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 郭大路的小酒馆（jiudianstory）
1954年8月的一天，物理学家钱三强乘坐小车来到中南海永福堂。钱三强确实是受邀到此讲课的，只是这次他的授课对象比较特殊。彭德怀即将率领这支军事代表团赴苏联参观核军事演习，因此特意邀请钱三强给大家讲讲原子弹的有关知识。那天在中南海，钱三强把自己所掌握的原子弹知识，尽量通俗易懂地讲给元帅和将军们听。「三强同志，依你看我们中国要造出自己的原子弹，最快需要多长时间？」「十年太长，抗日战争也不过八年，搞一颗弹就花十年工夫，太慢！」彭德怀是个急脾气，尤其是朝鲜战场上一幕幕惨烈景象令他永远无法忘记，因此他比谁都着急，但他显然并不清楚研制原子弹的难度。「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原子弹？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几乎是一件不敢想象的事情。但朝鲜战争的悲壮，不能不对这种武器加以重视，「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而这一从梦想变为现实的整个过程中，所有重要的时间节点，都与钱三强密切相关。01
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
早年的钱三强，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少年得志」。他出身名门，父亲是著名文字学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钱玄同，家学渊源。少年钱三强得以接受那个时代最顶尖的教育，接触同时代里最优秀的人物。他在北京大学读预科第一次接触到现代物理学，就是被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亲自引领；而1936年当他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不久便又取得赴法留学机会，前往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声名显赫的第二代居里夫妇。法国居里实验室是当时世界原子科学最先进的研究机构之一。他的夫人何泽慧同样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1946 年两人发现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引起国际物理学界轰动。1946 年，钱三强与何泽慧在巴黎实验室的云雾室设备上做实验1948 年春，钱三强回国前夕在巴黎与约里奥·居里夫妇合影1948 年，年仅35岁的钱三强在法国已然根深叶茂，如鱼得水。他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还是研究生导师；他荣获了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被授予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是科学界一枚冉冉升起的新星。可以预见，如果继续待在法国从事科研，钱三强必定前途无量。但令人艳羡的职位和丰厚的待遇，并不能减轻钱三强对故国的思念。「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她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她的面貌。」1948 年 5 月，怀抱刚满半岁的女儿，钱三强与何泽慧踏上了回国的旅程。回国几个月后，北京和平解放，钱三强兴奋地骑着自行车来到长安街，加入到欢庆的人群。1949 年 4 月，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巴黎召开，叶剑英派人找到钱三强，希望他随代表团赴法国出席大会。回国后一直试图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钱三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提出，希望借此机会，在法国够买一些原子能研究需要的仪器设备。尽管当时财政极为困难，但中共中央还是设法拨付了5万美元。这笔被学者们称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第一笔外汇」的资金，给了钱三强巨大的震撼。当时二战刚结束，紧接着核战争的阴云又开始笼罩世界。
根据后来解密的白宫文件，为尽快结束战争，他曾一度打算对中国使用原子弹。虽然最终没有投下，但在其后的岁月里，针对中国的核讹诈、核威胁，从来没有停止过。1951年10月，法国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请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回国转告毛泽东：这个建议在朝鲜战争后首次被重视，中国的原子弹计划开始列入日程。当代科学的发展早已不是爱迪生时代，原子弹研制这样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第一流的人才，更需要一位着眼全局的科学统帅。
02
吃面包从种麦子开始
钱三强回国前夕，约里奥·居里夫妇为钱三强写下了两页评语并亲笔签名，评语最后写道：「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有的各种品德。」人们大都知道钱三强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但很多人可能不了解，他还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1950年成立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是中国原子能科学起步的地方。钱三强担任物理所所长后，立刻开始四方奔波延揽人才。除了老资格的物理学家赵忠尧，他从清华要来了在英国获得哲学、科学双博士学位的彭桓武，从浙江大学要来了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又邀请到同样留法归来的杨承宗。此外还有一些当时不太知名的大学生，也被他招揽而来。前排左起：胡文琦、肖振熹、邓稼先、彭桓武、赵忠尧、钱三强、何泽慧、肖健、王素铭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长、中科院院士胡仁宇回忆，在钱三强的谋划和组织下，一大批科学家从国内外聚集起来。短短几年，近代物理研究所就从建所初期的十几个人增加到了 150 多人。建国初，由于外国封锁，物理所一穷二白，很多最基本的器材都需要自己动手制造。有一次，彭桓武到天桥的垃圾箱里翻找零件，被警察误认为小偷给扣了起来，闹了一个大笑话；王淦昌赶制一台便携式 γ 探测仪，需要一个10兆欧姆的淬灭电阻，他跑遍北京旧货市场找不到，只好自己动手绕制；杨承宗冒着大剂量危险，到协和医院旧镭氡装置上提取氡气，用来制成氡铍中子源……物理研究所成为后来两弹工程的人才摇篮，而钱三强担当了最特殊的角色。
在当时的科学家群体中，他与钱学森是最为耀眼的明星。当时苏联的一些物理学研究所对外界是严格保密的，钱三强经特别批准才得以参观。幸运的是，借助他在法国居里实验室的经历，苏联科学界对他另眼相看，他甚至与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面对面交流，后来库尔恰托夫还两次邀请钱三强到他家里。中国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钱三强被委以重任，负责制定原子能发展规划，担任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研究阵容之强大，在整个科学史上都是空前的。由奥本海默领衔的明星团队，成员中获得诺贝尔奖的至少就有14人，其中包括哥本哈根学派领袖玻尔、物理学家费米、美国「氢弹之父」泰勒、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等。中国的原子弹计划，一开始是希望得到苏联老大哥支援的。1957 年，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纸面上写着，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而中方需要派出接洽的科研人员与苏联专家打交道。这样的人选并不好找：他必须有相当高的专业和科研能力，但名气又不能太大；要在国外留过学，会与外国人打交道；要ZZ觉悟高、组织观念强；但处事又要灵活。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的一个名门世家，1941 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来赴美国普渡大学留学，26 岁便拿到博士学位回国，被人称为「娃娃博士」。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找来邓稼先，打哑谜式地问了他一个问题：「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34岁的邓稼先心里咯噔一下，但稍一思索他马上明白了这个「大炮仗」是什么。那场谈话之后不久，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了，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大院和荒凉的沙漠戈壁。1961年1月，原子弹还没炸响，钱三强未雨绸缪，又瞄准了氢弹。这一次他盯上了在中科院做副研究员的于敏，他把于敏叫到办公室密谈，开门见山地告诉了于敏，组织上想让他参加氢弹的预先研究工作。一来，于敏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并不是他喜欢的方向；二来，当时于敏是个「只专不红」的反面典型，ZZ上不好过关。一开始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当时原子弹的研制尚在萌芽阶段，早期在苏联的帮助下刚刚摸到点眉目。但正是钱三强的未雨绸缪，才有了之后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花了 2 年多时间」，如奇迹一般。宋任穷将军曾说，钱三强在推荐关键岗位人才、组织科研攻关方面「起到了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后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参与原子弹与氢弹研制的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周光召、吴自良、朱光亚、于敏、郭永怀等，几乎都得益于钱三强的推荐。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基本阵容逐渐确定下来：关系破裂后，苏联专家从中国撤离，原子弹计划只能依靠自己。不过好在在钱三强的排兵布阵下，到1962年，原子弹研制的各个系统布局完成，各项科研攻关能够有条不紊地推进。然而，也是从那时候起，钱三强这个核心人物开始被迫远离这项事业「靠边站」了。03
你们连钱三强都不信，你们还能相信谁？
1964年11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令举世皆惊。钱三强在性格和为人处世上很「吃亏」，他疾恶如仇，看不惯生活中的歪风邪气，遇事直来直去，不会迎合形势说违心话。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称之为「可爱的书生气，较之官僚气要好得多」。两弹一星总指挥聂荣臻在了解情况后，在二机部的一次会上痛心地说：研制原子弹的工作任务已与他渐行渐远，以至于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还是在爆炸前几个小时二级部部长刘杰告诉他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三天，钱三强便乘南下的火车，去河南信阳农村参加教育。1967年氢弹爆炸成功时，钱三强正在接受隔离审查。听到新闻后，他急切地向门卫提出，想看看当天的《工人日报》，门卫并不知道，这个举世震惊的事件，与钱三强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氢弹爆炸成功后不久，钱三强接到通知，被下放到陕西某干校参加劳动。当时钱三强的小儿子钱思进也在农村插队，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他希望父亲能够帮他解决回城里的工作问题。「一个人的将来主要靠自己，你大了，不能总依靠父母，要独立生活，学会自己走路。我这一生也没什么特别的长处，只有这一条，就是做什么事情就好好做。」在干校，钱三强白天和大家一起劳动，养猪、摘棉花、施肥，虽然不熟练，但和他搞科研一样，认认真真。但钱三强与何泽慧仍然无法正常工作，不过这也是他们一生中难得的悠闲时光......
04
国士无双
钱三强犹豫是否应该留下照顾，钱玄同鼓励他继续出国求学：「一个弹丸之地的日本，能够侵略我们偌大一个中国，为什么？不就是我们中国落后，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吗？你现在学这个，到法国去，这是学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将来国家一定会用得上。所以你千万不要打退堂鼓，要坚持去。」少年壮志，意气风发，海外留学十载，不忘学成归来报效国家。在大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中，一片赤子之心，从未有变。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我们所享有的和平与安宁，仍受惠于他当年的奋战与牺牲。1992 年 5 月，科技届举办缅怀聂荣臻元帅活动。为了准备发言稿，前一天钱三强在书房准备发言稿，一字一句反复修改到凌晨。当天晚上，他心脏病发作，住院一个月后，在医院去世。60年代初，大饥荒。
科研人员每餐只能领到一个馒头和一角钱的干菜汤。
很多人患上了浮肿。
理论部的年轻人加班多、饭量大，常常喊饿，计算之余，他们有气无力地对主任邓稼先说：“老邓，我们饿……”
邓稼先当时拿教授级工资，比其他年轻研究员多些，他常常一边收拾桌子上的计算纸，一边说：“你们等着，我去想办法。”
不一会儿，他从街上买回高价的饼干或其它食物。
年轻人一哄而上，邓稼先也饿得两眼发虚，咽着口水说：“你们吃，也给我留一块吧……”
彭桓武有一阵子经常说：“我的脑子（饿得）不好使了。”
一天傍晚开饭时间，程开甲来到食堂，看到彭桓武坐在门口一块石头上不进去。
很是奇怪便上前询问。
彭桓武笑笑说：“年轻人不会算账，早吃就会早饿。晚吃半小时，能解决大问题，免得半夜饿的睡不着。”
曾有网友说，一直以来都认为两弹一星是理所应当板上钉钉的。
其实这当中的艰难困苦乃至惊心动魄，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参考资料：
1. 科学精英的多重角色：钱三强科技功业研究. 黄庆桥.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论文3. 《国家命运：中国「两弹一星」的秘密历程》. 陶纯, 陈怀国4. 《陨落的巨星：钱三强的故事》. 沈慧君, 郭奕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