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以 君
继朱少璋的《苏曼殊画册》、黄永建的《苏曼殊书画论》之后，李蔚的《曼殊妙迹百帧》又快问世了。这三响目标几乎一致的连珠炮，说不定会给沉寂多时的曼殊研究带来震撼，“曼殊热”由此有望升温。
这三位编著者都是我的好友，我们都在为曼殊研究尽着绵力。依我耳顺之眼光看，少璋沉实而有卓见，永建精进而富活力，李蔚老成而具胆识，加上我这个不自量力而好穿针引线的角色，缀联着活跃在学坛上研究曼殊的朋友，汇成一股不大不小的力量，在柳无忌先生的启示和指导下，从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着曼殊研究。
曼殊真的值得那么长年累月去研究吗？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得先借曼殊的朋友鲁迅的一句话去引入。鲁迅在“曼殊热”最高温时对增田涉说：“研究曼殊和尚确比研究《左传》、《公羊传》更饶兴味。”《左传》、《公羊传》的研究已逾千年，但许多少问题尚悬而未决。苏曼殊研究自上世纪二十代中叶，由曼殊的老友柳亚子、小友柳无忌父子揭竿发轫，迄今才传承至第三代，谜样的东西自然不少了。
苏曼殊确实是个谜，他离奇的身世，复杂的行止，奇特的个性，神妙的创作，迷离的思想，吸引着他生前和身后无数的爱好者。人们多围绕着他的本质究竟是“风流和尚”还是“革命和尚”而努力探索。这个探索很重要，因为不同的结论会影响到对他的创作的认识和评价。
我也为此问题困惑了十多年。在断断续续的业馀爬梳中，我朦胧觉得，曼殊是个以革命为“天职”、以为文为馀事的爱国志士，他有心革命而业绩不显，无意为文而成效甚高。我得出这个结论主要是根据曼殊的性情志趣和创作轨迹。
纵观苏曼殊短暂的一生，他“忍看国破先离俗”。离俗后他因“众生一日不成佛”而“我梦终宵有泪痕”。他为救国救民，发出“丈夫自有冲天气，不向他人行处行”的警言。他在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狂歌走马遍天涯”，他跨越江南江北，奔走南亚东亚。但由于他的交往，他的气质，决定他尽管有“蹈海鲁连不帝秦”的反清决心，也不可能拿枪战斗，而只能从事“易水潇潇人去也”和“轻叩柴扉问起居”一类的秘密活动。所以他的出家，他的教书，他的撰述，多半是为了掩护自己的真相。
弄清苏曼殊的意向和行径，就可以探讨他的性情志趣了。曼殊既然醉心革命，他就必然尚刚鄙柔、重武轻文。事实上，他生性“高抗”，所推崇的是舍生取义的谭嗣同、秋瑾、郭耳缦，赞扬的是明季苦节艰贞的英烈；他所鄙弃的是了无骨气的职方、都督，以及长妇姹女，嘲讽的是图名为利的“众蚁院蚁员”；他喜欢的是“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的大气，不喜欢的“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那得不回头”的恋忧。所有这些，都反映曼殊尚刚鄙柔的性情。至其志趣，曼殊早岁习陆军、练步枪，参加学生军，欲杀康有为。而对为文，他认为不是“修身立命之道”，所以他经常“久绝文字”，“画笔久废”。这些都反映曼殊重武轻文。
那么，何以苏曼殊又以文人鸣世呢？这有多个原因。首先是他的天份。苏曼殊是个私生混血儿，父母特异的节律和交错的基因使他获得良好的天赋，尤其是对艺术有极强的感悟力，故而被公认为“天才”。其次是他的经历。曼殊自小遭家族歧视，长成经钵飘零，沧桑的饱阅，刺激他对人生和社会作深沉思考，所以他“生天成佛我何能”，出世仍如入世。再次是他的交往。曼殊交往的多是有文化的革命家，陈独秀的口授手教，其他人对他的耳濡目染，都促使他竿头日进，青出于蓝。最后是他的学识。曼殊涉猎很广，汉英文俱精，我注他的作品时，许多词语找不到出处，柳无忌在美国各大图书馆也查不出他编译所本，我俩都深佩
他视野开阔。综上数项，曼殊具备了成为杰出文艺家的主客观条件。
但是，曼殊虽多才多艺，作品却不多，几篇小说，百把首诗和百馀幅画，译述也是寥寥。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他有心革命、无意为文所致。从曼殊毕生的创作轨迹，可以看到，凡是革命处于高潮时，他的作品较少；凡是革命处于低潮时，他的作品较多。1907年，光复会举事失败后，他走避日本。仅半年，他做诗撰文，绘画编书，又参与亚洲和亲会工作，又协助鲁迅筹办《新生》，这是他文化活动的高峰期。1909年，曼殊痛感国势日衰，“万事
零坠”，又赴日本。这一年，他异常消极，“不爱英雄爱美人”，但他著译甚丰，写出最佳的诗作，译出最具水平的诗篇，也绘了一些画。这是他创作的旺盛期。类似的情况有1910年在爪哇，1913年在上海。在爪哇，他支离病骨，哦诗排闷，写出了代表作《断鸿零雁记》。在上海，他目睹党人腐败，袁氏篡政，悲愤难平，纵情花酒，写出《吴门》、《海上》等组诗，及绘出大量画幅。上述可知，曼殊主要是个“行者”而不是个“言者”。他的精力总体是做革命工作，在革命无大所为时才进行创作。在这种环境下产生出来的作品，其基本特征自然是“真”了。正因为“真”，才会倾倒一时，哀感顽艳。
曼殊既是个革命志士，为何他的业绩却不显呢？这也有多个原因。一是他从事的是秘密工作，知道的人不多。二是他的联络人陶成章早死于他，故革命胜利后，无人推介。三是他口讷不善言，书呆子气又重，故他的工作不会做得太出色。四是他淡薄名利，不计个人得失。但尽管如此，他仍获得光复会追认为与“思想导师”鲁迅齐名的“文化导师”，孙中山评为“率真”，并追赐“曼残遗墨”题词。
曼殊这种“有心革命而业绩不显，无意为文而成效甚高”的现象，从一个标本的角度印证了要做革命文必做革命人的道理。这个道理，甚值得那些“死抱住文学不放”、“以创作丰富自愉”的“知钱分子”深思。
说到曼殊的画，自然同他的诗歌、小说、散文、翻译一样，都是有为而发，灵妙难俦了。
曼殊亲属说，他绘画具有“夙根”。这似不为过。他四岁“伏地绘狮子频伸状，栩栩欲活”。打后，绘所乘之轮船，所见的公鸡、鸟雀无不维肖维妙。在大同学校读书时，更为学校绘教科书插图及上美术课。这个妙笔生花的少年，到底从何处、跟何人学画呢？这到现在还是个谜。虽然曼殊说“太夫人令学泰西美术于上野二年”，但柳亚子却以行状无法排下为由而予以否决；罗孝明引别人说曼殊跟乌目山僧学画，但又被以风格殊异、对不上号为由而给以否定。在跟寻出踪迹之前，只能姑且说他是无师自通。无师自通固有绝对化之嫌。但据曼殊说：他的绘画是“自创新宗，不傍前人门户”的，故此说亦非全虚妄。所以单一追寻曼殊绘画效那一宗、学那一门就无异缘木求鱼。
曼殊绘画既属“自创”，那它首先体现在题材上。从曼殊现存的画，不难看到，它的选材多是有为而发的。这且不说《过马关图》、《听鹃图》、《江山无主图》、《潼关图》及《天讨》上的几图，都取意明显，哀国伤时。即以以仕女为主体的《卧处徘徊图》、《清秋弦月图》、《文姬图》、《葬花图》等，亦寓“西风故国”、“兴亡聚散”的深意。至于赠友送行的，其对象如刘三、黄节、黄侃、沈尹默、诸宗元、邓绳侯、波罗罕、水野等，也多是追求进步之士。而较多的纪宗述教图，亦于充满禅风佛味之馀，寄伤“崦嵫落日”之感，表“白马投荒”之情。而最为明显的是，他善借酒浇垒，在别人绘的《螃蟹》上写上“大有横行意，青袍误此生。可怜”的字样，极斥当官的为害。据此，对曼殊的画，不宜仅仅当一般山水、仕女等去观赏，而应结合他的题跋去理解他的情意。
其次，曼殊的“自创”还体现在技法上。他说，他的画“精妙奇特”。这精妙奇特，最重要的是表现在风格上。曼殊绘画，虽以中国画为基础，却溶合了东洋画、西洋画的技法，所以他透视准确，画面浮剔，除“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宋人之雄，去其犷”外，还有反差强烈、立体感强等特点。这一东西方文化拼撞的产物，诚“空谷足音”。此外，表现在构图上。曼殊的画布局得体，中心突出，疏密有致，虚实分明，错落成章，极富动感。这些都与他的文学修养有关。试借他的《淀江道中》一诗说明。此诗写从乡到市的途程：人骑着马，穿柳阴，向下看见水在沙滩中涌动，向上看见山上女郎在打樵，向前看见酒旗及其下的茅店。
全诗方位明确，记述有序。最难能者是绿柳、银沙、红叶、白旗，色彩鲜明。一个“知市近”，即注入灵魂，全诗灵动。诗如此，画也如此，诗中有画，画中同样有诗。还有表现在运笔上。曼殊的画，偏于工笔细描，不论仕女修竹，还是沟壑流泉，无不落墨灵巧，线条流畅，浓淡有度，点到即止。曼殊有此功力，恐是得力于他对素描写生的重视。试看他的几幅人、牛、柳、石，都有独到的观察及表达的功底。曼殊也有寥寥几笔，顿成大器的画，但此非其手本。总的来说，曼殊的画，属文人画一路，但他既有天份，又有学养，故而“非食烟火人所能及”。
曼殊作画，与创作其他文艺样式一样，都十分严谨，未有成竹，绝不下笔；一旦下笔，其势如静子所见所述。所以他“不肯多作”，以致“中原名士，不知之也”。
曼殊与岭南画派的高剑父有交往，两人当互有交流、互有影响。但两人相比，剑父似更“雄”，曼殊似略“纤”；剑父更“露”，曼殊似稍“隐”。可谓各有千秋，不相伯仲。但剑父风头甚劲，而曼殊甘于寂寞。故曼殊的崇拜者黄叶（海章）生前尝赐信我说：“世人但知剑父善绘，而不识曼殊精妙也”。言外有不平之音。
如今李蔚，以其对曼殊的特有感情，在出版《苏曼殊评传》之后，又穷其数年之心血，遍搜博索，终成这本《曼殊妙迹百幀》。我看着稿本，佳作琳琅，其中不少为我所未寓目。我真为挚友怜而歌，因为搜佚辑遗，我也做过，个中甘苦，惟己心知。李蔚能在前人的基础上跨出一大步，编成这么一本迄今为止最丰富、最精详、最具条理性的曼殊画集，以为曼殊诞辰一百二十年之奠仪，其付出、其心意，当不言而喻。
我作为曼殊研究的过来人，李蔚情意殷殷着我作序。我惭愧，我惶恐，因我已快十年无染指曼殊之作了，脑海中一片模糊。我十分害怕所写会贻误来者。但又想，有李蔚这本足可供来者研读参考之文献，则我的鸦蝉之谬，亦可抵销了。
马以君作于岭海顺德凤城嘤鸣楼
二ＯＯ四年四月十五日
原载李蔚《曼殊妙迹百帧》7-11页，北京远东联合国际拍卖公司2018年10月出品。非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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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作者马以君（1942 – 2013）：别署崔驰，祖籍广东南海，后逮台山。早岁在顺德大良读中、小学。1965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先后在新会、顺德从事教学、教研、修志等工作。业余涉笔文史。积久在《文学评论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新文学史料》、《鲁迅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华南大学学报》、《广播电视大学学报》、香港《大公报》等报刊发表有研究许地山、苏曼殊、黄节、康有为、梁启超、鲁迅、柳亚子、毛泽东等的文章数十篇，出版有《燕子龛诗笺注》（四川人民出版社）、《少石诗注》（湖南人民出版社）、《黄节诗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苏曼殊文集》（花城出版社）、《苏曼殊诗集》（珠海政协文史会）、《〈南社〉未刊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书。同时，创办并主编民间学术刊物《南社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广东南学》（内部印刷）。是从1980年开始的苏曼殊研究第三阶段的重要代表。他编辑的《苏曼殊文集》、《苏曼殊年谱》是截止目前最为完整、最为权威的文集与年谱，无忌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价。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马以君先生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供给了多幅珍贵画作，并审阅书稿，为之赐序，襄助良多。本集实际是编者与马以君先生共同编辑的。编者曾要求二人连署编者，为马以君先生所谢辞，而仅愿为之撰写序言。
原载李蔚《曼殊妙迹百帧》240页，北京远东联合国际拍卖公司2018年10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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