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不重要的人
永兴元年（304年）八月的某一天，河阳津渡口的官吏又开始盘查前来渡河的各色人等。这项例行公事的工作最近得到了上峰特别的重视，成都王司马颖亲自下令，不允许让任何王公贵族渡过黄河。不久前，成都王颖把惠帝的车驾劫持到邺城（《八王之乱大事记》事件七），同时被掳的亲王也不在少数。成都王杀心不算太重，不想对自己这些叔伯兄弟连挥屠刀，但当然也不愿意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地盘上成为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力量，于是便只想把他们集中在邺城监管起来。当然，作为基层的办事人员，渡口的官吏未必清楚这一层政策意图，他只需要执行好命令即可。
眼前策马而来的这个人看起来就有些可疑，官吏们上前拦住了他，喝令他返回。这时候后面又有一骑马跟过来，马背上的乘客看来和被拦住的这人很熟络，他用马鞭轻轻敲了敲被拦住的这个人，说道：
“舍长，有令禁止贵人过河，怎么你也被拦在了这里？”
舍长是很小的官，官吏们当然也就不再有阻拦的必要。看着这个人弃岸登舟，也许还有人喃喃自语的说：“看这家伙好大的威风体面，原来却只是个舍长。”
事后，官吏们大概能够获知，他们上当了，他们放过的倒还真是一位王爷，琅琊王司马睿。再往后，一系列天崩地裂的浩劫中，官吏们活下来的机会未必很大。——如果能留得一命，那他们大概会从此把自己的麻痹大意描述成一种远见卓识，并且声称，正是他们，为大晋朝留下了半壁江山。
当然，在永兴元年，司马睿从邺城逃到洛阳，不久后又回到自己的琅琊封国，这看起来无论如何不像一件大事。史书上甚至不愿意浪费笔墨记录一下成都王颖对此事的反应。司马睿是世袭琅琊王，他的祖父是司马昭的弟弟，论起血缘来与当今皇帝已经是疏而又疏。此时的司马睿在司马家诸多的王爷之中并不显山露水。他身上最足以构成谈资的，倒是一桩丑闻，据说他的母亲夏侯太妃给老王爷戴了一顶绿帽子，司马睿其实是她和一个姓牛的小吏所生。
当然，有欣赏司马睿的人物，比如出身琅琊境内最大家族临沂王氏的王导。但王导在王家一样算不上头面人物。在当时，王爷们和自己封国内的世家结交本是惯例，但王家更多的人还是愿意选择看起来更有作为的东海王司马越，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王衍。即使是王导，他和司马睿是朋友，多年以后他们仍然乐意提起这份“布衣之好”或“管鲍之交”，但王导却也是在东海国任参军之职。
司马睿回到自己封国，是王导的建议，很可能部分也是出自东海王越的授意。回到琅琊国后，司马睿也成了东海王越的势力中的一份子，——当然，并不特别重要。正如对司马越而言，王导也远不如王衍那么重要一样。
不重要的好处，就是比较容易从权力斗争中脱身。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与王导一起南渡建邺。平吴之后，这个昔日的吴国都城已经失去了重要地位，正是一个适合不重要的的人去的地方。
二南方的忧郁
三国归晋之后，东吴的故土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帝国。它像是长江以南一块巨大的漂浮物，无法给以一个准确的定位。
晋武帝颁布过优待吴地士人的诏令，然而诏令显然不曾得到有效的推行。征服者的优越感萦绕在广大官员和人民的心头，足以抵消皇帝圣旨的效力，——何况皇帝也未必真的很在意这项政策。太康年间，吴郡人蔡洪举秀才入洛阳，洛阳人对他的评价是：“你是吴楚的人士，亡国之余，有什么特殊才能，敢来接受这样的选拔？”
这样地域歧视的文字在史料中俯拾皆是。同样遭到嘲笑的，还有文采风流的陆机、陆云兄弟，有人明知故问的跟他们说起：“陆逊、陆抗，都是你们什么人？”那个时代，这样当面称呼别人祖父、父亲的名字，实在是最大的不逊。而著名的“除三害”故事的主角，勇猛可以屠虎斩蛟的周处，在西北战场上，可以说是被几个愚蠢的王爷给轻易的玩死了。
出身寒微的陶侃在洛阳时曾被人嘲笑为“小人”，嘲笑者是谁却有两种不同的记载，温雅，还是顾荣？事实似乎不难判断，有学者这样分析道，温雅来自太原望族，把陶侃视为小人那是理所当然。而顾家虽然是吴中高门，但是在洛阳，顾荣的地位比陶侃又能高出多少呢？[2]
一个激愤的说法是：“扬州地区没有担任郎官的人，而荆州江南，竟无人在京城任职。”话说得如此绝对自然有些夸张，然而吴人极少能够进入权力中枢，却是事实。
另一方面，朝廷的势力，似乎也难以在吴地扎根。相比而言，蜀地倒是容易治理得多，曹魏与蜀汉固然曾是死敌，但曹操父子崇尚刑名，诸葛亮则是家世相传的法家，因之虽然政权更迭，政策上却仍然体现着一种延续性。
东吴各大家族的名士们在中央前途无望，也就越发控制住在家乡的权力不能放松。曾经有人向晋武帝建议，派遣年长能干的亲王去东吴坐镇，也许能够改善局面。但事实上，晋武帝所封吴王司马晏并未到自己的封国去，——即使去了也不会有什么效用，吴王晏患有风疾，几乎丧失了视力，并且被公认为“于武帝诸子中最劣”。
晋武帝曾经感叹，“吴人轻锐”，容易动乱而难以安定。他采取的对策是，让东南六州的将士轮流到江东驻守镇压。当然，这只会加剧吴人的抵触情绪，并且，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比如，到了八王之乱的时候，这项政策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
西晋后期，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决策中夹杂一个明智的措施，一部分吴人得到了引用。但是，要北方士人真正接纳他们，显然还需要时间。
已经没有时间了，随着中原的动荡，滞留在洛阳等待机会的南方人大多数打算回去。于是就有了张翰思念鲈鱼莼菜，而辞官回乡的故事。辛弃疾在他的名作《水龙吟》中，以“尽西风，季鹰归未”这样的句子，表达了对张翰做出这样对国家民族缺乏责任心的选择的委婉批评。然而，这典型是一个宋朝人的想法，在当时，张翰们对这个北方人的政权，还实在难以有太深的感情。
三等待VS等待
东汉末年，王导的伯祖父王祥曾经率领族人，在庐江隐居二十多年。隐居是诗意的说法，真实的原因当然是躲避战乱。庐江是魏吴两国势力交界的地方，因此，琅琊王家对江东大概本不陌生，王导一再鼓动司马睿南下，多少也是吸取了自家先人的经验。
司马睿到建邺之后，最初一段日子过得相当冷清。作为政府派驻此地的最高军政长官，他等待着当地名流来拜谒自己的。然而，一个多月过去，竟然无人对之加以理会。
这位琅琊王再不引人注目，但是要说吴地人士对他的到来一无所知或毫不介意，一样也不合情理。但问题是，他们也在等待。
永嘉元年，中原的局面看起来也还没有坏得不可收拾，相反，倒是有些回光返照的迹象。新皇帝即位，让人们多少抱有一些希望。朝廷内外的各股势力尽管仍在明争暗斗，但王爷们抡刀动枪的自相残杀却已经停止。面对各地的叛乱，政府军在战场上也还有能力取得一些胜利。所以这一年，在中央任司徒之职的王衍布置退路，营三窟之计的时候，也仅仅考虑到“有江汉之固”的荆州和“有负海之险”的青州，江东地区，还不在他的视野之内。
而只要北方的政府还足以应对危局，司马睿就只是一个随时可能被调走的地方官员。江东士人也就不必对他有格外的重视。
对于中原的乱局，江东士人本有观望的传统，东汉末年即是如此。大体说来，这里的人们没有太大的野心（也可说这是基于对自身实力的一种清醒的认识），他们愿意接受一个外来的政权，只需要这个政权能够保障自己的家族利益即可，但却从来没有考虑过在自己人中推出一个称孤道寡的人来。当初，经过漫长的磨合，顾、陆、朱、张这些大家族们接受了孙吴政权[3]，现在，他们未必不希望再有一个孙权出现。事实上，在司马睿之前，一个叫陈敏的人，也向江东士人寻求过合作。
陈敏当时任广陵相，平灭了当地的叛乱后他有了割据江东的图谋。江东士人们对陈敏显然不抱太大希望。也许是事先商量好的，他们中许多人以各种理由推托，不接受陈敏的任命，但以顾荣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到陈敏身边任职，以便不至于和他关系完全搞僵。顾荣在试图讨好陈敏时候，曾明确把他比作孙权、刘备，而吴士最终彻底放弃了陈敏，也是因为确认他不足以“蹑桓王之高踪，蹈大皇之绝轨”[4]。
经历了陈敏事件，无疑也会使吴士们在选择归附对象的时候，越发的审慎。
接下来的一幕是著名的。那一年的三月初三，为了提高司马睿的声望，王导联络了自己的族兄王敦，以及其他北方流亡来的名士，烘托着司马睿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走秀。
三月初三在当时是格外重要的节日，修禊祓除，曲水流觞都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后来流芳千古的《兰亭集序》描绘的即是这一天的景象。这一天，王导让司马睿乘上肩舆，安排了威严的仪仗，王敦、王导兄弟，以及诸名士骑马侍从。江东人士见此景象后都感到惊异，一个跟着一个的在道左下拜。然后，王导建议司马睿派自己去拜访了吴士的领袖贺循、顾荣。终于，这两个人都接受了司马睿的邀请，这之后，吴地的士人，也就纷纷前来了。
这样故事性的记载，真实与否，历来容易为人所怀疑，何况事件发生的时间，与诸多史实也确有难以合榫之处。然而，它确实真切反映出王导在司马睿身边的作用，以及此时南北士人们的心态。北方的名士翼戴司马睿，这样盛大的排场固然对吴士颇具震撼力，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当中传递出一个信息：如果北方的局面将会好转，这些大家族的名流，很快就会有回去的一天，又何必如此奉承这样一个皇室疏宗的王爷？
而如果中原的形势已经绝望，除了拥戴眼前这个人，还能够有什么选择呢？[5]
四王导与陈頵
王导是司马睿身边最重要的人物，——或者说，司马睿更多只是形式上的代表，只有他，才是王马组合中的真正的关键人物。然而王导似乎并未做出多少业绩，在他的传记里，甚至难以找出几件值得称道的具体事件来。能看见的，倒是不同的人物一致对他作出高得惊人的赞誉，司马睿说他是自己的萧何，北方流亡来的士人则交口把他比作管仲，——永嘉五年（311年）洛阳倾覆，这前后他们潮水般涌向江东，很多人刚到建邺的时候感到不安，觉得这里根基微弱，随时将会步中原的后尘，但是见到王导之后，担忧就消失了。
这样强烈的反差，使得有学者觉得，《晋书．王导传》只是一份谀辞汇编，“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
那个时代的当事人里，肯定也有人会赞同这个意见，比如司马睿的录事参军陈頵。当时，按照王导的建议，司马睿从流亡过江的人中选拔了一批掾属，人数达一百多人，这就是著名的“百六掾”。“百六掾”中有多少人具备政治才能显得可疑，他们绝大部分出身高级士族，直到此时，仍保留着在中原时的旧风气，习惯逃避事务，只求得自己安逸。陈頵对司马睿说：“洛阳还太平的时候，朝臣们都认为尽心尽责是平庸，傲慢放纵是优雅，受这种风气的流行感染，国家才至于败亡。现在您的幕僚仍然如此，只怕会重蹈覆辙。希望从今以后，接受任职却又称病不负责任的，全部免官。”
这样一点简单的考勤要求，被公认为苛刻，王导也不接受陈頵的意见。陈頵出身贫贱，在司马睿府中本来就是个另类。他这样义正辞严而喋喋不休的说下去，越发使自己变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不过结局总算还并不太坏，他被打发到地方上去做太守。
史书上没有提及陈頵登程时的心情，但愤懑和失望，大概不可避免。在他的心目中，王导无疑是这些尸位素餐者的代表人物，最多算得一个滥好人而已。
陈頵的遭遇，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共同的悲情。然而实事求是的说，司马睿和王导确实没有采纳他意见的余地。风气一旦形成，改变自非一朝一夕之功，可是面对北方的威胁，司马睿要把流亡士人统一到自己旗下来，却必须只争朝夕。王马组合的根基本极微弱，做这样一个假设并不离谱：反腐倡廉、勤政爱民的口号被提出，并且三令五申要落到实处，于是被厌恶的就不是陈頵而是琅琊王本人。世家大族们开始寻求另外的人选代表自己，这其间的利害关系当然又难以协调。不久后，江南分崩，在任意一次稍具规模的南侵中，王朝最后的生机断绝，蛮族的屠刀雪片似的洒向南方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至少，十余年后的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都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
所以王导只有向司马睿提出，要“政务宽恕”，要“事从简易”，要“抚绥新旧”。实际上即是对各种贪渎行为给予默许。当年陈頵还在北方州郡里做督邮的时候，曾一次检获当地大族隐匿的人口三千人，此事在王导眼中，大概竟可算前科。众所周知，王导欣赏的政策，是宁可使吞舟的大鱼漏网，也不愿意这样以“察察为政”的。
很多人指责王导昏聩，于是王导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不幸的是，翻检史书，会发现他的预言很大程度上竟成为事实。任何变革都意味着进入雷区，而昏聩的态度，在当时竟是最有效的黏合剂。只有这样，才保障了建康（愍帝即位后，建邺改名建康）的流亡政府终于得以建立，自然，这也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东晋不可能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权。
五 南北对话
该如何做好协调工作，王导确实精于此道。他拟定的那个“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的十七字方针看似无甚新意，实际贯彻起来却极考验施政者的能力。尤其是“抚绥新旧”一条，“新”是指刚刚逃亡过来的北方士族，“旧”则是说江东土著，单独安抚一面容易，同时取得他们的支持却有极大的困难。
很容易的，王导让北方人觉得自己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事实上很大程度也确乎如此），然后，王导动员各种手段，试图瓦解南方士族的心理防线。他是那种见面熟的人，善于让每一个人觉得受到了重视。《世说新语》中的几则逸事颇能见出他的技巧：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 ”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当时的临海郡，治所即在今天的浙江临海东南，这位姓任的客人，当然是南方人。王导一句话，便解除了他的孤独感。至于在胡人面前，弹指的动作和“兰阇”二字，含义如何虽然不易确定，但效果同样显著。[6]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吴语中，渹是冷的意思，“何乃渹”也就是“真凉快”。王导学作吴语，在北方士人刘惔眼里自然显得可笑，传到江东人耳中，喜剧效果只怕也一样强烈。然而，乡音亲切，这样做无疑是拉近了王导与吴士的距离，所以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此举与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政策而禁止鲜卑人用鲜卑语，有着类似的政治内涵。
王导与陆玩间的交往，许多例子要更加典型。王导向陆玩请求两家通婚，陆玩拒绝了，并且回复的刻薄程度，几乎接近关羽那句虎女不与犬子相配的名言：“小土堆上不长松柏，香草臭草也不会被放入同一个容器。我陆玩虽然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
陆玩对王导的态度一向轻忽，以说玩笑话为乐。很可能，王导预料到他的拒绝，甚至也预料到会有一个刻薄的答复。但请婚仍然是必须的，给对方一个拒绝你的机会，让他的虚荣心在拒绝中得到满足，原也是一种套近乎的方式。
然而，牵涉到切实的经济利益，很多问题便非任何高明的交际手腕所能解决。比如出身义兴周氏的周玘，就对这些北方侉子，觉得越来越怒不可遏。
六南方的愤怒
义兴周氏宗族强盛，忠勇的周处虽然战死于北方，但这些年来，周处之子周玘却是江东的风云人物。到永嘉四年（310年）的时候，周玘已经有三定江南的美誉，[7]司马睿对之十分忌惮，因此在人事任命中，对周玘明显刻意压制。而司马睿的亲信刁协，又对周玘加以轻侮，因此触怒了周玘。但这只是事件的导火索，背后还有更深的社会根源。
在当时，江东士族大抵可以分为两类。如上文已经多次提及顾荣、贺循、陆玩等人，都可以划归为文化士族；——他们有较高文化修养，尽管未必熟悉时尚的玄学，但秉承东汉以来的传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却称得上家学渊源。义兴周氏则是在另一类士族的代表，它是首屈一指的武力强宗。
流亡过江的北方人也大概可以分为三等：上层阶级即是晋的皇室，以及当年洛阳的公卿士大夫们，他们得意于自己的门第，也得意于自己的文化品味；中层阶级是北方的一般士族，他们不以学术见长，然而往往以勇猛善战著称，后来的历次南北战争，正是他们构成了南方军队的骨干；下层即是士族的底层以及一般庶族，此时他们的势力分散而薄弱，只能随遇而安，接受南方人的风俗，融入南方人的社会。他们风光的日子要拖到一百多年以后，直到南朝历史的中后期，他们中才有人物抛头露面，呼风唤雨。
上流社会的人物追随司马睿荟萃到建康，这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中层该如何确定自己的去向，却颇费踌躇。建康实际已成为新的首都，他们挤不进去；吴郡一带是顾、陆等江东大族的根据地，已经被盘踞得无缝插针，自然也难以立足；而由于思念故土，他们也不想再继续向南迁徙。于是，京口晋陵一带，也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晋陵郡的辖境，相当今天的镇江、常州、无锡三市及周边地区，而周玘及其宗族生活的的义兴郡治所阳羡，则是今天的宜兴。两地紧邻，今天坐长途汽车往来，时间大抵不过数十分钟，车票花费仅人民币一二十元。当时当然不可能如此便捷，但彼此接触，仍必十分轻易和频繁。
北来的中层阶级与义兴周氏距离如此之近，利害冲突自然无可避免，双方又均为武人，则一有仇衅，便往往不惜以武力解决。最终，据说周玘决定联络南方的各种势力，杀尽北方人中的当权派，把司马睿变成南方利益的代言人，但司马睿识破了他的计划，于是导致周玘忧愤而死。其间波折的真相今天已不可能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临终前周玘给儿子周勰留下这样的遗言：“害死我的，是那些北方侉子，能够为我报仇，才是我的儿子。”
一年后，周勰果然发动了叛乱。叛乱本身很快被平定，但因为周勰的行为有“因吴人之怨”的群众基础，也使得司马睿对此事未敢深究，周勰本人未受到任何处分，司马睿像当初一样抚慰了他。
总体而言，南北文化士族的交流，看来就要和谐得多。有一次，司马睿在顾荣面前流露出缺乏归属感的情绪，司马睿说：“寄人国土，时常怀惭。”顾荣立刻回应了“王者以四海为家”这样动人的言辞，并列举古代的例子，证明迁都可能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当然，如果经济冲突也不可避免的话，言谈投机就显然是不够的。看来，危机确实就在眼前，北方大族习惯了奢靡的生活，现在集聚于建康，生活稍稍安定之后，求田问舍的兴致就重新勃发。而建康既然是东吴的旧都，它附近的庄园，自然都垄断在吴士的手里。但最终，这场资源争夺没有发生。王、谢等大家族选择了到当时略显荒凉的会稽郡去置办家业。后人欣赏王羲之的书法，谢灵运的诗文的时候，很自然会觉得，浙东的幽美山水是他们作品中灵性的重要来源。但也许不得不扫兴的指出，这道文艺源泉里，一开始就渗透着阿堵物的气息。
顾荣们选择拥戴司马睿的时候，内心大概有这样一种自信，这个政权不会强大到足以摆脱对自己的依赖的地步，北方的来客很快将后继乏人，——当初，孙吴政权就是这样一步步变成一个江东人的政权的。但是出乎他们的预料，这一次的局面和当年大不相同。北方的动乱比之东汉末要严重和漫长得多，北方士人一波又一波的涌向江东，反而是本地人越来越被边缘化，最终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到了南齐永明年间（483～493），一个吴地的士人对顾荣破口大骂，并扬言要掘开他的坟墓，原因是顾荣引北方人渡江，才导致了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却都仕途的不顺。他的愤怒不合历史潮流，但大体上也算合情合理，只不过南方意识到这一点，已经迟了一百七十年。
七打回北方去
众名士一起登上建康城南的新亭游玩宴了，出身汝南大族的周顗坐在坐间，忽然长叹说：“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于是众人相视流泪，只有王导愀然变色说：“现在我们应该同心合力为王室效忠，收复神州沦陷的土地，怎么能像楚囚一样相对哭泣呢！”于是众人都收住眼泪，向王导道歉。
这大概是《世说新语》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在今天的语文课堂上，仍会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对它加以阐释。然而，当年刘义庆编撰此书时的看法显然和老师们不同，这一则被放置在《言语》篇而不是《德行》、《政事》之类的篇目当中，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的暗示：王导只是一个喊口号的高手而已。
口号的当然是必须的，它让人们恢复中原的激情得以宣泄，所以恢复中原的行动，也就可以是不那么迫不及待的了。发挥着类似口号作用的，当然还有侨立郡县与白籍户口。司马睿划出一部分土地安置流民，并给这些地方冠以流民北方故乡的名字。白籍则是一种临时户口，因为使用白纸登记而得名，而与永久性的户籍写在黄纸上不同。既然在南方的户口是临时的，当然也就意味着政府向人民宣告，大家很快可以回到北方去。——结果是，这一临时就临时了整个东晋，一直到南朝后期白籍才被废除。不过，白籍户口可以减税，可以免除对国家的许多义务，有此实惠，北方人中除了极少数理想主义者，也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向政府循名责实了。
永嘉四年（310年）十月，洛阳城危在旦夕，晋怀帝传檄各地方镇发兵入援，皇帝诏书的语气已经近乎哀告，然而，他终于没有等来一兵一卒。
其间，司马睿倒是对北方发起过一次军事行动，不过攻击对象不是刘曜、石勒的叛军，而是寿春的扬州都督周馥。
这以前，周馥请求怀帝迁都寿春，这就得罪了想把皇帝垄断在自己手里的东海王司马越。这时候，司马睿还算是东海王越一党的成员，所以他接受东海王的指示，向周馥发动进攻。当然，更实际的理由是，司马睿对自己势力范围内的这支异己力量，早就耿耿于怀。
后来，司马睿和曾在周馥手下担任庐江内史的华谭有过对话。司马睿先指责周馥谋反，被华谭反驳后又改口说：“周馥具有方镇的地位，手握强兵，朝廷征召他他不去，朝廷危险的时候又不能扶持，也算是天下的罪人。”
华谭的回答十分斩截：“这话不错。要说朝廷危险而不能扶持，周馥应该与天下共受其责。但应该受到指责的，绝不仅是周馥一人。”
永嘉七年（313年）四月，占据长安的秦王司马邺称帝，并改元建兴，是为晋愍帝。愍帝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都督陕东诸军事，交托的任务，则是“领精兵二十万径造洛阳”。面对愍帝派来的使者，司马睿的答复是，“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
使者对此当然也无可奈何。只有一个叫祖逖的军事顾问坚持北伐，于是，司马睿给了他一千个人的口粮，三千匹布，让他自己去组建军队。
这之后，司马睿忙于把自己的势力向长江中游推进。当然，北伐仍然在理论上具有最高纲领的地位，于是司马睿也几次发兵北上，都很快都以各种理由而半途而废。
建兴四年（316年）十一月，长安失守，愍帝向刘曜投降。消息传到建康后，司马睿亲自带军队出去露宿野外，身披铠甲，向各地发布檄文，限定出兵的日期。但意外还是不出意料的发生了，因为水道运粮没有及时抵达，到底没有能出兵，于是司马睿杀了督运粮草的官员。
督粮官人头落地后，行刑者把刀在柱子上擦拭，结果血竟然逆流而上，一直到二丈多的柱子末端才流下。围观的人都信誓旦旦的说亲眼看到了这样的景象，这种坚定甚至打动了七百年后的司马光，不记录神奇灾异的《资治通鉴》破例保留了这个细节。
于是王导等人都上奏疏承认错误，请求免除职务。司马睿说：“政令刑罚失当，都是我糊涂闭塞造成的。”到底一个人也没有治罪。
八等到了
建兴五年（317年）二月，一位北方的地方官员逃回江东，声称带来了愍帝所写的最后一份诏书，其中命令司马睿“统摄万机”。三月，百官请求司马睿称皇帝尊号，司马睿不同意，百官坚持，于是司马睿慨然流涕说：“孤是一个罪人。诸位贤良如果逼我不止，我将返归琅邪封国。”他传呼私人奴仆，让他们准备回国的车驾。最终，双方都做出了让步，百官请求司马睿依照魏、晋旧例，先称晋王。司马睿同意了。
六月，刘琨等一百六十位北方将领联名上书晋王司马睿，请求他登基。晋王再次表示了拒绝。
但事已至此，晋王将当皇帝的说法虽然官方还没有认可，却已经失去了小道消息应有的神秘性。小道消息中的小道消息产生，有人重提晋王是夏侯太妃和牛姓小吏所生的传闻，另外有人则回应说，图谶中有“牛继马后”的说法，这一切，也是早就注定好的。
事情拖到第二年（318年）三月，愍帝的死讯终于传到了建康。于是司马睿穿上斩衰丧服，别居倚庐。群臣又一次请求司马睿称帝，这一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
南方士人的代表纪瞻说：“晋朝没有皇帝，到现在已经两年，陛下您应该继承大业。看看现在的皇室成员，您还能让位给谁呢？只有您光践大位，才能让祖先的神灵和广大人民有所倚靠。如果您再逆天时，违人事的话，大势一去，就再也无法挽回了。如今洛阳、长安都已经毁灭于战火，宗庙没有主人，刘聪在西北已经自称皇帝，您还在东南搞谦让，救火还有谦让的吗！”司马睿仍不答应，命人把御座撤掉。纪瞻对把手伸向御座的人大喝说：“帝座上应列星，敢动者斩！”这样忠勇的气概，使得司马睿终于为之改容。
但也有官员支持司马睿的谦让，认为晋王应该先平定中原，然后再称帝。很快，这个实心眼的人被赶出了朝廷，不久后又因为对朝廷心怀不满而被治罪。
三月初十这一天，司马睿登皇帝位，改年号为太兴。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犯人得到大赦，文武百官的爵位都上调二等，曾投帖建议新皇登基的吏员格外加位一等，老百姓投帖的则授予吏员身份，这样的获益者，总共有二十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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