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朱元璋立朝，有明一代，十六位皇帝手下的辅佐之臣盖不在少，如洪武时代的李善长（左相），虽然也曾一度大权独揽，但在阴鸷善谋且多疑的朱元璋手下却很难施展拳脚，且在洪武四年正月就告老引退了，继者汪广洋也只在洪武皇帝手下干了两年，胡惟庸，用刘伯温的话说，这是个绝不可驾辕拉车的“牛犊”，他凭着自己的小奸小滑爬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左丞相位置，为所欲为，作威作福，还异想天开想过一把皇帝瘾，结果阴谋败露被处以“凌迟”，此人一生用今天的话说，还是很会“混”的，可惜心术不正，于国于民都实在找不出一条好处来，也只能是起于捣鬼死于捣鬼。
自胡惟庸造反一案之后，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所有大权都集中在皇帝手上。帝国的兴亡也就全看当皇帝的贤良与否，皇上个人的才智，胸怀，趣味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的用人。朱元璋身后，成功的皇帝如朱棣（史称永乐皇帝），尽管朱棣身上的毛病不少，常常轻举妄动，但他在选任辅佐大臣这个问题上却表现得很有眼光，永乐皇帝全靠手下两个得力的尚书，才不至于在大明永乐晚期民穷财尽之时，皇帝没有走到身死国灭的那一步。这两个人是吏部尚书蹇义和户部尚书夏原吉。永乐皇帝那进的内阁大臣中也有圣恩宠眷的，如胡广、杨荣但他们仅仅有资格“参预机务（机密事务）”而没有“票似”的权力，这些入阁的大学士地位才正五品，而六部尚书是正三品，阁臣也就不可能凌驾于朝廷六部尚书之上；更谈不到有多大的权威。后来，要仁宗、宣宗时代的辅佐皇上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官为为尚书，职为大学士（内阁成员）也只是皇帝身边的顾问，介于师友之间，真正替皇帝拼死效力堵财政窟窿的还是三朝元老夏原吉。自英宗一朝国运开始急转直下，皇帝身边更是混蛋辈出，王振、徐有贞几乎成了以后各朝宦官乱政，奸相弄权的榜样宪宗皇帝朱见深时代竟出现“纸糊阁老”“泥塑尚书”，可见宦官乱政社祸害之烈：“只知有汪太监而不知有皇上”即出于此朝。
弘治朝虽说出了个稍为有些影响力的贤相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和一大批能臣，但对于大明帝国档不住的衰微，也只能是用清末李鸿章自我调侃的话说：“只不过充当裱糊匠而已”。
明世宗登基后，起先还有一位忠臣良相杨廷和在帮他收拾武宗身后破烂朝政——除掉江彬的是他，主持迎奉世宗继位的也是他，斥逐武宗成百上千的番僧，寺僧戏子婊子，“快马船夫”罢“威武营团经营活练”，也都在他主持下。但在嘉靖三年正月间，杨廷和就请求退休，回家了。内心深处根本就无心当皇帝的朱厚熜，实际上也的确不值得杨廷和帮也白帮。他这一辈子在历史上这所以名气那么大，主要靠了三个人；一个是上疏詈骂了他的大清官海瑞，另两个是帮他将朝政搞得一沓糊涂的大奸臣严嵩父子。万历皇帝身后的光熹二宗则被大宦官魏忠贤搅得暗无天曰，忠臣良相死的死，走的走，替代原内阁的全是一批小人。全国各地“民变”蜂起，大明已经是处在奄奄一息之间了。
到崇祯年间，大明气数数已尽，一位叫苏汝良的士大夫追忆起张居正，说了一句句感慨颇深的话：“几人相业似江陵”？
张居正自称平生别无他长，“只是耐得了烦”。
被后史家誉为“旷代宰相之杰”的张居正，就是真正耐得了烦，事事舍得下功夫去办的角色。
《明史?食货志》有这样一段比较公正的评价：“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开开方法，以经围乘除，畸零补齐。于是豪猾不得隐瞒，里甲免除赔累而小民无虚粮”。
从中国封建时代的儒生观念看，一国的宰相应该是雍容大气，小事不屑理，整在只与君主坐而论道，具体事务自有手下一帮干练之臣去打理，但这样的宰相只能迂腐的儒生想当然的太平宰相，象万历年间国运式微，民不聊生离开张居正起衰振微，雷厉风行，事必亲躬，万历十年的“中兴之象”缘何而来！
张居正注重大权独揽，而又并非将他下辖的六部的权力全都剥夺光，他只是自己负总责，时刻监督下面，而下面具体负责每一项工作的六部官员则丝毫不敢懈怠、渎职。这就补救了太祖皇帝废相的“臭棋”。张居正主持内阁，给于六部的权力也是很充分的：各地的巡按（巡抚和巡按御吏）必须坚决按六部要求办事，而各地巡按也有绝对的权威督责下属各府、州、县。张居正也全靠由上而下，自下而上形成的权力紧密衔接，形成一个效率较高的行政体系，也使得他能够在极短的时期完成一系列重大改革，且指挥灵活，运行自如。从万历二年起张居正开始的整顿驿递、税关、盐政、漕政、马政，一直到子粒田征税，事无巨细，一一厘清，将去许多不合理的制度一一改正紧接着全面推行“一条鞭法”完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财政税收体制的上重大改革。张居正的改革力度之大，显然超出士大夫们的心理承受力，在他们看来：这张居正满脑子的改革措施，奔的就是一个字——“钱”！只要他觉得能让国库里多一分银子，他什么都不管，皇帝老子想乱用一分银子也不行。以至于他在位那几年，皇上玩得高兴时想赏给后宫某某人一点银子身边竟拿不出分文，只好给宫女、太监打白条，说朕今后有钱了再兑现！
张居正的业绩在《明史?本传》中仅有寥寥数语，在《明史稿》中更属本已少得可怜的文字还贬多于褒，但在历史上，毕竟抹不去张居正的作用。即从张居正死后×年的１５９２年，还有１５９７年万历皇帝两次派遣军队前往朝鲜阻挡丰臣秀吉的入侵，经年累月，难分胜负，而资费不菲，花的全是张居正任首辅时期库存的银两亦强见一斑。
内患的清除，使得大明天下归于相对的清平，税收大增，而张居正主政内阁时，内患主要是四川的“都掌蛮”、广西的“古田壮”、广东的“罗旁瑶”这些在边远省区占山为王聚众起事的乌合之众并设什么明细的政治纲领，又有军事素养，很快被张居正委任的几位总兵官平定，首领不是被杀，就是投降。主要的外患依然是北方的鞑靼。明朝疆域的正北面边疆即沿今天的长城，东段从山海关到居庸关，有戚继光任“总理蓟州军务”就师上下完全可以高枕无忧。中段宣府大同，西段延缓宁夏，均由于靠着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的王崇古成功地安怃了俺答及其侄子吉能，一个受封为顺义王，一个受封为都督同知，俺答修建的开化府改为“归化”，汉蒙人民友好互市，从而奠定了汉蒙两个民族之间的长期和平相处的格局。不公万历时代相安无事而且一直延续到明亡。因此，在张居正手下的几位忠勇干练之臣中，王崇古的功劳完全不在威名赫赫的戚继承者光、李成梁之下。倘若张居正不是１５８２年５７岁的任上突然辞世，那么，这位荡平辽东、威镇关东的辽东总兵官李成梁的作为很可能能使努尔哈赤的势力不复存在。
张居正任上，内患、外患之外还有一个水患，也是得力于张居正用人的胆识，放手让一个叫潘季驯的水利官员全责，甩开一味扯皮的“河漕尚书”和“总河都御史”，不到两年时间，潘季驯果然用他上报给张居正的治水方案将黄河和淮河同时治好了。这里值得一提的插曲是：潘季驯在治水工地上卖力施工，朝延上一些大臣在卖力攻击，正加当年戚继光创新训练军队一样被一些朝臣批得一无是处，张居正对那些闲言碎语一概不理睬，将那些告状信函统统谁在那儿，不作任何回复。
治水成功后，张居正又下令将水退了之后的荒地，按户分配给各县灾民，免税三年，一下将水患变为水利。明中叶以来，朝廷不做该做的事而不该收的钱，使得农民苦不堪言土地大量抛荒，也只有在张居正上任后兴利除弊，农民有了盼头，公万年九年田亩数字一跃而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倾，普通农民的曰子也好过多了。
正由于张居正虽然大权独揽而又善于放手用人，他当政期间的六部尚书、左右侍郎更迭的很少，除了一个被罢免，其他多是一直干到退休。
《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对张居正的作风批评很多，其中不乏尖刻之词，但也不能不承认，张居正当政期间“十年来海内肃清。用李成梁，下继光，委以北边，攘地千里，荒外敬服”。南方少数民族“累世负国者，次第遣将削平之，为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同寺（术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倖严考成，核名实，请邮传，核地亩，一时治绩炳然”。
因而，有史学家认为，从张居正将大明在万历初年从颓势中拔擢而起，揽权所为心在利国利民利君，而个人的失德已属瑕不掩瑜，以张的相业而论，不仅是有明一朝唯一的大政治家，也是汉以来少有的大政治家。甚至断论，诸葛亮和王安石仅仅是勉强可以与张居正相比，说勉强，是因为诸葛亮仅仅在成都平原上苦心经营，而没有机会在全国施展他的治国之才，而王安石又太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他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又没能确立自己大改革家的权威团结任用贤良之士，他最在的成就是无意间和死对头司马光成就了一代词家苏东坡！还有一道名菜——“东坡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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