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七贤”中，阮籍、嵇康是灵魂人物，他们的行事作风最能体现俊朗飘逸、桀骜不驯的魏晋风骨。山涛、向秀、王戎既有超脱的一面，也有世俗的一面；而阮咸、刘伶，放荡到近乎颓废，属于问题人物。
政治取向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文学成就
在文章创作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可读的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5卷，已佚。
玄学代表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社会背景
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竹林七贤”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的代表。
七贤简介
嵇康(223～262)，字叔夜，三国时曹魏文学家、思想家与音乐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本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先人因避仇迁家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临涣镇)，因家居侧有嵇山，故改姓嵇。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
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崇尚自然，怡悦山林，追求恬静闲适和超然自在的生活。《魏氏春秋》说嵇康“学不师授，博洽多闻”。他的诗文书法琴艺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是位多才多艺的全能式学者。他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大师，他的诗气峻辞清，深刻犀利。还精通音律，是当时著名的音乐理论家和演奏家。他写的《琴赋》，特别是洋洋七千言的《声无哀乐论》，鼓吹自然和谐，呼唤心灵回归，在当时音乐与自然、音乐与情感关系的大论辩中独树一帜。
嵇康蔑视官场不屑权贵，远离官场跑到城郊去打铁。嵇康在锻铁的同时，也锻造了自己的灵魂。就在嵇康打铁打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司马昭的宠儿钟会突然来访。嵇康懒得理他，连头都没抬。钟会尴尬了一会儿动身要走，嵇康问话了，很幽默：“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得也很机巧：“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小人钟会耿耿于怀，从此忌恨在心。鲁迅说：“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祸就祸在嵇康得罪的不是一个君子而是一个小人！
嵇康玄学思想的核心是“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它的芒刺直指以周公自居的司马昭和被统治者当做幌子的虚伪的礼教。嵇康的社会理想是“不以天下私亲，宁济四海蒸民”。他向往唐虞社会及其之前的公天下，这就把唐虞之后“宰割天下以奉其私”的罪恶统治都否定了。《晋书》记载：“山涛将去选官，举康自代康乃怀涛书告绝。”山涛为人敦厚，他推荐嵇康做官本是一番好意，却惹得嵇康怒不可遏。嵇康一篇《与山涛绝交书》写得十分痛苦。嵇康这封绝交书无疑是一篇与当权者决裂的宣言，难怪“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怒焉”(《魏氏春秋》)。结果惹恼了权贵，埋下了祸根。
无独有偶，嵇康有个朋友叫吕安，其妻十分漂亮，被他的哥哥吕巽奸污了。吕巽做贼心虚，反污吕安不孝告到司马昭那里。司马昭标榜以“孝”治天下，不孝可以定死罪，吕巽这样做是将亲弟送上断头台，简直禽兽不如。嵇康怎么也想不到朋友圈子里冒出这么一个阴险的无赖，当即宣布与吕巽绝交，绝交书每个字都气得发抖。嵇康拍案而起为吕安出庭作证。他走进的是一个等他等了很久的卑鄙的陷阱。嵇康为朋友抱不平被打入死牢，罪名是“不孝者的同党”。
嵇康入狱后，人们奔走呼号竞相营救。《世说新语》说“豪俊皆随康入狱”。司马昭怎么也想不明白，已是死囚的嵇康怎么还有心思在狱中写诗？更想不通还有那么多人无意于他的官场却很乐意陪嵇康蹲牢房。司马昭有点心慌有点犹豫，还有点酸溜溜的嫉妒。就在这时，小人钟会报复的机会来了，在司马昭前煽动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容。宜除之，以淳风俗。”钟会对司马昭的心思摸得很透，短短几句话就结果了曾讥讽过他的嵇康。
据《晋书》记载，行刑那天，有三千太学生聚集刑场为嵇康请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正因太学生们请愿，促使司马昭决意处死嵇康。面对死亡，嵇康泰然自若，一曲《广陵散》成千古绝响！
在魏晋文人中，嵇康最率性最有骨气，他是魏晋风度的一面不倒的旗帜！
阮籍(210－263)，三国时期曹魏末年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据史料记载，因为阮籍才华横溢，在当时名气很大。曹爽曾请阮籍作官，他推说有病，回了故里。不久，曹爽集团被司马集团歼灭，人们都夸赞阮籍有远见。掌权的司马集团也想拉拢他，但阮籍和司马集团总是若即若离。阮籍曾经主动要官当，“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愿得为东平太守。”文帝从其意。阮籍“骑驴径到郡，皆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清宁。十余日，便复骑驴去。”(《世说新语·任诞》)好像开一个玩笑似的。
阮籍性格怪癖，放荡不羁。或者苦读诗书，数月不出家门；或者游山玩水，数日忘记还家。他还每以啸歌自适，竟能达到物我两忘之境，人们都说他是痴人，其实是避世。尤其在司马家发动“高平陵政变”篡夺政权之后，阮籍选择了彻底放纵自己，选择了逃避。
阮籍选择了避世，但麻烦总又找上门来。司马昭听说阮籍有一女，才貌不俗，便派人登门，为其子司马炎说亲。阮籍并不乐意，但又不好直接回绝，于是，开怀放饮，大醉六十多天，使者因不能与之说话，只有作罢。不过阮籍好酒，倒也不全是装出来的。据说一向不慕官爵的他，曾经主动求任步兵校尉一职，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看上了步兵营中有一位厨师很会做酒，而且营中藏有美酒300斛。
阮籍平常是个极其孝顺的人，但当母亲去世时，他正在下棋，大家劝他收摊儿，他却坚持把棋下完。之后，饮酒二斗，一声哀号，吐血数升。后来朋友裴楷，前往祭拜阮母，阮籍披头散发呆坐于地，两腿分开前伸，并未起来应酬。裴楷哭吊完毕，众人都问他：“按规定，吊唁时，应该主人先哭，客人后哭。刚才阮籍没有反应，你怎么就哭起来了？”裴楷答道：“阮籍是世俗外的人，所以不拘礼法，而我是世俗中人，所以以礼行事！”这话一语中的。二人各按各的行为准则，互不干涉，两不耽误！
阮籍厌恶官场，看不上那些熙来攘往、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行尸走肉；他又蔑视礼教，从不拘于那些繁冗琐碎、花样翻新、近乎荒诞的世俗礼节。一次，嫂子要回娘家，阮籍上前话别。事后，人们都讥笑他不遵礼数，他反驳道：难道这些俗礼，是为我定的吗？邻家的妇人长得很漂亮，开了酒铺卖酒，他常和王戎一起去欢饮畅谈。喝醉了，便倒在那妇人的脚边酣睡。一开始，妇人的丈夫怀疑阮籍别有用心，但伺机观察后发现，并没有什么不轨的举动。还有一件事，也颇能体现阮籍的性情。有一兵家女子，不仅生得十分美丽，并且才华出众，闻名乡里。只可惜未等出嫁便生病夭亡。阮籍原本并不认识这家人，但也前往哭祭。当时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同样是哭，阮籍的眼泪给我们展示了人间的真、善、美。
要说到哭，没能赶得上阮籍“穷途之哭”如此悲怆，如此凄凉，痛彻心扉，让人撕心裂肺。《晋书·阮籍传》：“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可以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是一种境界，一种像王维那样出生于大唐盛世的半官半隐“诗佛”才具有的情调。而“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那是出生在魏晋罅隙中挣扎求生的文人身临绝境悲不自禁的无奈。王维的豁达与禅性，却是阮籍穷其一生也消费不起的。
嵇康被杀的第二年，阮籍也抑郁而终。之所以是抑郁而终，是因为阮籍晚年做了一件足以让他终生懊悔的事情——作《劝进文》。公元263年，朝廷迫于压力，再次封司马昭为晋公，又加九锡之礼(九锡是中国古代皇帝赐给诸侯、大臣有殊勋者的九种礼器，是最高礼遇的表示。这些礼器通常是天子才能使用，赏赐形式上的意义远大于使用价值。锡，在古代通“赐”字。九种特赐用物分别是：车马、衣服、乐、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鬯。)傀儡皇帝曹奂还亲自下诏，劝司马昭“笑纳”。司马昭那肯定是“推辞不受”了。(主管礼仪之事)司空郑冲忙着找人写劝进文，自然就想到了阮籍。架不住软磨硬泡，阮籍泼墨挥毫，一气呵成。这篇文章文气纵横，“时人以为神笔”。这篇“神笔”之文，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杀了阮籍的身，也毁了他的名。宋代文人叶梦得就说：“阮籍……作《劝进文》。若论于嵇康前，自宜杖死！”
山涛(205—283)，字巨源，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晋书》记载：涛早孤，居贫，少有器量，介然不群。说的是他从小很清贫,然而很有器量和不凡的格调志气。
他不同于阮籍、嵇康辈。前者之父为“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闻名天下的大才子。后者为曹操嫡孙女长乐亭主之夫婿。二人皆有着显赫家世，笼在金碧的贵气、沾附着泱泱不可企攀的皇权。而山涛呢？他不过是一个贫苦的孤儿，这对于一个“少有器量”之人来说，注定他的人生路程要付出比其他人更大的努力，承受更多的艰辛。
山涛虽在竹林七贤年龄最长，可是很晚才开始为官，而且，宦途生涯将近三十年。“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晋书·山涛传》)他第一次做官大约在正始六年左右没当多久就逃走了。原因和曹氏与司马氏之争有关。司马懿的老婆是山涛的表姑，所以，当时任河南从事的山涛经常去司马懿家去看望姑姑。当他发现司马懿与曹氏集团有更大的厉害冲突，阴险怪脸的司马懿竟然装病躲避在家中，而并非真生病，这种政治局势暗藏的玄机，山涛是清楚的。担心扯上两个集团的政治较量，自己会无辜的失了性命，赶紧溜之大吉。
正始八年开始同嵇康、阮籍同做竹林之游，悠哉游哉，快活的紧。短短的几年隐居生活后，山涛开始了第二次入仕。
山涛第二次入仕虽与婚姻有关，但它在此后的三十多年的官场生活中，曾在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三代政权里做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中坚力量，并成为司马氏晋王朝的开国功臣。在他的职历中最重要的是吏部尚书，其职权是以派任官吏人事为主，属于中枢性的部门，这必须通晓官界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同时还需有识人的气度，这对一向以自己的政治器识为豪的山涛来说，正是适得其所。任上选取了大量人才，对己约束很严，从不授受贿赂。在他79岁去世之后，人们发现，这个朝廷重臣竟然两袖清风，“旧第十间，子孙不相容”(《晋书·山涛传》)。在那时乌烟瘴气的政治背景下，很是难得的。
山涛一生最为人诟病的污点有两个：一是为司马氏政权的骨干力量，所以历代文人从正统观念出发对他有所非议，甚至视为“贰臣”。二是好朋友嵇康愤然与之绝交，似将山涛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然而仔细辨析，就会发现如此评价山涛，不免失之公平。原因与上对应也有二：一是他在为官期间并未有迫害曹氏成员的记载，更没有杀害过正直之士，而是对有才之人大力提拔，这对社会进步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二是嵇康受牵连被杀，临行前，曾对儿子嵇绍所：“巨源在，汝不孤矣！”(《晋书·山涛传》)。而在嵇康死后，山涛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并将嵇绍举入仕途。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话。
山涛虽然年轻时崇尚老庄思想加入了竹林七贤之列，可是本质上他却不是一个浪漫的文学家或忘情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拘守世俗礼法的彬彬君子。他并不是一个真能忘情逍遥世外的人，应该是身在竹林之中，仍有野心想立身扬名于世。只不过因他政治上的远识，使他在政争最厉害的时候避世远遁，一旦机会来了他还是会出仕的。他与嵇康、阮籍之交也可说是偶有交会迸出的火花罢。所以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到“足下傍通，多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正是“偶与足下相知耳”正道出了这其中的实情。
实事求是讲，山涛是好人。他善于自保，但不害人。更是个好官，知人善任，清正廉洁。为官三十余年，名声和政绩都很好，堪称魏晋时期优秀的政治家。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
他主张“名教”与“自然”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逍遥”，但“君臣上下”亦皆出于“天理自然”，故不能因要求“逍遥”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他又与吕安同在山阳地方灌园以自给。山阳是嵇康住宅所在之地，可见他们三人交往甚密。但是种田、种菜并不是他们的嗜好所在。以田园工作换取生活所需，一旦有了空闲，就相携出游于大自然间，逃脱政治的黑暗樊笼，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虽然他们三人的行止如此亲近，但向秀的性格却是与嵇、吕相异。嵇康傲世不羁，吕安放逸而超迈俗人，向秀则好读书，所以常被他们所嘲笑。三心灵的交流从向秀的《思旧赋》可看出：“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不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
据《晋书·本传》的说法，向秀是喜好老庄之学。有感于历来读《庄子》的人虽然很多，但为之作注者却很少，便想替《庄子》作注，完成此工作後，请嵇康、吕安批评，看完之後，几乎给予一致的赞叹。可见向秀的《庄子注》确乎超越了有旧家的注解，故《晋书·本传》：“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史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今日向秀的《庄子注》已佚失，其中一些佚文散见于张湛的《列子注》中。
向秀的思想之有异于嵇康，尚表现在他的《难养生论》一文中。《养生论》为嵇康的作品，文中主张寡欲养生，而向秀却持反对的看法，他的这种思想是将魏晋时已经盛行的老庄思想中尊重自然的想法加以推广，但是从他的表现和论理过程，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已是站儒家的立场。纵使他对老庄思想有极度的兴趣，但却不曾以此来做为他生活态度的指针。所以，後来嵇康和吕安被处死的事件发生时，他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受到当朝者的注意，准备援引为官。这也是他们思想的歧异之处。曾与司马昭的有过对谈，司马昭当时掌握实际政权。
即使向秀在处理实际问题和思想与他的两位好友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在互相争论中愈亲密，因此他对于两位死于非命的好友，那种痛惜哀伤之情，是发自本心的。自洛阳归山阳嵇康旧居时，忍不住写下了有名的《思旧赋》，文中所表现暗藏的政治黑暗与恐怖，呈现消极抵抗政治的态度。司马昭死后，向秀仍继续做他的官，只是极不得意。《晋书·本传》说：“後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不任职、容迹而已，可看出他仅挂个做官的空名，还能保持这个空有其位的空名罢了。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市)人。擅长喝酒和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唯著《酒德颂》一篇。
他身高仅
西晋初年，司马昭曾招天下名士如潮对策。刘伶也参加了这次“公务员考试”。对策时，竟大谈“无为之化”，也就是老庄的“无为而治”道理，结果名落深山。后来，王戎当建威将军时，把刘伶召到幕府担任建威参军。也不知道这个官做了多少年。总之，刘伶最后因为“无用”而寿终正寝，颐养天年。
在七贤中，刘伶以喝酒闻名。《晋书·本传》记载说，他经常乘鹿车，手裏抱著一壶酒，命仆人提著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
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那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终于把拳头放了下来。
有一次，他的酒病又发作得很厉害，要求妻子拿酒，他的妻子哭著把剩馀的酒洒在地上，又摔破了酒瓶子，涕泗纵横地劝他说：“你酒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请你一定要戒了吧！”刘伶回答说：“好呀！可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没法戒酒的，必须在神明前发誓，才能戒得掉。就烦你准备酒肉祭神吧。”他的妻子信以为真，听从了他的吩咐。于是刘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来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取过酒肉，结果又喝得大醉了。
关于喝酒，竹林七贤裏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喝酒，但刘伶却独以酒而闻名，可见他的酒量之大。他的喝酒，或许同阮籍一样，是因为受逼于黑暗的政治，污浊的社会，但他始终沉醉在酒乡的混沌世界中，不像阮籍是充满着愤懑之心。阮籍虽然厌恶那个社会，但他却不得不活在魏朝的官僚社会里，尤其与专权的司马氏有著若断若离的关系，使得他满腔的苦闷，一旦发洩出来，便成为锐利痛快的怒骂。而刘伶则与之相反，一开始便在官场上不得意，不被那个官僚社会所接受，因此他在《酒德颂》中对于礼法之士所表现的不屑，便尽是一片揶揄嘲笑的态度了。他喝酒的方式也是极其豪迈的。伴随着狂饮而来的，自然是行为上的放荡。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阮籍之侄。与籍并称为“大小阮”。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直颈琵琶，直颈琵琶后改称阮咸，简称阮。
阮咸不仅擅长演奏，也精于作曲，唐代流行的琴曲《三峡流泉》据说就是他所作，李季兰在同名诗中有“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的诗句。195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持阮弹奏的阮咸画像，神情专注。
阮咸和阮籍一样，生平也很鄙视礼法。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崇尚老庄之说，鄙视种种所谓的繁文缛节；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当代权贵们的一种实际抗议。由于此时的政治主流乃是以礼法为主，主张“以孝治天下”，不同于曹操当时的“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把原本抛弃了的礼法，拿来当成为巩固权位的藉口。阮籍曾愤懑地说：“礼教岂为我辈而设。”而阮咸也在母丧期间，穿著孝服，骑驴去追自己私恋的一个鲜卑婢。阮氏家族的人都能喝酒，阮咸到族人那里聚会，从不用通常使的杯子喝酒，而是用大瓮盛酒，大家围坐在一起，相对痛饮。这时来了一群猪，它们直接凑到酒瓮旁，和人们一块儿喝了起来。 (《世说新语》)这种超越自古的传统礼制，其实都是对礼法尊严的一大讽刺。因为当时的礼法已经失去它原先的意义。在当时礼法甚严，阮咸纵情越礼，放浪自适、饮酒享乐的行为，或多或少阻碍了他的仕途。
《晋书·阮咸传》说：“山涛举典选，曰：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这对阮咸是很高的评价，阮咸虽不拘礼法，而能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不为外物移心，这乃是老庄玄学之素养，越名教而任自然。这表明不拘礼法乃其表现形式，而贞素寡欲为其内心世界，此乃名士的精神本质。如果仅有不拘礼法，则不过是狂人，是不能成为真正的名士。只可惜，晋武帝仍以阮咸的沈溺于酒乡，不予以重用。
王戎(234—305)，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生于大富之家，幼颖悟，神采秀彻。在七贤当中，王戎的年纪是最轻的，他比山涛小二十九岁，比阮籍小二十四岁，比嵇康小十一岁。
王戎九岁的时候便认识稽康，同时还交往甚密。王戎认识阮籍是在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王浑，官任上书郎与阮籍是同事并有亲交。王戎也跟著父亲住在尚书郎的官舍中，阮籍每一次来拜访王浑，谈不到几句话，就转到王戎的房间，这对忘年之交，一谈就是大半天。阮籍这样对王浑说：“濬冲清俊绝伦，不是你比得上的。与阿戎说话，比与你说话来的有趣多了。”虽然这样，但王戎毕竟在气质上，抱负上与阮籍、稽康有很大的不同。
生在门阀世家，有深厚的家庭背景，自幼又被视为神童的他，又有官宦之志，很自然的便走入官场。王戎二十四岁时，被司马昭封为相国橼(宰相的属官)，而推举他的，就是那位司马昭前的红人钟会，钟会基本上是反对七贤的。官场中王戎在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但“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
少年聪慧，中年却变为俗物，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可以得知，王戎比起这几位前辈，少了他们的思想家，文学家的气质风度，相反的却充满了世俗的官宦之志，所以阮籍讥讽他为俗物。更可笑的是，他竟以吝啬立名。据说，他每晚与妻子挑灯计算自己的收支。他侄子结婚，他只送了件单衣，事后还唠叨个没完。他家有上好的李树，因怕别人也种，便在卖李之前，钻空其核！
王戎一生，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位高爵显，身当国家重任，可惜的是掌握大权时，却因为一味的避祸，而对国家、对人民，并没有做到贡献。王戎、山涛皆为入仕之人，山涛虽有後人评作“贰臣”，但他为官尽责、选贤与能，此番作为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在这样的时代里，许多人在朝为官只为享受荣华富贵，而他愿意为老百姓的福祉努力实在令人感动，至少为魏晋政治这个黑暗期带来一丝的光亮。
就竹林七贤而言，王戎是有些愧于一个“贤”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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