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谷玛利（1963— ），女，江苏南京人，江苏开放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史研究。
孔子论道，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为政之道，这是一个内涵非常明确的政治概念。具体而言，为政之道的“道”是指当政者实行统治的策略和方法或从政者围绕治国理政等问题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学说思想。孔子晚年归鲁之后，与鲁国执政国卿季康子在“用田赋”“旅泰山”“伐颛顼”等重大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两人渐行渐远，故而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这里的“道”就是指两人各自所持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策略。在《论语》中，孔子关于为政之道的言论有很多：“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在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社会是先王开创的西周盛世，最完备的政治制度是周朝礼乐制度，最高明的“道”则是“文武之道”或“先王之道”。卫国公族大夫公孙朝曾向子贡打听道：“仲尼焉学？”子贡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贡不愧是孔门弟子中的“言语”优等生，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公孙朝的问题，而是先谈“文武之道”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文武之道”就是西周初年由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旦等开国先王创建并实行的周朝礼乐制度和施政方略，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并由此开创了“天下有道”的太平盛世。然而到了春秋末年，社会剧变，各国诸侯纷纷摒弃西周礼制，实行变法，天下陷入无序纷争的局面，即所谓“天下无道”。子贡认为，出现“天下无道”混乱局面的原因并不是“文武之道”消亡或无效了，而是没有人愿意像孔子那样做一个执着坚定的求道者、行道者和传道者。“未坠于地”就是尚未坠入土中作古、仍在人间广为流传的意思；“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二句，着重强调的是“文武之道”在现实政治中仍然具有强大的实用功效，大到治国理政，小到修身齐家。“文武之道”能否发扬光大，恢复礼制，拯救危世，关键取决于各国当政者能否识道、学道、求道、行道。在阐明“文武之道”的现实意义后，子贡才明确回答公孙朝的“仲尼焉学”问题：“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意思就是，虽然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等古代圣王已经作古多年，但是他们所创制的周朝礼乐制度在现实政治中仍然无处不在，影响深远，作用巨大，因此孔子无须师从任何人，只要用心向“道”，向历史和现实学习。换言之，孔子就是“文武之道”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传承者。
关于“文武之道”或“先王之道”的政治功效，儒学后人又进行了深入阐述，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子认为，古代先王之所以能够实现“天下有道”的礼治盛世，就是因为他们善于发挥礼乐制度的“和”的功效，无论大事小事，均遵从“和”的原则，进而达到“和之至”的至高境界。《礼记·中庸》中也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显然，这里的“中和”已经不是单纯的施政措施和策略，也不是简单的道德修养功夫，而是一种能够破析天地、化育万物的主观神奇力量。
“文武之道”是孔子深入研究历史，并结合现实需要而提出的政治主张，其核心思想是复兴西周盛世的礼制秩序，因此具有明显的复古主义保守倾向。孔子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迷“道”太深，有时思维偏激、固执。在现实政治中，没有人愿意循道而行，无非有两个原因：一是人的问题，二是“道”的问题。孔子偏执地认为，“道”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文武之道”就像人类心灵的明灯，照亮人们前行的方向，所以问题肯定出在人。但是现实情况恰恰相反，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人们再也不可能回到孔子所向往的那个时代，因此孔子所论之“道”，无非是一种良善的理想而已，并不具有在当时实践、实现的可能。在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中，孔子还经常用“有道”与“无道”或“道”与“道不行”作为评判社会现状和政治生态的标准：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关于“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的评判标准，孔子曾经做出全面论述，《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在本章中提出许多重要概念，值得认真分析。
首先是“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这是春秋时期人们对现实政治状况进行评判的通行标准，“天下有道”是指政治清明，“天下无道”则是指政治混乱，比如仪封人拜见孔子之后，他对孔门弟子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仪封人认为当今社会礼崩乐坏，天下失序，需要像孔子这样的圣人来复兴周道，拯救乱世。同样，孔子在面对长沮、桀溺等人的质疑时也怃然辩解道：“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他把行道于天下作为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轻易不会做出改变。孔子认为，判断“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的主要依据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是指国家典章制度，代表对内行使权力；“征伐”是指发动征伐战争，代表对外行使权力，这些都是周天子的专属权力，诸侯以下一律不得僭用。然而平王东迁以后（公元前７７０年），周天子的地位一落千丈，王权（“礼乐征伐”）也逐渐衰落，各国诸侯自作礼乐，专行征伐，于是天下便陷入纷争无序的混乱局面，即所谓“天下无道”。
其次是“十世”“五世”“三世”，与此相对应的是“诸侯”“大夫”“陪臣”，这是周室衰落、政权下移的标志，孔子试图从中总结出历史发展演变的某种规律。周天子失权以后，国家权力逐步下移，由诸侯到大夫，再由大夫到陪臣。随着国家权力的逐步下移，政权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短，由十世到五世，再由五世到三世。孔子认为，权力不断下移与政权持续时间之间是有因果联系的。总体而言，国家权力越集中，统治者可以调用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就越丰富，政权存续的时间也就越长。因此实行周天子一统天下的专权制度，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维持国家政权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明智选择。
孔子关于“十世”“五世”“三世”的论述，显然是针对鲁国的历史演变和现实状况而言的，因此有必要进行具体分析。
“十世”是指鲁国诸侯国君，而不是指周天子，因为孔子在这里明确说：“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孔安国亦注曰：“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东迁，周始微弱。诸侯自作礼乐，专行征伐，始于隐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乾侯。”皇侃《论语义疏》则具体列举了“十世”之序：“十世者，隐一，桓二，庄三，闵四，僖五，文六，宣七，成八，襄九，昭十也。”平王东迁以后，鲁国从鲁隐公僭越礼制、专征滥伐开始，发展到鲁昭公时期的“斗鸡之变”，昭公失去诸侯国君权位，在外流亡八年，最终客死乾侯，其间正好经历“十世”。孔子认为，诸侯国君僭行周天子“礼乐征伐”的权力是不可能长久的，最多只能维持“十世”。换言之，诸侯国君若想维持长治久安，就必须尊崇周王，恪守礼制。
“五世”是指鲁国公族大夫季孙氏。鲁文公十八年（公元前６０９年），鲁国公族大夫襄仲（东门遂）发动“杀嫡立庶”政变，季孙氏宗主季文子趁机反戈一击，一举篡夺鲁国执政大权，首开卿大夫擅权之先河。季孙氏从季文子开始把持鲁国国政，经由季武子、季悼子（立为季孙氏世子而未实际执政）、季平子、季桓子，其间正好经历“五世”。孔子认为，以季孙氏为首的“三桓”已经盛极而衰，逐步式微，进入失政的危险期，所以他明确提出警告：“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顼，而在萧墙之内也。”显然，孔子关于“十世”“五世”的论断是对鲁昭公的后继者鲁定公和季平子的后继者季桓子发出的警告，因为“陪臣执国命”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或者已经变成现实。
“三世”是指鲁国季孙氏家臣公山不狃（公山弗扰）、阳虎（阳货）等人。阳虎原本是季孙氏家臣，他为人精明强悍，不拘礼俗，季平子当政时期备受赏识，得到重用，季桓子继位之后却遭到冷遇，于是他勾结公山不狃、叔孙辄等人发动叛乱。阳虎通过武力胁迫的手段，强制鲁定公和“三桓”与他盟誓于周社，又与国人盟誓于亳社，从而攫取了鲁国的最高执政权，开创“陪臣执国命”的先例。阳虎篡政，虽然逞强一时，权倾朝野，对鲁国的礼制秩序和政治生态造成极大的破坏，但是他们这些强势人物毕竟根基太浅，难以维持长久，所以孔子做出“三世希不失”的判断。不过孔子高估了阳虎等人的能耐，他们篡政仅仅维持了三年（鲁定公六年至八年），而非“三世”。
鲁国经历“阳虎之乱”后，孔子深切地感受到国家最高军政大权——“礼乐征伐”——必须由最高统治者牢牢掌控。在周朝的等级秩序中，阳虎只是一个身份卑微的陪臣，但是他却能把鲁国政坛搅得天翻地覆，乌烟瘴气，根本原因在于鲁国的政治环境恶劣，礼乐制度败坏，公室大权旁落，贵族大夫争权，这才给阳虎之类的野心家留下了可趁之机。
再次是“政不在大夫”和“庶人不议”，这是“天下有道”的另外两个重要特征，也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两个重要参照。“政不在大夫”强调的是君主专权，各项施政措施必须由最高统治者统一实施，贵族大夫只能服从和执行政令，不得擅权干政。所谓“庶人不议”，“庶人”是指国家（氏族组织）的普通国人（族众），他们虽然无权参政，但是可以议政。《国语·周语》中记载，周历王在位期间昏庸残暴，国人怨声载道，谤言四起，厉王不得不采取严厉的刑杀手段来“弭谤”；“议”带有负面评价和议论的意思，“不议”是指天下政治清明，国人对国政没有任何谤言或非议。
面对鲁国种种政治乱象，孔子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核心内容是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即所谓“文武之道”。然而此时孔子在政治上尚未经历大起大落，对于现实政治的体会和感悟不深，因此思考问题仅仅停留在理性分析阶段。孔子认为，建立在西周宗法等级制度之上的礼乐制度（“礼乐征伐”）是尽善尽美的，如果所有人都能自觉遵行，就可以实现“天下有道”的太平盛世。但是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却是天子失权，诸侯争霸；公室失权，大夫专政；大夫失权，陪臣当道，王权逐渐沦为僭越礼制者攫取私利、满足私欲的工具。随着国家最高权力被层层僭用，礼制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政治生态也每况愈下，以致出现“天下无道”的混乱局面。如何才能维系国家政权于不坠、让王权存续时间更加久远？孔子虽然已经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却不甚明朗。
本篇文章原载于《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此处为文章摘要，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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