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教育与幸福教育

文｜许锡良

  

死亡之于人生的意义，在西方数千年来一直是受到重视的。这个至少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之死上来。但是，中国却不同，至少自孔子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回避说死亡的问题，但是人生死亡的问题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对死亡有深刻的反思与追问，那么要清楚地了解生的意义是困难的。对死亡不敏感的文化，对生也只能是麻木不仁，或者醉生梦死。因此，要真有生命教育与幸福教育，就必须要有死亡教育。把死亡的话题引进到教育内容中来。

  

死亡是人生中最大的幽暗意识。因为，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然的、确切的，而且充满了未知式的恐惧。每个人的死亡只有一次，而且这个死亡的体验却无法与他人分享。也就是一个人无法从他人之死中获得什么经验。一个人死了，他体验过了，但是，他不可能再把这个体验告诉你，每个人都只能从他人之死的外表中去猜测死的内含与感受，从痛感中推测死应该是肉体之痛的极限。生活着的人大多害怕死亡，无论活得怎样，都害怕。死是人生最大的了结。无论是苦难、卑微、屈辱，还是幸福、荣华、富贵，无论是贫穷、疾病，还是显赫地位与权势，在这里都要来一个彻底的终结。这是人作为生命的铁律。

 

人因发达的理性意识与历史文化感，而能够意识到自己会死，而且还在十分健康健壮的时候就会意识这个问题的存在。人因此产生上帝、宗教之类的概念。人活着自然要寻找意义。他们分别把自己生之意义寄托于上帝、天堂，祖宗或者后代的血缘有关系的传承上。因此，就有了不同的文化及价值观。死亡这个自然概念因此就有了人为的文化的内涵。幸福也不是抽象的，每个人的幸福及幸福感必然是存留于一种文化之中的。

 

重视死的民族，才会有宗教产生，回避死的意义的民族不会有真正的宗教产生。中国的儒教对死亡问题采用了完全回避的态度，它尽力使人忘记人生还有死亡这回事。在《论语》里从头乐到尾，其实，现在看来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后来鲁迅说中国人几千年来是在“瞒与骗”中度过的，或许与此有关？此外，中国人求真很难，且很讲求面子，或许也与此有关？道家则对死亡同样采用了类似的态度。

不过道家不是叫人去回避死的问题，而是采用了类似积极的行为来对人的必死作出弥补，那就是炼仙丹，求长生不老药，追求永生的境界。即使达不到这个境界，也要追求老寿星的境界。儒家积极追求世俗的快乐，而道家则积极追求不死的方法。仍然是另一种“瞒与骗”的方式，唯有正视人之必死，此生能够为彼生做些什么的时候，或者世俗的生能够为天堂的生做些什么的时候，这种生才能够过得有充实而有意义。因此，去教堂的人比不去教堂的人会过得充实而且安宁。灵魂的安宁对于幸福是重要的，或者说幸福的状态就是灵魂的安宁状态。

 

缺乏精神家园的民族，他们只有靠世俗的人生彼此相依相比相争相斗来达到一种平衡，尽量避免独处与静思，因为那样会感觉自己的灵魂在寂静中突然显得特别苍白与空虚。因此，我们这个民族总是喜欢扎堆、喜欢热闹、喜欢复杂的人际关系，喜欢用大声的吵架打破宁静，因为宁静会使心灵孤单。孔子三日无君，便惶惶如丧家之犬。如果没有人对人的依附关系，我们真想像不出我们的活下去的精神支柱究竟在哪里？孤独寂寞是中国人的死敌,奴性或许就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

 

中国人在临死前常常要请来和尚法师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念念有词，一家亲人哭哭啼啼，送走自己的临死的亲人，为的是害怕自己的亲人临走前太寂寞。鲁迅父亲死前，还是孩子的鲁迅被强迫要求大声喊叫父亲的名字。鲁迅自己临死前特意要求一定要保持安宁的环境，好让他安静地离开这个人世。那是从生到死都显示了与中国这个世俗文化格格不入的姿态。

 

“宁静”决不是只是一个自然环境的概念，那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必然是与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世俗的文化追求的是热闹，是前呼后拥的派头，似乎这样就不会有死亡在等待他似的。没有精神家园的人，只有靠另一个缺乏精神家园的人来支撑。靠礼尚往来，靠锣鼓喧天，靠你争我斗，甚至靠制造噪音来使自己免于独立静思，使自己的生命免于直接面对这个世界。

 

这种文化里不可能会为求真理而献身，不可能会把求真知当成人生之快乐的源泉。相对主义与苟安是生活的重要的内容。自我膨胀时是我是“齐天大圣”，自我萎缩时，我什么也不是。不要说做百姓，就是做草做蚁的资格都可以放弃。没有灵魂可以安歇的栖息地，一切都为了苟活。

2008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