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辽大将军铜炮
辽宁省博物馆珍藏着一门产于明代的“定辽大将军铜炮”，此炮据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红夷炮，由明末宁远守将吴三桂捐资铸造。解读这门古炮的曲折身世，有如一部明清时代的火器发展史在观者眼前徐徐展开，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令人心潮激荡、驻足深思。
火器发展的黄金时代
火器投入实战最早出现在南宋，陈规用巨竹做成的“火枪”守城，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火器实战记录。
明朝是火器发展的黄金时代，军队普遍装备火器，这是有传统可寻的。尝够火器甜头的朱元璋登基后，立即将火器作为明军的制式兵器之一。明军设有专门使用火器的部队，名曰：神机营。神机营作为明朝禁军三大营之一，担负“内卫京师，外备征战”的重大使命，是朝廷直接指挥的战略机动部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火器装备的部队，比欧洲最早建制的西班牙火枪兵要早一个世纪左右。明朝火器品种丰富，不少武器都是“世界第一”。如五雷神机是世界上最早的左轮枪；又如虎蹲炮，与现代迫击炮有异曲同工之处。大量史实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和使用“两雷”(地雷与水雷)的国家。
明朝固然是火器发展的黄金期，但到了中晚期，因固步自封，妄自尊大，其火器发展水平逐步被西欧国家超过。明军的火炮与源自西方的红夷大炮相比，火药填量少，炮体密封差，杀伤距离短，射程太近威力太小，甚至直接命中，弹丸都未必穿透身披坚甲重铠的八旗铁骑。
明军大炮每次发射后，都要重新掏膛、添药，过程繁琐、间隔较长，连贯性不高，若无训练娴熟的步骑兵配合，一旦受到攻击，便脆弱不堪。
红夷炮威力
征服明廷保守派
在国产火器效能偏低的前提下，西方先进火器特别是红夷大炮的引进与相关技术的消化吸收，便成大势所趋。明军打造且使用的红夷大炮原型，是欧洲在1600年前后制造的舰用长炮，明代后期传入中国，在引进该火炮后不久，明朝即仿制成功，所有类似设计的火炮都被中国统称为“红夷大炮”。
较之当时明朝拥有的国产火炮，红夷大炮在设计上有很多优点，炮管长、管壁厚、口径大，整体形状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低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柱型的炮耳，火炮以此为轴可以调节射角，配合火药用量改变射程；设有准星和照门，依照抛物线原理来计算弹道，精度很高。多数的红夷大炮长约3米左右，口径110-130毫米，重量在1吨以上。
在仿造西炮的过程中，明代工匠不断改进铸炮技术，使用铁芯铜体铸造法：巧妙地利用铜的熔点远远低于铁的熔点的物理性质，于铁胎冷却后再以泥型铸造法或失蜡法制模，并浇铸铜壁。与先前的铁炮或铜炮相比，这种新型火器不仅管壁较薄，重量较轻，花费较少，且经久耐用。
在载入史册的明清宁远之战中，红夷大炮终于闪亮登场。激战中，袁崇焕命都司佥书彭簪古指挥东、北两面大炮，罗立指挥西、南两面大炮，“从城上击，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后金兵惧怕利炮，畏缩不前，“其酋长持刀驱兵，仅至城下而返”。明人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记载：“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pí)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明熹宗朱由校大喜过望，赞曰：“十年积弱，一朝挫其狂锋！”、“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
在此后不久爆发的宁锦之战中，红夷大炮等明军火器再有上佳表现。袁崇焕坐镇宁远，面对皇太极统领的八旗精兵，“凭堞大呼”，激励将士，并命从城上以“红夷大炮”、“木龙虎炮”、“灭虏炮”等火器，齐力攻打。参将彭簪古以红夷大炮击碎八旗军营大帐房一座，其他大炮则将“东山坡上奴贼大营打开”。明太监监军刘应坤奏报称：“打死贼夷，约有数千，尸横满地”。后金贝勒济尔哈朗、大贝勒代善第三子萨哈廉和第四子瓦克达俱受重伤，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蒙古正白旗牛录额真博博图等将官战死。
与此同时，镇守锦州与袁崇焕相呼应的明总兵赵率教，凭高城深堑，施放强大火力，挫败后金军。明镇守太监纪用奏报：“初四日，奴贼数万，蜂拥以战。我兵用火炮、火罐与矢石，打死奴贼数千，中伤数千，败回贼营，大放悲声。”《旧满洲档》直言：“此次攻打时，兵士死亡很多，大军遂还。”凭借着先进的红夷大炮与明军将士的奋勇厮杀，明军取得了宁锦大战的辉煌胜利。
经实战检验，红夷大炮的威力终于折服了明廷内的保守派。天启皇帝特地降旨，封西洋大炮为“安国全军和辽靖虏大将军”，随即掀起一股明军量产红夷炮的高潮。紧接着，明朝又组建了一支以装备红夷炮为主的火器部队。
长于攻城
拙于野战
红夷炮虽威力巨大，被明朝文人夸张地形容为“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但是这种威力不俗的大杀器也有诸多弱点。即使是体量相对袖珍的野战型红夷炮，其装填发射的速率也不高，每发射一次，都会严重偏离原来的射击战位，按照正常的操作程序，火炮需经历复位、再装填、再次设定方向角和仰角等步骤。因此，即使当时最训练有素的炮兵也只能达到一分钟一发的射速，且炮管无法承受持续射击的强度，隔一段时间便需停炮冷却，故每小时平均只可发射8发，每天通常不超过100发。一般来说，红夷炮在发射600到1000发后，就不太堪用了。
红夷炮还有一致命弱点，就是炮体笨重，无法迅速转移阵地，故在野战时，多只能在开战之先就定点轰击，机动性不足，如果没有数量足够的步骑兵协同作战，火炮就会轻易落入敌人手中。故史书中留下了红夷炮“长于攻城，拙于野战”的记载。
“火器派”的崛起与瓦解
明朝中晚期，随着边患的日益严峻，军事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这其中，主张借助先进的西方军事技术刷新旧弊、重整旗鼓的“火器派”一度成为朝堂上下关注的焦点。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汪鋐、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承宗、袁崇焕、鹿善继、茅元仪、张焘、王徵(zhēng)、孙元化等人。他们为国筹划，将“筑台制炮”的方略付诸实施，使辽东防务出现重大转机，令明廷看到了扭转时局的一线希望，但因朋党之争的无谓内耗与动荡朝局的波诡云谲，“火器派”最终功亏一篑，明亡清兴便成定局。
袁崇焕提出的“凭坚城用大炮”的御敌理论，在宁远之战、宁锦之战中屡试不爽，令纵横无敌的努尔哈赤终尝一败，羞愤难当，撒手人寰。
在徐光启的军事改革计划中，希望能成立十五支精锐火器营，徐光启认为若成就四、五营，则关内安危就不必担心；成就十营，则不必害怕关外势力；若十五营均成就，则不必担心收复失土的问题了。
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得意门生，是明末最出色的火炮专家，一生以炮术报效国家，著有我国第一部炮学专著《西洋神机》。孙元化后，再无人懂炮学，清康熙帝要造炮，还得仰仗洋人。助康熙造炮的传教士南怀仁著造炮书《神武图说》，比孙元化的专著晚了四五十年。
明天启七年，皇太极攻宁远、围锦州，袁崇焕成功地将其击退，但袁崇焕却被阉党诬陷其不救锦州而遭罢黜。崇祯登基后，启用了袁崇焕，但因皇太极带兵绕过宁锦防线深入大明腹地，攻至北京城下，令崇祯分外震怒，凌迟处死了带兵勤王的袁崇焕。
这期间，孙承宗及其经略辽东时的主要僚属(鹿善继、茅元仪等)均遭阉党罢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也相继罢官。1632年，孙元化因受“吴桥兵变”牵连，惨遭冤杀，年仅51岁，同时遇害的还有西炮专家张焘，另一专家王徵被罢官流放……自此，明朝“火器派”为复兴大明所做的种种努力，宣告失败。
松锦之战
与定辽大将军铜炮
徐光启、孙元化等“明朝火器派”的垮台，并未消弱明军火器制作的增长势头。大明边将吴三桂捐造了据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定辽大将军”铜炮，但这门巨炮诞生之日，已是松锦决战后明朝气息奄奄的垂死之时。
松锦大战是明清双方投入数十万大军的殊死较量，从公元1640年清军围困锦州城起，到公元1642年松山城被清军攻陷，明军主帅洪承畴被俘止，战争历时两年，以明军惨败告终，明朝倾尽国力打造的九边精锐损失殆尽，只剩三万残军随吴三桂退守宁远。
为报答皇帝的不杀之恩，吴三桂自掏腰包，“捐资铸造”了一门“定辽大将军”铜炮，以加强宁远城的防御。此炮制作精良，炮身长，射程远，其威力大于红夷大炮，据称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
“定辽大将军”铜炮身长381.8厘米，是中国现存的最长的红夷炮，该炮内径为10厘米，重约2500公斤，炮体铜壳铁心，炮身镌有六行五十九字铭文，铸于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十二月，采用了一种全新的铸炮方法：将冷却水导入中空的模型中，使铁质炮管自内向外凝固，所铸之炮可以更大，耐用程度能达到先前的五倍至数十倍。这种铸炮新法直到后来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才由军官托马斯·罗德曼重用，比吴三桂的时代晚了两个多世纪。不过，威力再大的巨炮，也救不了烂透了的明王朝。
八旗铁骑
反成红夷大炮代言人
红夷大炮是明军的克敌利器，而吃够苦头的八旗将士也迫切期待将红夷炮据为己有，转折点在1633年四月。明军叛将孔有德、耿仲明从镇江堡(临鸭绿江出海口)投降后金，降书曰：“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馀，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皇太极喜出望外，不顾众臣反对，亲自出郊十里相迎。随即，便以耿仲明所率的3600名火器兵与其携带的十几门红夷炮为基础，组建了后金的第一支炮兵部队：乌真超哈。由于夷字犯满人忌讳，红夷大炮便更名为“红衣大炮”，由佟养性任总兵官，曹振彦任教官，后金军及此后的清军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炮兵的历史，自此开启。
在松锦战役的松山之战中，八旗军红夷炮队的密集火力令明军大吃一惊，据明将樊成功口报：仅两日猛攻，“达贼”打入城中的炮子就达601个，俱重十余斤。
松锦之战后，明军关外的红夷炮多落入满人之手，明军只有驻防宁远的吴三桂部，尚存十多门红夷大炮，而此时屯兵锦州的清军已拥有近百门红夷大炮。清军扬言:“将炮一百位摆作一排，凭它哪个城池，怎么当得起三四日狠攻？”
清军入关后，在和李自成的农民军及南明残余势力的交战中，红夷炮发挥了重要作用。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军在潼关用大炮重创了列阵迎敌的大顺军，李自成被迫后撤至湖北通山县。
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二十四日，清军调集红夷炮队猛轰扬州城，史可法血书告急，南明政权却置若罔闻。次日，扬州城破，史可法壮烈成仁。
谁能想到，明朝曾经倚重的护国神器，此时竟成为八旗兵攻城拔寨的敲门砖，以马上骑射见长的八旗兵，居然成了先进红夷炮的主要用户与代言人，仅在著名的江阴之战中，清军就动用了各类红夷炮多达224门！难怪曾为明朝服务的著名西洋传教士兼军火专家汤若望惊呼道:“彼(指八旗)之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既已胜我多矣，且近来火器又足与我相当，孰意我之奇技，悉为彼有。”军事技术优势的丧失，加速了明朝的崩溃。
轻视火器创新
遭致落后挨打
清军入关后沿用明制，设立神机营，但清朝统治者笃信“骑射乃满州根本”，以“天朝上国”自居，视西洋火器为“奇技淫巧”，轻视甚至排斥。
康熙朝，天才火器制造家戴梓成功发明了“连珠铳”(早于欧洲两百多年的“机关枪”)、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近似现代的榴弹炮)，却不被重视。戴梓本人后被扣上“私通东洋”的莫须有罪名，被康熙流放辽东，贫病辞世。
鸦片战争时，英军使用了一种球形空爆弹，威力惊人，当时仍沿用实心圆弹的清军对此“多骇为神奇，不知如何制造”。稍后，林则徐虽仿制榴霰弹成功，却少有人知道，早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戴梓铸成的“威远将军炮”上，即配置了概念相类的炮弹，可惜连炮带弹，均被康熙封藏武库，最终沦为一堆废铜烂铁。
1900年，当坚守骑射根本的八旗兵纵马抡刀冲击进犯北京的八国联军时，他们再无当年明清战争时期的好运气，大队人马竟被区区数千对手的新式火枪、火炮惨烈暴扫，尸积如山，“神功护体、刀枪不入”的迷梦在现实的坚壁前撞得粉碎！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
学术支持、图片提供：辽宁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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