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5］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参读[5?23][6.16][14.20]。
【译读】
冉有说：“先生赞许卫君吗？”子贡说：“好吧，我会去问他。”
子贡进到屋里，问：“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古代的贤人。”子贡问：“他们让位有怨悔吗？”孔子说：“他们追求仁便得到仁，又有什么怨悔呢？”
子贡出来，说：“先生不赞
【解说】
其一，卫国之乱。卫灵公晚年（前496年），发生太子蒯瞶欲害南子之事，灵公“公执其手以登台”，“太子奔宋，尽逐其党”。（《左传?定公十四年》）。太子争权以致欲除国母，使得灵公断了传位蒯瞶这一支之念，而决定传位于郢(字子南，庶出)，并在其侍郊游时明确表示“将立汝”，再提时被“郢不足以辱社稷”婉拒。前493年灵公卒，南子曰“公子郢为大子，君命也”，子南以未亲闻君临终之嘱而推辞，并推举“亡人（逃亡的蒯瞶）之子辄”，于是“立辄”，史称卫出公。（《左传?哀公二年》）国君夫妇的传庶不传嫡，变成了传孙未传子。
蒯瞶先亡宋，再逃晋，晋赵简子派阳虎等送其卫被阻。12年后，即前481年，先合谋于前来看望他的浑良夫（其姐姘夫），再潜回卫国，谋于姐伯姬(孔悝之母)，再胁迫孔悝（其姐与孔圉之子，卫出公之相）立盟（谑称“厕中之盟”）；蒯瞶迫孔悝弑出公，出公闻讯逃齐；孔子门徒子羔出逃，子路赴死。蒯聩赶跑儿子，自立，史称后庄公。前478年，后庄公内外被攻，坠城出逃所杀，卫人立公子斑师为卫君。孔子已卒于前一年。
其二，伯夷叔齐。相传，殷末孤竹国国君有三子，伯夷为长子，叔齐为末子。国君认为三子中，叔齐为最合适作为王位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以长幼有序而坚持让于长兄伯夷；伯夷以父命难违而坚持不受。两人先后出逃周国，孤竹国只能立次子为君。武王灭商后，两人耻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吕氏春秋?诚廉》《史记?伯夷列传》）。三千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古贤，抱志守节典范，所谓“能以国让，仁孰大焉；伯夷顺乎亲，叔齐恭乎兄”（？），朱熹所谓“伯夷以父命为尊，叔齐以天伦为重”（《论语集注》）。
其三，子贡曲问。“卫君”指卫灵公之孙辄（姬姓卫氏）。辄因父亲蒯瞶出逃，庶叔郢不受王位，而立为国君，史称卫出公。此事应该如何看？冉有难解，子贡亦然，那么“夫子为卫君乎？”直问必陷老师于难堪，其原因在于：一曰卫国礼丘。孔夫子“适卫”如走大路，爱恨情仇颇深；二曰卫乱难说。其实质是父子的王位之争：太子无德，“杀其母”以争权，理不容赦；儿子不孝，越其父而登基，情所难容。子贡选择了伯夷叔齐让国之典，曲问老师。
其四，孔子之见。孔子不知底究，故就事论事。伯夷、叔齐是西周公认的贤人，周武王伐纣，夷齐叩马而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众人欲诛，被姜尚所阻：“不可，此天下之义士也。”当时如此，孔子亦然：“古之贤人也。”子贡之问的关键是“怨乎”——他们怨悔吗？孔子的回答是“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他还曾说过夷齐无怨是因为“不念旧恶”［5?23］。
夷齐是否“怨乎”，只有自心知；子贡以“无怨”推断出“夫子不为也”，这只是其导向性问话的结论，而孔子并不知道子贡曲问卫君之争，也就只是就事论事说看法而已。毕竟彼夷齐让国与此父子争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启思】
父子争国，朱熹完全是从礼义出发：夷齐逊国，“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卫辄“据国拒父而惟恐失之”（《论语集注》）。然而，这绝非只是一个礼义问题，子贡所问也决非只是“不为”的问题。
孔子的那套贵族政治礼义和道德，有一个深刻的内在矛盾：在家国矛盾面前如何取舍亲情与大义。家国天下，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家与国还是有区别的。“家长”关系是共同的，但国还有一个官民关系。这“民”就是大义。
在国与民这个大义面前，那些个孝悌礼义原则如何践履？从这个意义而言，夷齐让国与聩辄争国，就是一回事了。这恰恰是子贡需要拷问的。孔子说夷齐“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悔”，恰恰表明了孔子在取舍上从未以“国”之大义、民之大爱为重。邦有道则为，邦无道则隐，说白了是“全身自保”，子羔深谙此道。
“夫子为卫君乎？”是因为这个问题触及了孔学的灵魂，因为现实的聩辄争国比传说的夷齐让国，更尖锐更典型更实在。
前497年秋，鲁国郊祭被解聘“遂适卫”，“居十月，去卫”，次年“返乎卫”，这期间，先是“奉粟六万”，再是得见南子，最后因“次乘，招摇过市”而“丑之，去卫”。（《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居十月而去卫，是因为卫灵公派人公开监视其行动。孔子被监视，应该在前496年，与太子蒯聩谋逆有关。太子谋逆，事前卫灵公未必知道，事发南子啼告：“‘蒯瞶将杀余’，公执其手以登台。”（《左传?定公十四年》），灵公此举目的有二：证南子之言是否属实；给太子逃亡留有时间。太子事败当即“奔宋”，灵公“尽逐其党”包括公孟驱（其兄絷之子，《正义》注为灵公之子过继其兄）。若有监视之事，则应是太子党所为，孔子不知、史家传讹所致。
按《史记》说法，“孔子居陈三岁”后“遂适卫”，卫灵公“喜，郊迎”；又说“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行”。前493年夏，灵公卒（时年47岁），太孙立。晋赵简子派人送太子回卫国，“齐助卫围戚[邑]”以阻太子。此期间，夏，“孔子在陈”；秋，季桓子卒，季康子“欲召仲尼”，因公之鱼劝而改“召冉求”。可见，卫灵公郊迎孔子是在卫灵公卒、卫出公立之前。卫灵公历经太子谋逆后深感自己不久人世，欲立少子郢而郢不允，此等家国大事自然不宜与外邦人言说，只能以年老告之，又不愿怠慢，故迎于郊。
前489年，孔子适卫，事卫出公。前484年，季康子使“以币迎孔子”归鲁。
前481年（出公十二年），太子蒯聩在其姐帮助下即位成功，史称后庄公，太孙辄出逃。孔门弟子，子羔逃出此乱，子路赴死此难。（哀公十五年）
后庄公在位三年，都干了些什么呢？怀恨旧臣，“欲尽去之”；看到戎人己氏妻头发漂亮，剪给夫人做假发。为索取周天子所赐的传国之宝，听从浑良夫密计，欲召回长子辄，“若不材，[杀之]器可得”，被次子太子疾（辄之弟）劫持逼盟诛浑良夫。“久”兴土木，“翦”毁戎州，逼得内有石圃率工匠“攻公”，外有戎州人“攻之”，次子、少子被杀，坠城瘸腿，投奔己氏与璧求救，被杀。（《左传·哀公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
回头看——历史不能回头，事理却可反思，当年太子忤逆争权，灵公决绝废嫡，南子恪守“遗命”，是正确的，家国天下，天下是自己的，也是大家的，不能因为嫡出而断送了家国。作为政治清明、大事精明的父母，对自己这嫡长子之才干不会没有预感，谋逆弑母则败露出毫无人性的另一面。
子南选择了避祸全身的退让之道，他或许没有看到或干脆不会考虑，聩辄父子不适宜做一国之主。知子莫若父，卫灵公和南子却很清楚。
【思考】
子贡之问，为何要拐一个大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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