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导读
省博物馆藏国家一级文物定辽大将军铜炮出土于兴城古城，它是明军吸收欧洲火炮制造经验又加以改进而铸造完成的，用于明清两军宁远城大战，是那个年代最为先进的火器。这门大炮的火力暂时稳住了明军节节败退的阵脚，却并没有改变明王朝覆灭的命运，留给人们无尽的思考。
铜炮埋于古城地下200多年
辽宁省博物馆展览策划部副研究馆员温科学告诉记者：“馆藏的定辽大将军铜炮是国家一级文物，它不仅是一件武器，更是明朝末年明清战争的缩影。”
这件文物征集于兴城古城。在明代，这座古城就是威名远扬的宁远卫，明军与清军在这里有数次激战。明天启六年（1626年）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用火炮击败前来攻城的努尔哈赤，被明史称为“宁远大捷”。
1952年，考古人员在清理兴城古城西南角时，在城墙倒塌的砖石堆下发现这门铜炮。经专家鉴定，这是存世定辽大将军铜炮的唯一实物。铜炮上有6行铭文：“钦差提督军务镇守辽东总兵官左都督吴捐资铸造，定辽大将军，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吉旦，督造掌印都司孙如激，总委参将王邦文，打造千总石君显。”铭文中的“钦差提督军务镇守辽东总兵官左都督吴”是当时明军驻防宁远的最高军事长官吴三桂，这门铜炮由他捐资铸造。
“定辽大将军”是当时人们给这门铜炮赋予的威武的名字，也是人们对它寄予的美好期望。
“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二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当时明军与清军（后金政权于1636年改国号为清，编辑注）刚刚结束松锦大战。
松锦大战历时近两年时间，明军守将祖大寿苦守锦州一年多，不得不向朝廷求援。当时明王朝内忧外患，国力衰微，只好调动九边明军精锐，由洪承畴统率出山海关增援。结果洪承畴落入清军布下的埋伏圈，13万明军被清军击溃，洪承畴被俘投降。此战之后，明王朝苦心经营的关宁防线支离破碎，明军在山海关外仅剩宁远卫这一个孤立的军事重镇，由吴三桂统领，继续与清军对阵。
兴城古城出土这门铜炮炮身长381.8厘米，内口径为10.2厘米，外口径为29至64厘米，光亮如漆，厚重威武，重约2500公斤，在明朝末年属于重型武器。
专家分析，这门铜炮在地下已经埋藏200多年，这也揭示了一个重要史实，那就是直到山海关明军降清，这门铜炮一直没有落到清军手中。
明朝工匠仿造红夷大炮
温科学告诉记者：“明朝末年，在战乱的刺激下，明军开始大力发展军队和武器，出现了'火炮城上坐，铁骑守边墙’的战争模式，我国的火器发展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据了解，明朝末年的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了科技发展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代表人物就是明代农艺师、天文学家、数学家徐光启，他特别关注欧洲火炮的制造。
温科学说：“红夷大炮中的'夷’，是古代中原人对外族的一种蔑称。明朝人最早接触欧洲人的时候，发现他们的皮肤都是微微泛红的，于是称欧洲人为'红夷’。”徐光启等人注意到，明军的火炮与红夷大炮相比差距明显，不仅火药填量少，炮体密封差，而且杀伤距离短，威力小。因此，徐光启两次派学生张焘购买欧洲火炮。第一次是在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他们在澳门购买了4门葡萄牙铜炮。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张焘再次购买了30门大炮。这批铁炮拆自一艘搁浅的英舰，命名“红夷大炮”，是当时最先进的大炮。
明朝末年，朝廷开始仿造红夷大炮，定辽大将军铜炮就是其中一种。
温科学介绍，吴三桂捐资铸造的定辽大将军铜炮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它与之前的红夷大炮有着许多不同之处。
首先是制作工艺上的改变。定辽大将军铜炮采用全新的铸炮方法，工匠将冷却水导入中空的模型中，使铁质炮管自内向外凝固，这样，所铸的炮就可以更大，耐用程度能达到先前的5倍甚至数十倍。
其次是铜炮采用的是铁芯铜体铸造法，它巧妙地利用铜的熔点低的物理性质浇铸炮壁。与先前的铁炮或铜炮相比，此种新型火器不仅管壁较薄，重量较轻，花费较少，而且经久耐用。这种铸炮法直到后来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才被使用，比明末晚了两个多世纪。
文物档案：定辽大将军铜炮，兴城古城征集，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炮身呈竹节式，中有三道隆起的铜箍。炮身有凸出的圆柱状炮耳，炮尾如螺。炮口与炮底部正上方各置有准星、照门及放孔等装置，炮身前部有宋体书阴刻铭文。从铭文可知，这门大炮是明辽东总兵吴三桂在宁远(今兴城)为抵御清兵而捐资铸造的。根据史料记载，这门大炮属于仿造的红夷大炮。
参加了明朝宁远城最后一战
明崇祯十五年，农民起义军到处攻城略地，农历十一月，李自成攻陷南阳。与此同时，辽东危局也引起朝廷一波又一波的恐慌。
以明军大败告终的松锦大战在当年农历四月结束，明清双方死伤惨重，辽东进入短暂的休整期。在农历十月，清军再次卷土重来。
对于清军动向，守卫宁远的明军相当重视，决定“死战”，此战的结果是明军取得了小胜，但当时明军兵力严重不足，明辽东巡抚黎玉田在奏报中说：“全宁仅马步四万余，瘦弱马匹数千余”“堪战马兵仅三千”，且“分守于新旧十二城”。明军不但兵少，而且武器奇缺。辽东分练总兵黄诗在奏章中请求朝廷发“大炮二百位、三眼枪六百杆、盔甲一千顶副、大弓一千张、大箭一万只、腰刀一千把”，用以教练、装备新兵。
为了巩固宁远，当时的明军将佐纷纷捐资打造兵器。温科学介绍，在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兵部有一份战报，写道：“道臣张经遂以臣言传示大小将吏一齐奋起，各捐火药神器无算，有捐大炮至三十尊者、火药至二千斤者……士民捐助亦复累至数千，贼来软困可望支持。”
定辽大将军铜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铸造完成并迅速投入战斗。崇祯十六年（1643年），宁远卫迎来载入史册的最后一战。
农历九月，清军直扑宁远卫，在宁远城外遭到明军的沉重打击，被迫撤出对宁远的包围。根据明军奏报，在农历十月初八，清军6万余人“拥载大炮，排山倒海而来”，但清军“不知我阵内有炮，蜂拥直前”，明军“伺其渐近”而发射红夷大炮，清军则“惊魂拉尸，踉跄望老营奔回，嚎哭一夜，至次日卯时分，尽皆开营向东北遁去”。由此可见，定辽大将军铜炮的威力不一般。
此战之后，清军再没有发动大规模进攻。但宁远孤悬关外，难于固守。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定辽大将军铜炮服役两年后，明军撤离。后人推测，这门铜炮太重，不好携带，只得掩埋于地下，与兴城古城一道，成了200多年前明清辽东争夺战的历史见证者。
手记
从红夷大炮到红衣大炮
辽宁省博物馆展览策划部副研究馆员温科学说：“在明清之际，红夷大炮与红衣大炮指的是源自欧洲的长身管、纺锤形结构的火炮。名称的转换不仅意味着火炮主人的变更，更意味着战争主动权的更替。”
据介绍，在明军要不要引入红夷大炮问题上，明朝的保守派与“火器派”在朝廷上展开论战，保守派坚决反对引进外来武器。打破这种局面的是明天启六年（1626年）的宁远之战。清初史学家计六奇编著的《明季北略》载：“从城上击，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明实录》载，此战之后，明熹宗朱由校大喜，赞叹说：“十年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他不仅嘉奖参战将领，还封红夷大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
明朝“火器派”里比较知名的人物有徐光启、袁崇焕、茅元仪、张焘、孙元化等。其中徐光启提出了军事改革计划，希望能成立十五支精锐火器营；袁崇焕提出“凭坚城用大炮”的御敌理论，在宁远之战、宁锦之战中屡试不爽，令努尔哈赤大败；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得意门生，明末最出色的火炮专家，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炮学专著《西洋神机》。非常可惜的是，当时明王朝朋党之争让这些“火器派”的远大抱负功亏一篑。
袁崇焕最终被明崇祯皇帝凌迟处死，徐光启等人相继罢官，孙元化惨遭冤杀，同时遇害的还有火炮专家张焘。至此，明朝“火器派”的代表人物基本全遭陷害。
与之相对，在战场上目睹了火炮威力的皇太极却在想方设法得到这种武器。他命令额驸佟养性带领投降的明军将领制造红夷大炮。因忌讳“夷”字，就改称“红衣大炮”。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明崇祯四年），第一批红衣大炮制造成功。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八旗值月档》中记载：“先是，连鸟枪尚未造，造炮自此始。”
明清双方运用火炮的转折点在崇祯六年（1633年）农历四月，明军叛将孔有德、耿仲明投降后金。《孔有德致书皇太极乞降手本》中写道：“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
皇太极很高兴，不顾众臣反对，亲自到十里外相迎。随即，后金便以耿仲明所率的3600名火器兵与其携带的十几门红衣大炮为基础，组建了第一支炮兵部队，后金军（清军）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炮兵的历史从此开启。
松锦之战后，明军只有驻防宁远的吴三桂所率部队还有十多门红夷大炮。相比之下，当时屯兵锦州的清军已经拥有了近百门红衣大炮。史料记载，当时的明军探报曾听清军在讲：“将炮一百位摆作一排，凭他哪个城池，怎么当得起三四日狠攻？”
此后的战争几乎就是这句话的实证。
来源｜辽宁日报·北国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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