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减负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负担不是学业造成的，而是时代飞速发展一定会带来的。
不管如何减负，东亚的父母一定会为孩子追求最好的教育，追求最好的成绩，这是文化价值取向决定的。所以，我们现在一味地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结果却是学生负担越减越重、校外辅导机构越减越发达。
美国小学生下午不上课？这在美国完全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100多年前这一条就写入了美国的教师工会法，如果下午老师要上课，就必须加工资。
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孩子都必须好好学习，不论喜欢与否都必须如此，不能以喜好为导向。因为儿童幼小时并没有价值判断能力，只有一时的热情，必须通过一定的方法促使他们坚持并且获得成就，从而获得成就感。
“每次回到中国，总会听到学者们在谈论着中外教育的差别，也常常会听到各种减负政策和措施。
最常听到的就是这种观点：我们的孩子负担比美国孩子重多了。事实上，不同国家的教育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即便是减负政策的制订，也不能脱离文化传统。”
布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瑾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说，不论是家庭教育还是教育政策的制定，都应该回溯历史，回溯我们的传统文化。
近年来，李瑾通过认知科学的方法，以及统计科学的方式也证明了这一研究结果，即东西方的文化奠定了东西方的学习模式的差异。
李瑾：匹兹堡大学教育学硕士、哈佛教育学院行政规划既社会政策硕士、哈佛教育学院人类发展及心理学博士，现为布朗大学教育系终身教授。
亚洲和西方儿童的学习模式截然不同
中国的孩子更勤奋，美国的孩子更重视自己的兴趣。于是，当代很多中国家长也开始这么认为：没有兴趣的事情绝对不应该做。
但在李瑾看来，好奇、兴趣确实是学习的原驱动力，而且儿童对外部世界的好奇被认为是最天真可爱、最好的学习品质。但“这只是源动力，而不是学习获得成就的方法。如果只考虑兴趣，会走上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
儿童的发展，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基于现存的文化。李瑾说，西方学者往往从认知角度来看待儿童的学习模式，强调所谓的心智取向。
在他们看来，起源于古希腊的学习，最初是因为好奇而对外部世界进行探索，即便科学，最初也是为了解读上帝是如何使世界运转而产生的。
“心智取向”(mind-orientation)特调思维、探索、智力、发现、挑战、创造性、开放态度、快速学习（有效学习）、口头交流、正面情绪、好奇、兴趣、乐趣、内在动机、享受、骄傲自豪。而负面情绪则包括挫折感、自卑感、沮丧、失望、惭愧、内疚等。
西方的文化传统认为，负面情绪不利于人的理性发展，所以，需要帮孩子们极力铲除掉。
李瑾说：“他们认为，必须要把人类各种自然情绪排挤掉，才能有利于学习，这就是为什么老师和家长要采用大量表扬，来刺激儿童的学习动机。
但是新的研究表明，这对学生学习反而太多损害，因为这其实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判断好坏的标准。
况且，情绪是人类经过上亿年进化而产生的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孩子根本不可能不产生负面情绪。”
中国儿童的学习模式，则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在我的研究中被称为美德(virtue-orientation)取向的学习模式，主要有7大类学习美德——诚信、勤奋、刻苦（这里的刻苦不是指智力上的困难，而是克服惰性的困难，虽然非常苦，但是却是很值得的）、持之以恒、专心、谦虚、尊师重道。
中国儿童学习中的负面情绪，往往以惭愧（学得不好是惭愧的感觉，而不是一种沮丧）、自责为主。”
李瑾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的传统就是探索人的内在，不论孟子、孔子都是探索人性的内在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儿童的学习模式。
中国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的学习目标，首先是完善自我，以天下为己任。
按照杜维明先生的解释，就是终身不渝地追求自我完善，使自己成为最真挚、最诚恳、最富有人性的人。
而学习的标准是行胜于言、执着追求与终生不渝，而不是好奇与兴趣。
也正因此，中国的学习模式特别强调省视自我不足，挑战自己，而不是审视别人。
学习优秀的时候泰然处之，不要一味洋洋得意地显示自己；学习差的时候正视失败，甚至我们的文化还有“惜”，需要珍惜负面情绪倾向。比如孔子的“知耻近乎勇”。
这种学习模式的特点，是不以人的心智、认知而论事，而是以人的道德人格为思虑的焦点。人的自我完善，人人都能追求，不只是智力高的人才能发展出来。
李瑾说：“因此，西方国家的教育会强调‘你的兴趣是很重要的，没有兴趣的事情，是可以不做的’。中国的教育这两年也开始强调兴趣，但是却认为‘兴趣不是最重要的，你承担的责任才重要’。”
学业压力的提升是不争的事实，自由也需要指导
李瑾认为，社会在发展，孩子的时间确实会不够用，但是需要改革的是教学本身，而不是一味减负。
在她看来，很多时候减负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负担不是学业造成的，而是时代飞速发展一定会带来的，“教育中没有后退，不能让孩子成为牺牲品”。
人类在发展，孩子必然会面对增加的学业压力，不学就会被时代抛弃，不能参与世界的发展。关键在于怎么学。
李瑾认为绝对不能高压，但是也不能减负到看低孩子的能力。她说，这其实对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便是减轻孩子的负担，给他们自由，也必须对他们进行指导，帮助他们在学业中获得主动控制权，而不是被学业控制，这才能让孩子获得成就感，并且不断上升。
这就牵涉到中国孩子的学习品德。
儿童浸润在文化里，饱受文化的熏陶。对于文化传统，他们没有选择能力，只能全方位地置身于母亲与家人“襁褓”之中。在强大的文化影响下，儿童很难发展出独立于自己文化之外的学习模式和学习品德。
最近，李瑾在美国完成了对欧洲裔家庭和华人家庭的研究，调查华人是否因为文化传统，保持了对学业的高度重视和学业的高表现。
其中包括；儿童有什么样的学习目的？儿童怎样理解学习的历程，怎么学？儿童如何感知学习好与不好的状态，如何对应取舍玩耍以及如何应对社会对他们的学习的压力？
调查发现，儿童天生是要玩的，问题是如何自觉地愿意去学，或者说经过思考后认为要先学后玩。
具体参与的儿童是248个中等收入的大陆华人家庭和美国欧裔儿童，每个年龄段各30人，男女比例相等，主要给他们图片设计故事，这些故事涉及4到5个简单的句子。
简言之，就是根据学龄前儿童记忆曲线——1岁1句话，研究3岁的儿童就是请他们说3句话，从中看他们的学习模式倾向。
图片是小鸟掉到地上了，大鸟扶小鸟重新飞上树，以及小朋友钓鱼没有钓到，吃父母钓到的鱼。
在小朋友表述的话中发现，华人家庭有30%以上的孩子自发地说到“勤奋”、“再三训练”、“恒心”、“不能三心二意”等。
美国的孩子也提到“不能没有恒心”“不能一件事情没做完就放弃”，但没有一个孩子提到“专心”、“训练”、“勤奋”的概念。
可见学习美德是华人学习过程中重要的心理组织和运行机制，华人学习重视执着追求、终身不渝，而不是好奇与兴趣。
就算孩子有兴趣，华人家长还会要求继续努力，“你这么好奇，要是努力的话，那不得了。”
所有的改革都应该与文化同向而行，而非逆向而行
在哈佛大学以及布朗大学进行学习或研究期间，李瑾听到了许多对中国教育或东方教育的批评。
“或许这些看法也影响了中国的学者或一些政策制定者。问题是，任何国家的教育改革都应该与文化同向而行，而非逆向而行，这样才能使得改革的成效最大。”
在哈佛担任教职期间，李瑾发现，有相当多的学者一直在研究“华人学习者悖论”现象，在他们看来，中国教育体系充满老旧的教学方式，一方面，它是以老师为中心，权威式、中央统一的教学，另一方面学生很温驯，服从且不具批判能力，他们擅长应试。
换言之，中国或者东亚的教育体系，与所谓好教育制度所具备的一切已知优点都相悖。
但李瑾认为，应试无法回避，即便学生的学习是以考试为目标，这也是正常的。只不过考试的方式需要改革，这完全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非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
她说，孔子在2500年前就提出了有教无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用教育突破当时的等级制度，非常具有突破意义。综观当时的世界，只有贵族或者奴隶主才能享受教育。“有教无类”即便在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没有实现，在美国，黑人和拉美裔的辍学率是50%。
“公平、公道、均等、合作，是教育政策制定的基础，也是考试制度最初的来源。”李瑾说，这也意味着，中国或东亚的家长，任何时候都希望孩子能享受最好的教育，并且愿意为之付出努力。
台湾曾经在各种对应试教育的“讨伐”声中，设想取消联考，并试点减负，减少孩子们在学校的学业负担，缩短上课时间，结果很快就出现了早8晚9的现象，即学生早晨在家补习到8点钟再去上学，晚上放学后到辅导机构学到9点，因为学校教的内容太少太轻松。“台湾有几百万学生成了’小白鼠’。日本也经历过同样的阶段。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味地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结果却是学生负担越减越重、校外辅导机构越减越发达的原因。
李瑾说：“不管如何减负，东亚的父母一定会为孩子追求最好的教育，追求最好的成绩，这是文化价值取向决定的。”
小学生早早放学，李瑾认为这完全不是减负，而是在增加学生和家庭的负担。
“我常常听到国内的学者动辄就说，美国的小学生学业轻松，下午都不用上课。但这是使美国深陷泥沼，一直想改却无法改变的事情——小学生下午不上课，在100多年前就写入了美国的教师工会法，如果下午老师要上课，就必须加工资。”李瑾说，这在美国完全是不得已的选择。
在李瑾看来，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孩子都必须要好好学习，不论喜欢与否都必须如此，不能以喜好为导向。
因为儿童幼小时并没有价值判断能力，只有一时的热情，必须通过一定的方法促使他们坚持并且获得成就，从而获得成就感。
因此，对于教育改革，我们绝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凭空想象，耽误我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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