不足。随着宋朝与西夏战事趋缓，和谈的机会来了，战争导致的财政吃紧暂时过去了，宋仁宗也就失去了改革的动力。
老范见势不妙，知道自己的改革执行不下去了，得嘞，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吧。于是上报皇帝说边关吃紧，请求把自己调任河东、陕西宣抚使。仁宗就坡下驴，批准了老范的请求。从此，范仲淹开始了他连续出差的生涯，并最终病死在了路上。
范仲淹死后，仁宗亲笔题“褒贤之碑”，追封兵部尚书，楚国公，谥号“文正”，也就是后人尊称的范文正公。
宋朝经济繁荣，人才辈出，科技发达，文化强盛，即便是军事上也因广泛应用火器领先对手，可谓中国历史上登峰造极之时，然而为什么会盛极而衰？恐怕仁者见仁。这答案或许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也或许在每个人的心里。如果仁宗再多几个敢于直谏的范仲淹，亦或庆历新政不那么盲目自信而操之过急，可能看到的将是不一样的结局......
一币观史，我们不仅要懂钱币，更要看透这庆历重宝背后的故事......功过自有后人说，借清代龚自珍的一首《咏史》，共勉。
《咏史》
金粉东南十五州，
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
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
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
难道归来尽列侯!
本期刊号 | 23 - 九 - 02
本期作者 | 石头哥
排版编辑 | 宣 德
稿件校对 | 前 进
藏品及照片 | 石头哥、沺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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