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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浒中的“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是贯穿《水浒传》全书的,通过《水浒传》“替天行道”才广为人知。它最早出现在第十九回之末:“替天行道人将至,仗义疏财汉便来。”此回是林冲火并王伦,将立晁盖为梁山寨主。这里是把晁盖等人看做“替天行道”之人的。这还只是酝酿。正式出场是九天玄女向宋江授“天书”时说的:“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这也可以看做是《水浒传》对“替天行道”最权威的解释。第五十三回戴宗向公孙胜的老师罗真人说“晁天王、宋公明仗义疏财,专只替天行道,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许多好处”。第五十六回宋江本人向徐宁劝降时,更进一步把它与“招安”联系起来:“现今宋江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非敢贪财好杀,行不仁不义之事。万望观察怜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仿佛“替天行道”与官方的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区别了。第六十五回,宋江对索超说,许多朝廷的军官之所以投降梁山,是因为“朝廷不明,纵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酷害良民,都愿意协助宋江,替天行道。若将军不弃,同以忠义为主”。“替天行道”似乎可与“忠义”划等号。

第六十一回,《水浒传》中第一次写到梁山泊以“替天行道”为自己的政治旗帜。它是在未上梁山的卢俊义眼中显现的。这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因为有了卢俊义,梁山的一百零八将才可以说是基本齐全了。到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时,从地里挖出的石碣上,一边镌刻着“替天行道”,一边镌刻着“忠义双全”,正式表明梁山聚义的完成。

作者注重用“招安”解释“替天行道”。支持梁山“招安”的朝内人士宿太尉和宋徽宗枕头旁边的女宠李师师,都在徽宗皇帝面前为梁山“招安”说好话,他们也是用“替天行道”表彰梁山好汉“忠义”的。在李师师家,燕青在李的掩护下对宋徽宗说:“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

“愿与国家出力”,为王前驱,似乎已经完全归顺了朝廷,与统治者完全站在一起了,朝廷应该无条件接纳他们才是。然而统治者并没有马上接受,《水浒传》作者认为是奸臣的破坏,实际上是由于压迫者与反抗者之间没有起码的互信。

统治者对于曾经武装造反的人们是没有信任的,他们认为造反者“替天行道”是欺骗,它只是一个与朝廷争夺民众的幌子。第七十四回,御史大夫崔靖上奏说“替天行道”只是“曜民之术”(欺骗老百姓的手段)。对梁山人物的分析是“此等山间亡命之徒,皆犯官刑,无路可避,遂乃啸聚山林,恣为不道”。另外,他们觉得这个口号里还是隐藏着老百姓不该有的东西,即那些“亡命之徒”的无所畏惧的进击精神(“恣为不道”)。不是在特别没有办法的时候,封建统治者不会接纳这些“替天行道”的好汉的。

在古人看来,“天行道”除了上天以外,只有最高统治者,谁(包括王公大臣)也不敢声张自己可以这样做。应该说只有脱离宗法网络的游民敢为天下先(否则不能生存),游民没有社会依靠之后才逐渐认识了自己的力量。他们觉得当“道”不能行于天下的时候自己有权去代替“天”“行道”。游民提出和利用这个口号表明,他们敢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善自己的境遇,使自己有个比较好的出路和前途,不必靠谁赐予。也就是说,他们力图使用不合法(在中国古代,也根本没有合法的手段)的、暴力的手段去实现即使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也是合理合法的目的。如“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敬重保护“忠臣孝子”,清除“赃官污吏”,乃至“救生民”铲除不公,实现社会正义。这些乃是社会上下的共识,谁也不能说它们不该实现,关键在于由谁去实现它。

在统治者看来,程序比目的更重要,也就是说“谁给”比“给什么”更重要。梁山好汉们的要求虽不过分,但应该等着朝廷赐予,不可自己去取,但如果老百姓要自己动手去取,统治者认为这是违背程序的,至少被认为是一种僭越行为。统治者认为自己的权力是得之于天的,“行道”是自己的职责,更是自己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不能随便假手于王公大臣和左右亲信的,如果形成这种局面,那就是“太阿倒持”、“大权旁落”。对于统治者内部尚且如此,何况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游民?在最高统治者看来,“道”宁肯不“行”,也不能允许处在被统治地位的人们代他去“行道”,也就是说“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在统治者还有力量的时候,他们绝不能允许人民自己去取统治者答应赐予的东西,认为这样就是“犯上作乱”。可是当他们力量不足或稍有理性的时候,便会较慎重地考虑一下这个口号的实际的目的,放松一点对程序的苛求,给他们一定的存在空间。由此可见“替天行道”的临界性。被统治阶级把它当做反抗或牟利的旗帜,统治阶级有时也可以容忍。它能把大批的具有反抗精神的群众(在封建时代主要是游民)集合到这面旗帜下与政府对抗,也能带领具有一定规模的武装造反队伍向朝廷投降,招安做官。

当游民受到招安归顺朝廷以后,这个口号也要作些调整。宋江带领梁山好汉投降朝廷以后,便收起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打出了上写有“顺天”、“护国”两面红旗。从“替天”到“顺天”,把自己这点主动进击精神收起了,这是统治者所愿意看到的。从《水浒传》七十一回以后的情节看,宋江的“替天行道”还是真诚的,他把这个口号看成梁山好汉忠于朝廷、忠于国家的招牌,当也是绿林出身的王焕带兵来清剿梁山时,王焕斥责宋江“安敢抗拒天兵”!而宋江回答是“我这一班儿替天行道的好汉,不道得输与你”。意思是“你是‘天兵’,但我们是‘替天行道’的好汉!旗鼓相当”。后来征辽国时,连辽君臣也知道梁山是“替天行道”的。“替天行道”这个口号使宋江名扬天下了。宋江要把这个口号坚持到底,他连身后事都考虑到了。当朝廷赐死宋江时,宋江对李逵说:“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所以给李逵的酒中也下了毒药,二人一起归天。这里作者是要塑造一个与岳飞类似的“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忠臣形象了(有的《水浒》专家就认为南宋宋江故事的创作是比照岳飞的形象来写宋江的),这种悲情的呼唤使得宋江这个形象崇高而且富有号召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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