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奢华的何家村金器相比，银器器型更丰富，数量更多，总重达唐代3700大两，目前只展出了一部分，已经让人目不暇接了，要是全拿出来肯定相当震撼。
如果刘震真是何家村遗宝的主人，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一定非常悲伤，因为这些银器不算工艺价值，光以纯银计算，就相当于现在的740万人民币了。何家村银器多为实用器，按功能可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为日用器。
素面银罐，又称虎头铺首提梁罐，高36厘米，重4150克，紧挨着一号陶瓮埋入土中，里面存放小件银器。因长期埋在土里，锈蚀最严重，好在还是坚持了一千多年。莲瓣纹提梁银罐，高23.5厘米，重1590克，盖面与罐身仅錾刻六片相连的莲瓣纹，是目前唐代唯一一件单纯以莲瓣纹作为装饰的提梁银罐。
银罐存放在二号陶瓮内，罐内又存放了凸纹玻璃杯、水晶八曲长杯、玛瑙羽觞、玛瑙长杯、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玉臂环、宝石，还有国宝镶金兽首玛瑙杯，简直是唐代的套娃。在罐盖内6个莲瓣内有清晰的墨书，记录了罐内文物的名称及数量：
“珊瑚三段，琉璃盃椀各一，馬瑙盃，玉一，玉辟環四，頗黎等十六”。
过去曾认为古代文献中的琉璃和玻璃是一种东西，通过银罐上的墨书知道，古人把琉璃和玻璃分得很清，透明的叫玻璃，不透明的叫琉璃。二号陶瓮里还有一件素面提梁银罐，里面藏有大量历代钱币，还有西域国家和日本的货币，多达39类466枚，有些是非常珍稀的品种，而且保存得非常完好，因此推测何家村窖藏的主人还是一位古钱币收藏爱好者。二号陶瓮里的第三个银罐，就是著名的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银罐盖子内看到墨书“紫英五十两，白英十二两”。
罐内有水，水面浮着三团金箔，上面立着12只精巧的小金龙，水中有十余颗颜色各异的宝石。桃形忍冬纹镂空五足银熏炉，整体造型舒展大方，风格凝重典雅，是一件观赏性很强的室内摆设用具。
熏炉由三部分组成，上层为半圆形盖，盖面上相间地镂刻出三层如意云头纹饰，中间铆有仰莲瓣宝珠形钮。中层镂刻一周忍冬桃状纹饰，下部以子母口与下层相连。下层为圆盘状炉身，有五个蹄状足，间置五根链条，使熏炉既可平放，又可悬挂。素面银盆，高5.8厘米，口径26.3厘米，重785克，应用于盥洗。
因为没有纹饰，所以可以从器物上看到制作时的加工痕迹，进行了抛光处理，显示出唐代工匠使用了非常复杂的机械工具用于打制银器。鎏金鸿雁衔绶纹银匜，高8.4厘米，口径20.2厘米，器体像一个深腹碗，口沿一侧有开口，焊接着短流，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中常见的带有短流的青铜匜相似，故定名为匜。
先秦时期的匜是洗手用具，后演变出洗手礼。这件唐匜器体厚实，体量较大，用白银制作，可能是与同时出土的素面银盆或赤金盆配合使用，供唐代贵族行礼所用。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外壁直径4.6厘米，链长7.5厘米，重36克。
因为是央视《国家宝藏》第一季陕历博三件入选文物之一，也具有了极高人气，关于它与现代陀螺仪原理相同的高科技工艺更是广为人知。何家村遗宝出土后，考古人员称其为镂空银袖珍熏球，直到1987法门寺地宫文物出土，通过文字记载才知道这种器物就是唐代文献中常见的香囊。
出土文字可以说是考古学这座青铜门里的终极，没有文字一切都是推测，比如到底有没有夏。第二大类是饮器，其中以鎏金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最为知名，此外还有很多精品。
鎏金蔓草花鸟纹银羽觞，高3.2厘米，长10.6厘米，重146克。羽觞是中国古代的盛酒器具，出现于战国，盛行于汉晋，李白诗中多次提到，开心时写道“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伤感时诗曰“愁为万里别，复此一衔觞”。
这件羽觞采用鎏金錾花工艺，花鸟纹有机结合在一起，以满地装的艺术手法布满整个器物，充分显示出唐代金银器成熟大气之美。
北朝时期，中亚地区兴起粟特族，他们占据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个绿洲，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的商业民族，很多人定居在长安，由此在唐朝腹地形成一股粟特文化风潮。直到具有一半粟特血统的安禄山造反，中原的粟特人才在敌视氛围中迁走或被同化。素面罐形带把银杯，高9.9厘米，重395克，整个银杯锤揲成型，表面光滑没有纹饰，造型独特。
银杯的特别之处在于手把处有指鋬和指垫的设计，具体的用法是将食指扣于环中，大拇指按在指垫上，中指顶于上，持杯会更加持重稳固，这种设计不见于此前中原的杯子。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高6.7厘米，重285克。
杯身为八棱型，共分八个面，每个面都饰有一个人物形象，有手持乐器的乐师，也有拂袖的舞者，全都都是粟特人的形象。
此杯的造型在当时的粟特地区较为多见，应该是从外国传入或由居住在唐朝的粟特工匠制作，反映盛唐多元开放的文化格局。素面高足银杯，高8厘米，口径6.1厘米，杯身下的高足托座呈竹节状，类似于现代的高脚杯。中国古代饮酒多用碗或平底杯，从发现的粟特壁画可以看出，这类造型的杯子应为当时的粟特人所使用，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有力物证。狩猎纹高足银杯，通高7.3厘米，杯口径6厘米，足口径3.4厘米，重100.8克。
杯的外型是受拜占庭风格影响的西方样式，但杯身上有身着唐代服饰猎手的骑马射猎图案，从人物造型和纹饰主题都是唐代本土风格，因此这件高足杯明确为在中国生产的西方风格酒器。第三大类为食器，数量和品种最多，最有特色的是底部有鎏金动物纹饰的银盘银碗。
鎏金熊纹六曲银盘，盘底中心装饰有锤揲制成的熊纹饰，通体鎏金，熊仰首作咆哮状，形态生动逼真。盘心装饰和周围留出空白，属于波斯萨珊银器徽章式纹样风格，不过盘口六瓣葵花形却是中国特有的器形，因此这也是一件受到丝绸之路外来影响的本土生产器物。
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高1.4厘米，宽15.3厘米。
银盘内底装饰的飞廉是中国神话的风神，文献中关于飞廉的形象有多种说法，银盘里的飞廉为马首鸟身，头顶长一只角，有偶蹄形的足。鎏金龟纹桃形银盘，高0.9厘米，口径12.3厘米，重146.5克。
龟是唐代很流行的形象，李白第一次到长安，贺知章读其诗作《蜀道难》后深为感叹，遂解身上佩戴的金龟换酒，与李白喝了个酩酊大醉。
桃形盘也是中国特有，在萨珊和粟特地区均未见此种盘形，事实上那些西亚和中亚地方连桃都没有。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高19厘米，最大径22.5厘米，重322克。
银盘为双桃相连形，造型优美做工精细，在两桃盘底各捶揲出一只行走的狐狸，狐狸的颈部及腹股出錾刻细纹，通体鎏金。与其它几件底纹银盘相比，这件制作工艺上更为精湛，狐狸图案可能是以模具冲压或反复锤打而成，因此狐狸较高出盘底，呈现出立体感很强的浮雕效果。
此外，也有人认为这是两只獾，獾与欢同音，双獾就是双欢，这种解读比起狐狸说更具吉祥意义。鎏金双鱼纹银碗，高2.1厘米，口径11.7厘米，重122克，共出土两件，造型大小基本相同，另一件收藏在国家博物馆。
银碗和碗内底的双鱼和装饰的水草均为锤揲而成，錾刻修身鱼身，纹饰鎏金，当碗内盛满水时，碗底的小鱼真可能会游动起来。鎏金双狮纹银碗，高3.7厘米，口径12.6厘米，重201克。
碗底纹饰也是仿波斯萨珊银器的徽章式纹样，但这只银碗内底的纹饰采用的是焊接工艺，焊接了徽章式纹样的一对口衔折枝的狮子。
历经一千二百多年，焊缝没有出现任何脱落，而且很难看出焊接的痕迹，整件银碗宛如浑然一体，体现了唐代工匠高超的金属焊接工艺水平。
鎏金折枝花纹银盖碗，高11.9厘米，口径21.8厘米，重1380克。
盖内和碗内底有墨书，表明这件银盖碗在唐代重量为“二斤一两”，圈足内沿錾刻一个“进”字，表明这件银器是地方进贡到内廷的。何家村窖藏银器中还有一批素面没有纹饰的银器，也许这些才是唐人生活中更日常使用的银器。
素面椭圆型银碗，高4厘米，口径11.6厘米，重215克。唐代碗几乎都是圆形口，这种椭圆形碗目前仅在何家村发现了两只。素面银盘，盘底能模糊看到同心螺旋纹，可能是机械打磨的痕迹。
何家村金银器上有很多都有墨书标重，应该是唐代金银器管理者所书，目的是为防止以轻换重。
碗底墨书“十五两”，经测重为578.5克。“十五两半”，经测重为630克。有的还写“十五两强”，表示比15两多一点，经测重为624克。有的写“十五两半软少”，经测重为649克。目前换算出唐代一两相当于现在40至43克，一大斤为684.768克。“十五两半强”，描述的更精准，此碗经测定为650克。
对照何家村出土器物所标重量和实际称重，并没有找出这些“半强软少”的明显规律，可能唐人的实际应用中更为复杂，或者银器在漫长岁月中出现失重现象。何家村银器的第四大类是药具。
唐代统治者利用道教始祖老子与李氏同姓的巧合，尊老子为唐王室的祖先，大力尊崇道教，而道教的炼丹术因为符合皇帝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也盛极一时。我国传统药学讲究用金银药具，何家村窖藏就出土了一套完整的金银药具和大量的药物。盒是唐代金银器皿中常见的器类，常用来存放贵重的化妆品、香料或药物。何家村出土了大量丹砂、紫石英、白石英、钟乳石等贵重药材，仅朱砂一项就有7种规格，自然也要用高贵金银盒来存放这些仙丹原料。
鎏金团花纹银盒，高4.7厘米，直径11.4厘米，重290克。为了满足皇帝们的升仙追求，唐代皇家工匠制作出一套套金银药具，何家村就展现了炼丹器石榴罐、煮药器双耳护手银锅、单流折柄银铛、单流金锅及许多贮药盒、饮药用具。
鎏金飞狮宝相花纹银盒。
素面圈足银罐，重43克；素面平底银罐，重56.7克；素面三足束腰形银罐，重71.5克；素面三足银罐，重57.8克。
那些神秘的金丹大概就放在这些小银罐中，供唐代帝王一代又一代地服食，于是以唐太宗为首的6位皇帝终于成功地把自己毒死了。在让皇帝们顺利升天的同时，何家村窖藏也为后人留下了一套最完整的唐代药具和药品实物，这是中国古代医药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特别是看到了古代文献中记载炼丹用的锅和铛。
素面双耳提梁银锅，高7.1厘米，口径19.2厘米，重740克；素面双耳银锅，高14.2厘米，口径28.2厘米，重1792克。素面短柄三足银铛，高4.2厘米，宽10.6厘米，重148克，用于在炼丹时暧药和熬药之用。银石榴罐，高9.3厘米，重845克，小口长颈，长颈与腹部相接处留直径约为0.5厘米的小孔，孔内有柱塞，据推测可能是炼丹时制作蒸馏水的器物。
何家村出土了4件银石榴罐，为目前仅见，文献中也无记载，考古人员只能根据其形状而以石榴命名。何家村银器的第五大类是赋库银。
推测刘震是何家村遗宝主人，原因之一在于这批遗宝中有68枚银铤和22枚银饼，有些上面有錾刻或墨书文字，涉及到年号、地区、赋役种类等，显示它们很可能来自唐朝国库。唐代前期实行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后来随着均田制被破坏，各地方将庸调所征的实物折为金银等赋税，再运到京城国库。
“洊安县开元十九年庸调银拾两匠陈宾”银饼，直径9.6厘米，重428克。出土的三块洊安县银饼上都刻有开元十九年字样，是何家村文物中仅有明确纪年的。
长期以来，关于租庸调制只能通过文献研究，但何家村出土的银饼中有4枚明确刻有庸调字样，这是唐代庸调银实物的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怀集县开十庸调银拾两”银饼，直径10.8厘米，重422克。
银饼上的怀集和洊安现在都属于广东西北部的肇庆市，因此这两块份量基本相同的银饼，是从岭南广东运到陕西长安。圆银饼上还补了一块小银饼，是当时入库前称重发现分量不足后补上的，可见唐代的税收制度非常严格。有的银饼上有“东市库”的文字，这也是首次考古发现。东市是唐长安的两市之一，东市库是由户部管辖的国库，银饼可能由税钱所铸，是唐代商业税收的实物见证。
东市库银饼，最大直径16.7厘米，重2300克，上面墨书“东市库郝景”，应该是东市库房官员，不经意间的墨书让这个小官吏留名千古了。唐代以银铤和银饼用于财富使用，或作为打造金银器物的原料。何家村共出土了68件银铤，其中有3件刻有“太北朝”，53件刻“朝”字，这都应是“朝堂库”的简称，属于当时的中央国库。从这些何家村银器上可以看到，唐代在赋税收缴和国库管理上，有非常详尽严格的制度，但可惜这也就是管管小毛贼，对于刘震这类直接搬空国库的巨蠹就没用了，反而更便于他们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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