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隶书如《大开通》《石门颂》等，笔画中蕴含篆意，没有明显波磔，结体并不像后期成熟的汉隶那样扁沓，这两点决定了采用隶书名碑入印能够有一定的发挥空间。
同样是撷取《石门颂》文字，黄士陵和吴昌硕的处理各臻其妙。当然，朱白文不同是必然存在的差异，朱文可以直接把文字搬到印面中，白文则需要变化，使得分朱布白更加协调。
来楚生的“君叔之后”印借鉴碑额之意，无一字来自于原碑额，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相较而言，吴昌硕选一“谷”字入印，略显平常，但给予后人一个启示，入印文字选用名碑文字者，有出处，有风格，令人印象深刻。
黄士陵用《朱博碑》中文字刻“光绪十一年国子学录蔡赓年校修大学石壁十三经”，堪称天才的灵光一现。以隶书入印，本身难度大，且有二十多字。结合原碑文字的瘦劲硬朗，保留光洁犀利的风格，冲刀随意，刀中见笔，利刃浅冲，迟疾参半，沉厚犀利，犹如断金切玉，痛快淋漓，在章法上不加修饰，古茂劲朗，极得灵动之势，一任自然，可见黄士陵的天赋确实高人一等。故马国权有评：“平正中见流利，劲挺中寓秀雅，既无板滞之嫌，也无狂怪之失。”
《好大王碑》出现于东晋晚期，距隶书成熟期的东汉已是数百年，有周籀秦篆之遗意，以隶为体，以篆为用，间有楷书特征，总体形态特征属于隶书。因笔画圆浑敦厚、字形方正拙朴，适合入印，但必须在印面中体现夸张和稚拙之味，通过印化来扬长避短，若将原碑固有的特征去除了，无疑是刻鹤图龙。从邓尔雅、陈子奋、吴子复等三人的印章来看，个个都是高手，一是保留了文字的特点，二是符合印面视觉效果要求，三是无论单个文字还是最终组合都极富趣味，四是变通能力，很多字在原碑刻中没有却能做到出之自然。
从具体印例来看，邓尔雅的“波尊者”印三字笔画巧妙粘连，“尊”“者”二字的长横画形成分栏作用，煞见趣味。
陈子奋“古文辞家”印中的“家”字在原碑中“豕”部右边的撇捺画简省为两点，但在印面中却变长，这就是因时而化的道理。
吴子复“良公”印面二字印文的错落，而“关良”印面二字挤压，同样一个“良”字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变化。方寸之间见大千世界，果不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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