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铜镜起源于何时一直广受关注。真的要溯其渊源，最早甚至能追溯到神话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轩辕皇帝传》中有记载：“帝因铸镜以像之，为十五面，神镜宝镜也。”说的就是黄帝看见明亮的满月，造了十五个和满月形状相同的器物，被称为“神镜”、“宝镜”。又有《黄帝内经》：“帝既与西王母会于王屋，乃铸大镜十二面，随月而用。”黄帝和西王母在王屋上相会，为了能看到整个华丽宏大的宴会场面，就造了十二面巨大的镜子，与一年十二月相对，每月用一枚镜子。这些传说大多流传自战国时代，说明那时铜镜已经并不少见。但至于是否在黄帝的时候就出现了铜镜，很有可能只是一种想象。因为那时中国还没有进入青铜时代，想要铸造出具有实用性的铜镜是不可能的。因为缺少文字的记载和出土文物，上世纪甚至有学者提出中国的铜镜是由中亚文明传入的。如何确定中国的铜镜起源问题一时成为焦点。
我们知道铜镜还有一个别名“鉴”，这个别名如今已不适用，实际上“镜”字出现比起“鉴”要晚的多，大约至汉代“鉴”才转写为“镜”，此前的古籍中只有“鉴”，所以我们探讨镜的起源也得从“鉴”入手。《考工记》中关于合金比例的记载：“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此“鉴”自然指的是镜，但在有些史籍中，“鉴”又有“以水鉴容”之意。《庄子》中：“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又有“仲尼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古人用陶盆盛水而照容，此盆为“监”，用铜盆则为“鉴”。从“监”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可以看出这个字就像是一人在对镜照容。古人发现了静水的反射作用，因此以水照容成为一种习惯也算是一种必然。
甲骨文中的监
那么为铜镜的“鉴”和盛水的“鉴”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二者都是照容的方式，说明古人在发明铜镜之前存在一段用水鉴容的时期。至于其中如何过渡，郭沫若认为：“普通人用陶器盛水，贵族用铜器盛水（今之“监”和“鉴”中“皿”和“金”也应源于此），铜器如打磨得很洁净，即使无水也可以鉴容。故进一步，即由铜水盆扁平化而成镜。”这种由铜鉴发展到铜镜的观点影响很大，受到了当时学界多数人的支持。
铜鉴
但在1975年，尚处在铜陶并用阶段的齐家文化墓葬中先后出土了两面铜镜，极大的提前了铜镜出现的时间。以往认为铜镜应在铜鉴之后出现，大约在春秋前后，这种观点也就站不住脚了。但如果古人先创造出铜镜，按理说就没有用水鉴容的必要了，更不会用数倍的铜料铸造铜鉴。
这种现象看似难以解释，但仔细分析这两面出土的铜镜，学者们发现它们的锡含量很低，而且合金的配比很不稳定。铜镜之所以能反光，要点在于表面光洁的程度，而青铜中锡的含量高低直接决定了铜器的表面是否能较好的反光率。
因此推测这两面镜子可能并没有鉴容的作用，或者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适合。如果镜子不用来照容，那还有什么作用呢？我们抛去现代人的思维定式，就容易想到古人最初铸造镜子不一定是为了鉴容，也可能是装饰，或是某种权力或角色的象征，后来才逐渐认识到铜镜的鉴容作用。这也就解释了铜镜和铜鉴出现时间的先后顺序，以及二者共存的奇异现象。
事实上，在世界很多古文明中，镜都在原始宗教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和其本身功能毫无关系。等到铜镜铸造技术逐渐发展，合金中锡含量提高，铜镜也就取代了铜鉴的鉴容作用，并一直延续至后世。
简单的说，我国的铜镜发展历程，经历过“陶监—铜镜—镜鉴共存—铜镜”的过程。
解决了“何时”的问题，我们再来说说“何地”。齐家文化遗址先后出土过数枚铜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两件，一件为七角星纹，一件为三角纹，且镜上有中国铜镜最突出的特征“钮”。古人将细绳穿入钮中，随身而系。在伊拉克、伊朗等地的古遗址中也有发现铜镜，但是这些铜镜都是带柄镜，与中国古代流行的钮镜属于不同系统，因此中国的铜镜应当是有完全独立的发展路线的。
三角纹镜
可以看到两面铜镜上的纹饰都以斜线为地，排列较整齐，它们已经有了不同的类型和相对复杂的纹饰，所以铜镜的起源可能还更早一些，但时间应该相差不远。需要注意的是，齐家文化位于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而不是中原地区。从时间上看，中原地区已知最早的铜镜则是出土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遗址，在年代上要晚五百年左右；从数量上看，在中原地区出土的铜镜只有上述一处，中原以外的却多达七处。甘青地区也远多于其他地区，如曾在青海省湟源县一处墓葬中出土了34面铜镜，这几乎比中原文化同期发现的铜镜数量之和还多。
许多商周青铜器都是相当精美的，铸造工艺更是精湛至极。但奇怪的是当时的铜镜却显得非常粗糙，与其他铜器有明显的差异。而且铜镜上的纹饰也与其他铜器的纹饰风格迥异，却和甘青地区的铜镜在形制风格上完全相同，比如一些几何纹图案，大多不见于其他商周青铜器，却在齐家文化的出土文物中有所对应。很明显，铜镜和其他传统器物不同，应是从黄河上游地区传入中原并继续发展的，中原的铜镜也颇有些“依葫芦画瓢”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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