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集系列片《百年商务印书馆》首度揭秘商务印书馆历经风雨、传奇跌宕的百年成长史。7月20日-24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CCTV-4）《国家记忆》20:00播出，央视频APP每日17：00全网首发，敬请收看。
1897年2月11日，一间承接印制广告、名片等小生意的作坊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悄然开张。作坊虽小，创始人夏瑞芳却给它起了个响当当的名字——“商务印书馆”。时人未曾想到，这家小作坊后来竟成长为世界前三甲的文化出版巨擘。《新华字典》《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这些语文工具书，我们耳熟能详、薪火相传，它们均出自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之一的商务印书馆。《百年商务印书馆》，抱着对书籍的热爱，对文化的信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国学人的学术智慧，见证中国出版业风云历程。
第五集《守正出新》
《四库全书》堪称中国历史典籍中的一部奇书，其影印本的问世也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有着一段曲折的历史。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皇帝主持、举全国之力编纂而成的一部规模庞大的百科全书。从1772年开始，由纪昀担任总纂官，360多位官员、学者参与编撰，3800多人抄写，费时10年完成。《四库全书》囊括了从先秦到乾隆历朝历代所有的重要典籍，涉及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集大成者。
《四库全书》编撰结束后共抄录了七套，被收藏在先后建成的“北四阁”和“南三阁”。之后200多年间，《四库全书》历经战乱，屡遭厄运。到20世纪初，只有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的藏本基本完整。
1915年，文津阁《四库全书》入藏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可是，这卷帙浩繁的文化珍宝要想得到传播，只能采取印刷并发行的方式。
从1917年开始，时任商务印书馆馆长的张元济不顾炮火连天的战争，整日思索着如何推进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的工作。当年，上海首富、犹太人哈同也产生了印行《四库全书》的想法。张元济虽明白商务印书馆的经济实力无法与哈同相比，但他坚持认为，《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的宝藏，不宜由外资印行，应由商务印书馆担此重任。
1917年1月，张元济向北洋政府教育部呈文，商借京师图书馆收藏的《四库全书》影印，北洋政府驳回了申请。1924年，张元济又派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高梦旦进京，与清室内务府接洽，商借紫禁城内文渊阁《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影印。就在商务印书馆到达文渊阁，将《四库全书》查点装箱时，曹锟的亲信赶来，借故阻止装运，导致印行计划被再度搁浅。
商务印书馆能做的，只有等待。这期间，张元济曾在给好友傅增湘的信函中，表达了对这件事的苦恼：“如此一大事因缘，自然不能不有许多魔障，但使吾辈力行不懈，终当有登彼岸之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北平告急，文渊阁《四库全书》从北平被转运到上海。在民族危亡之际，为避免《四库全书》惨遭浩劫，1933年，教育部希望印行文渊阁《四库全书》的未刊本。
虽然当时商务印书馆刚刚在“一·二八”战火中遭到日军轰炸，受到重创，但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的王云五得知消息后，意识到等了十几年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对张元济说：“为营业计可以不做。为名誉计，为本馆同人宗旨，却不能不做”。
1935年7月，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共计231种。不过，这只是《四库全书》很小的一部分，印行出版全部《四库全书》的梦想还未能实现。
1949年，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渡海而去，保存在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的计划何时能被提上议程？影印本正式面世的场面何等壮观？现代“商务人”又为此付出了哪些努力？
189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书，迈出中国现代出版的第一步。百年光阴流转，一代又一代“商务人”怀着对书籍的热爱和对文化的信仰，在延续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道路上，积极探索，追梦前行！
第四集《辞书传奇》 点击观看视频
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却在为一本小字典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
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他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一个想法：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
1950年8月1日，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辞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
《新华字典》的初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于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新华字典》商务新1版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有人提出，把它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1957年，新修订的《新华字典》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版本被称为“商务新1版”。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集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荃麟、王力、吕叔湘、金克木、周祖谟……
周恩来总理
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新华字典》的修订发行工作被迫中断。1970年春天中小学开学时，全国各地的教师、学生深感辞书奇缺，基础教育工作难以开展。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指示重新启动《新华字典》的修订。
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三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四百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六十四处。
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一亿册的纪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1971年出版的《新华字典》
诞生近七十年来，《新华字典》一共经历了十二次修订。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五亿六千七百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这是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字典部部长陆尔奎对当时中国现状深入思考后发出的呐喊。1915年，由陆尔奎主编的《辞源》问世，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大型综合性词典。
1915年编纂完成的《辞源》第一版
为了编纂《辞源》，陆尔奎用时八年，“罗书十余万卷”，却因积劳成疾、目力受损，导致双目失明。但正是从这时起，出版中外语文辞书，成为了一百多年来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特色。
2015年1月20日，一位古稀老人因主编一本词典接受了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亲自授予的国家最高勋章。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之一。在中国，懂的人不超过一百位，是名副其实的小语种。然而，为了编纂这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车洪才却花费了36年心血。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如今，商务印书馆是世界上出版语种最多的出版社之一。翻开一本辞典，仿佛开启了一段时光隧道，每个词条都经过了时间的千锤百炼，凝聚了无数编者的心血。一百多年前，《辞源》的首创者陆尔奎发出了“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的呐喊，一代代辞书编者，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用毕生的心血，写就了一个个辞书传奇。
第三集《红色基因》 点击观看视频
今天的上海宝山路584号是上海市市北职业高级中学的所在地，90多年前，商务印书馆及其创办的东方图书馆曾坐落于此。
东方图书馆曾被誉为“亚洲第一图书馆”，它是商务印书馆收藏珍贵古籍和外国新书的场所，中外藏书多达四十六万余册，珍本善本更是数不胜数。然而就在1932 年，这座汇集了中外文化精华的恢弘建筑却在日军侵略的战火中化为废墟。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军侵略的魔爪伸向上海闸北区，发动一·二八事变，上海顿时间卷入烽烟。
1月29日上午，数架飞机从停靠在长江上的航空母舰起飞，疯狂轰炸了不设防的上海闹市区。其中，有六枚炸弹准确命中了位于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总厂。总管理处及四个印刷厂、栈房瞬间中弹起火，最终全部焚毁。
三天之后，日本浪人又潜入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图书馆纵火。熊熊烈火吞噬了图书馆，大量古籍善本书及各种珍贵中外杂志报章全部化为灰烬。一手创办东方图书馆的张元济，在得知图书馆被毁后，呜咽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这场日军精心策划的轰炸，给商务印书馆留下的是大片废墟，是生活无着落的三千六百多名总厂职工，更是濒临绝境的出版事业。
然而，这场劫难并没有把商务人彻底击垮。当时已66岁高龄、退居二线的张元济立即重返商务印书馆主持工作。张元济在回复胡适的信中说：“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
当时的总经理王云五亲手写下一副标语，张贴在商务印书馆河南中路发行所门口——“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
仅仅半年后，1932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就恢复了印刷生产，实行日出新书一种，并在同年恢复了教科书的出版。
这些当年出版的“新时代教科书”，封面上都赫然呈现着一片硝烟未尽的残垣断壁，一截颓墙上还隐约有“商务印书馆”的店招字样。这些被标注“国难第一版”特别版次的教科书，真实记录下了中国近代史上这段沉痛的过往，希望通过教科书，让孩子们铭记国难、勿忘国耻！
然而，简单激发起仇恨，并不是商务人的最终目的。第二年，商务印书馆又推出“复兴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小学阶段的封面是一群学生搭积木、构建宏伟大厦，以此寓意复兴！“牢记国耻，民族振兴”的信念也时时投射在教科书的字里行间。
1937年，日军开始全面围攻上海。为保存民族文化的火种，商务印书馆辗转于上海、香港、长沙、重庆等地，在极其困苦的战争年代始终屹立不倒，用出版事业守护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直至迈入新中国。
第二集《人才共济》 点击观看视频
走进商务印书馆的大门，就会立刻被这面标记着“我们的作者 我们的员工”的名人墙吸引。这些如星辰般闪耀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大师，与商务印书馆相识、相知、合作终生。他们命运的轨迹，通过在此出版一本书或发表一篇文章而改变。
二十世纪初，正在痛苦思考如何“强国保种”的中国人认识到，必须睁眼看世界。商务印书馆自觉担当时代使命，通过出版，为中国人打开看世界的大门。
1902年，张元济离开南洋公学进入商务印书馆，他陆续聘用高梦旦、邝富灼等接受新学的年轻知识分子到编译所工作。而对于需要聘请的翻译作者，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严复。
严复
严复对翻译书目的选择极为严苛，一方面要针对中国现实，另一方面要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思想之精髓。这与商务印书馆出版西学著作的理念不谋而合。从1905年至1921年，严复的代表作——翻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二十次，其影响力之大、程度之深，在近代中国首屈一指。
《天演论》手稿
除《天演论》之外，商务印书馆还先后出版了严复翻译的诸多著作，内容涵盖人类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等学科。严复开创了中国学者独立系统翻译西学原著的先河，而商务印书馆也成为引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企业典范。
除严复之外，商务印书馆还有一位长期合作的翻译作者——林纾。有意思的是，这位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并不懂外语，都是通过别人口译他笔录的方式进行。他的文笔非常好，翻译也极具东方韵味，让中国传统文人意识到，原来外国人和中国人具有同样的情感。
从1903年翻译《伊索寓言》开始，林纾为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作品总数达到140多种。其中包括《黑奴吁天录》《鲁滨逊飘流记》等世界名著，汇集了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世界文学大家的作品。
《黑奴吁天录》《鲁滨逊飘流记》
林纾的翻译风格自成一派，作品一度十分流行。商务印书馆对他的作品也十分重视，不但出了单行本，后来还以“说部丛书”、“林译小说丛书”的形式结集出版。“林译小说”也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品牌。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推动，《新青年》《少年中国》《科学》这样的白话文杂志在知识青年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商务印书馆的杂志销量明显下滑。
1920年的一天，已经改任商务印书馆经理的张元济，和时任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星夜兼程从上海赶到了北京。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求助，希望他能为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出路指点迷津。
北京大学
出于对商务印书馆的了解与信任，蔡元培将体现北大新思潮的《北京大学丛书》和《北京大学月刊》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蔡元培的鼎力支持下，商务印书馆的社会影响力再次回温，但还是缺乏一位能够把握新文化运动脉搏，给出版业带来活力的领军人物。
1916年，一个叫沈雁冰的青年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业余时间，他还撰写论文和科学小说，逐渐显露出极高的文学天赋。他就是后来的著名文学家——茅盾。
沈雁冰
高梦旦立刻决定起用沈雁冰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当时只有25岁的文艺青年沈雁冰，竟向高梦旦提出三条“苛刻”的要求：一是现存稿子都不能用；二是印刷字体全部改用五号字；三是馆方应当让其全权办事，不能干涉编辑方针。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高梦旦竟然全部应允。
全面改革后的《小说月报》用白话文翻译国外近代文学作品，并坚持“看文章不看人”的选刊标准。凭借高水平的文字，《小说月报》迅速成为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刊物。“五四”以来的老一辈作家，如文学大师巴金、现代作家冰心，还有当时的年轻作家老舍、沈从文、丁玲等，都是由《小说月报》顺利踏入文坛的。
动画片《铁扇公主》
商务印书馆对近代中国文化的贡献，不仅在联络名家、培育作者、培养编辑、成就作品等方面，在其他艺术层面乃至技术层面，其推动作用也令人叹服。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片《铁扇公主》的导演万氏兄弟，正是从商务印书馆踏上了他们的创作之路。
百年来，无数中国知识界精英从商务印书馆起步，成为了日后中国文坛上的巨星。可以说，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历程，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的缩影，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使中华文明更加耀眼夺目！
第一集《创业之初》 点击观看视频
创业之初的商务印书馆
1897年2月11日，一间毫不起眼的印刷作坊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悄然开张。作坊主人名叫夏瑞芳，另外还有鲍咸恩、 鲍咸昌、高凤池等几位合伙人，他们为自己创办的小印刷厂取名为“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名头听起来不小，但刚开始只能承接印刷名片、广告、招牌、票据表册账本等零散小生意。
后来，夏瑞芳把眼光投向出版行业。189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英文教材《华英初阶》，这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本书。一经推出，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就销售一空。商务印书馆乘胜追击，又推出了《华英进阶》一到五册。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本书
看到英文教材在市场上成功之后，夏瑞芳又组织人力翻译出版日本的书籍，没想到这次尝试却在市场上惨遭失败。他意识到，商务印书馆的发展需要一位对文化需求有判断的人。很快，他遇到了张元济。
张元济是晚清翰林院庶吉士，最高的职务曾做到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变法失败后，身为变革派成员的张元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严厉处罚，被迫离开北京到上海谋生。在南洋公学任总校期间，他结识了前来接洽印刷业务的夏瑞芳。
1902年，张元济做出决定：辞去南洋公学职务，全心投入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全体人员
张元济来到商务印书馆后，设立编译所，广纳贤才；他注重质量，细致入微：影印古籍，必须选择最好的版本；推介西学，一定要找最优秀的翻译者；每出版一本新书，必须使用最好的设备和纸张。即使对于书籍的排版样式这样的细节，他也会一再叮嘱。从投身商务印书馆的那刻起，他就已经把出版事业的未来与教育救国的理想连接在了一起。“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也成为商务印书馆坚持始终的宗旨。
1904年，张元济主持编写的新式国民教材《最新国文教科书》出版了。以此为起点，商务印书馆又陆续推出一整套初等、高等小学教科书。其中除国文外，还包括修身、格致、笔算、珠算、中国历史、中外地理、理科、农业、商业等共十六种七十八册，成为当时系统最为完备的第一套新式教科书。
新中国成立前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式教科书
此后十几年里，这套系列教科书扩大到375种801册，销量占到全国教科书总销量的一半以上。其中几本甚至跨越了半个世纪，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出版。
就在张元济利用人脉与眼光为商务印书馆业务开疆辟土之时，夏瑞芳则以自己天才的经营头脑，改进商务印书馆的经营模式。
1903年，夏瑞芳和日本位居“四大教科书出版家”之一的金港堂达成协议，双方各出一半股份，重组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依靠日方入股带来的资金，商务印书馆迅速扩大规模。1904年，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宝山路购地三十亩兴建印厂和住宅。在夏瑞芳和张元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商务印书馆不断发展壮大。
1904年之后的商务印书馆
但由于当时中国处在军阀割据、列强环伺之中。其中日本的侵华行径日渐升级，全国性的反日情绪日渐高涨，与日本人合资经营的商务印书馆也因此遭到市场抵制。
为了收回日方股份，夏瑞芳亲赴日本，与金港堂进行一轮又一轮谈判磋商，双方终于达成回购协议，商务印书馆成为完完全全的中资公司。
1914年商务印书馆在《申报》刊登的广告
1914年1月10日，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宣布为“完全由国人集资营业之公司，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购回。”
看到这则广告，夏瑞芳心里松了一口气。然而，危险却正在向他袭来。
就在1月10日这天傍晚，夏瑞芳走出商务印书馆总发行所的大门，准备乘坐自备马车回家。突然一条黑影从旁闪出，用手枪对他进行近距离射击。最终，夏瑞芳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年仅43岁。
一代商业奇才带着未竟的理想憾然离世，却给国家留下价值非凡的知识产业。在夏瑞芳去世之前，商务印书馆已经成为亚洲一流的出版公司，后来更成为跻身世界前三甲的文化和出版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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