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于1368年正月初四建国时，战争尚未结束，北伐仍在进行，当年秋季，明军攻克通州，元顺帝仓皇北逃，随后朱元璋的得力干将徐达率军攻陷元大都（北京），统治中原不足百年的元朝宣告灭亡。但元顺帝北逃并不意味着政权的终结，残余势力偏安塞北，仍以“大元”为国号。
在西南一隅的云南，也有奉元朝为正朔的梁王。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割据云南，数杀明使，终于惹怒了朱元璋，决定兴兵拔除这股前朝残余势力。明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初一，朱元璋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左、右副将军，率兵30万南征。
云南自古为中华之领土，但在明代以前，中央势力鲜有进入，当地土司也希望能够一直维持这样的分治局面。面对明帝国浩浩荡荡的南征大军，云南当地各势力在震撼之余，似乎也凭借着山高地险而有恃无恐。大理土司段世致书明军大将傅友德，信首即赋诗云：“方今天下平犹易，自古云南守最难。”信中意思很明显，即明军南征是不智之举，段世信中反复劝说傅友德，希望不要在云南设置“客兵”，陈述理由也有理有据，若明军镇守此地，不仅损兵折将劳民伤财，而且路途遥远也不便供养如此庞大的军队，是“有泰山之损，无鸿毛之益”。不如仍由“土人”自行治理，则“有贡赋之利，无供给之害”。最后，段世还带着威胁性的语言写道，我们要弄死你付友德的南征军，甚至不需要厉兵秣马，只要等四、五月雨季一来，环境恶劣兵粮寸断，你想活命门都没有，劝你们还是早日退兵，别自寻死路了（拒汝不假砺兵,杀汝不需血刃。四五月间，雨淋河泛，粮绝气弊，欲活不能,汝之进退狼狈矣。莫若趁此天晴地乾，早寻活路。宁作中原死鬼，莫作边地游魂，汝宜图之）。
傅友德看到这封信后，大概会笑而不语。随后直接起草讨逆檄文，在檄文中对段世的威胁进行回复：“新附州县，置府道府，广戍兵，增屯田，以为万世不拔之计。又岂有兵久生变之弊哉。”总结起来一句话，我大明天兵一到，马上自行开荒种地，自给自足，别拿什么兵粮问题唬我们。云南方面一看，既然吓不走明军那就拉开架势打吧！元梁王遣悍将司徒平章达里麻率兵十余万迎战，两军激战于白石江(今云南曲靖东北)，明军大胜，达里麻及其众2万尽数被俘。首战告捷，傅友德派遣蓝玉、沐英乘胜追击，西进明军迅速攻克七星关，迫东川、乌蒙、芒部、水西各地方武装降服。洪武十四年（1381）十二月二十二日，残元梁王兵败自杀，明军乘胜打进昆明，蓝玉、沐英率军相继攻克大理、鹤庆、丽江、金齿，地方武装纷纷降附，明军迅速统一云南全境。
俗话说打天下易，治天下难，此次平定梁王之役虽雷厉风行，但要使数十万大军在西南边陲安定下来并非易事，强龙不压地头蛇，雨季一来，兵粮不济，军心哗变，叛军随时可能乘乱反攻倒算，战前段世书信中的威胁之言并非全是危言耸听。但事实证明，明军的确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方法就是傅友德檄文里的戍兵屯田，朱元璋开国后制定的卫所制度被推广到云南，妥善解决了大军远征粮草不济，久易生变之患。洪武二十二年（1389），留镇云南的西平侯沐英朝见朱元璋后，决定将卫所制度在云南推行到底。他“携江南、江西人二百五十余万入滇，给予种子、资金，区别地亩，分别于临安、曲靖、云南、姚安、大理、鹤庆、永昌、腾冲各郡县。”次年，沐英又奏请移湖广、江南居民80万入滇，得到朱元璋批准。沐英治滇期间，“移民至四百余万，垦田九百万余亩”。迁居的方法，主要是将移民编入卫所，平时为民，能够开垦荒地（军屯），自给自足，定期训练，一旦有战事爆发，可以马上变成具有战斗力的兵士。
毋庸置疑，顺利解决云南问题，巩固了明王朝西南边陲的，正是开国时设立的卫所制度。那么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决定设立这一套制度，并将其作为明朝的最主要军事制度？卫所的设立又是否真如傅友德所言的“万世不拔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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