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339-353年，15年。
会稽王司马昱主政下的名士当政时代，所谓的晋穆帝永和之政（345-356）。
这段历史虽短，但或许是东晋门阀士族政治的最典型体现。
一群新生代名士们（门阀贵族们），在王爷司马昱的率领下，走上政治舞台。
他们既无意提振皇权，也无意当权臣野心家，而是以老庄精神为武装，带着出世的情怀，做着入世的事情。且看他们的表演。
公元339年，王导死了，家族中没人能顶上去，王导举荐何充做自己的继承者。
郗鉴（王羲之的老丈人）也死掉了，举荐蔡谟做自己的继任者。
庾亮也死了，死前把弟弟庾冰举荐出来在朝廷做事情，死后又把自己控制的荆州地盘，交给弟弟庾翼。
庾冰、庾翼兄弟二人，一朝一野，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势力。而制衡庾氏的力量则是何充和蔡谟，主要是何充。
庾冰在中央，想提振中央权威，搞“料隐为兵”，即把受士族庄园经济庇护的老百姓揪出来为朝廷服兵役，遭到士族的反对。
庾冀在荆州，想着北伐中原。征用他管辖的六州奴仆，此所谓“发奴为兵”也。结果也是虚张声势，或者时机不成熟，没弄成。
这哥俩一个谨慎、一个豪放，但是都和他们的哥哥庾亮有同样的毛病：志大才疏。
随后的公元344、345年，庾冰、庾翼都死掉了，庾氏家族再也拿不出人来顶上，庾氏在东晋的势力迅速瓦解。
庾翼临死之前，提拔了一个有为新人，桓温，朝廷表示接受。
朝廷方面，晋穆帝即位，是个婴儿，外戚是名士褚裒，此人无能辅佐皇帝，朝廷士人集团商议，让晋元帝的小儿子，晋穆帝的叔公，会稽王司马昱主政，于是开始了“永和之政”。
晋穆帝年号“永和”，共计12年，在此期间，最大的看点是，东晋孕育出新一代名士，在会稽王司马昱的提携下，纷纷登场，展开了一番文治武力。
名头最响的几个名士是：司马昱、殷浩、刘惔、王濛、顾和、褚裒、王羲之，谢尙。
当时的形势是，作为庾氏家族在荆州的继承人桓温，一上来就人生开挂，于346年，率领一支孤军，一鼓荡平了长江上游的氐族人政权，收复了益州，取得了巨大的军事和政治声望。
随后不久的349年，北方最强大的羯族后赵政权瓦解，中原大乱。给了东晋北伐的空前大好机会。
于是桓温坚持要帅兵北伐。
但是朝廷名士集团对此人却非常忌惮，一来觉得桓温的出身门第卑微，瞧不起他。二来觉得桓温是个曹操式的豪雄，怕他再建功立业按不住他。
于是司马昱先是启用外戚褚裒（pou）挂帅出山，做北伐总元帅。
褚裒的任务实际上很简单，就是率领大军接应从北方叛逃的二十万汉族士民，结果被北方冉闵部打得大败，手下的士卒死掉一半，南逃的20万汉族士民由于没有接应，在逃亡路上死光光了。
回到首都，士卒家属来闹事，哭声震天，褚裒脸上实在挂不住，羞愤死了。
于是，司马昱又重用殷浩出山。殷浩是东晋名士圈里的顶级，长期拒绝出山，特高冷特牛。
司马昱说你不出山，奈天下苍生何？殷浩只好出山了。
殷浩接替褚裒去北伐，又拉着王羲之帮助自己。
结果王羲之给他撤火：
第一，认为殷浩应该和桓温搞好关系，应该将相和。不应该互相较劲猜忌。
第二，虽然北伐形势大好，但是北方民族成分复杂，人心不好收拾，北伐并不容易，或许还是个坑。
朝中应该做好长期的计划和打算，而不是谁都想着上去逞能，想着侥幸建功立业。那挥霍的可都是民脂民膏、是将士的鲜血啊。
两条建议，殷浩都不听。
结果殷浩两次北伐，全部失败。
第一次北伐，手下的名士谢尙，不能抚恤自己的部将张遇，张遇叛变，导致殷浩的军队无法前进。
随后谢尙自己也被前秦的军队打得大败。殷浩第一次北伐失败。
第二次北伐，殷浩催动叛归东晋的羌族大将姚襄做先锋主攻。
但是姚襄觉得东北的前燕和西北的前秦两路实力都很强大，时机不成熟，不愿意去，反而在襄阳就地扩充地盘。
殷浩厌恶姚襄，就屡次派人暗杀姚襄，但是刺客都被姚襄的个人魅力降服了，都没成。
殷浩又派几千军队去攻打姚襄，结果被姚襄反杀了一通。
殷浩又向前秦军民展开政治攻势，得到一些虚妄不实的回应，就以为自己的宣传战奏效，大事可成。于是率兵北伐。
殷浩又一次让他得罪过的姚襄打头阵，姚襄却反手伏击了殷浩，把殷浩派出的军队打得大败而归。姚襄还上书东晋朝廷，揭发殷浩谋害自己的各种小诡计。
殷浩连年北伐，没有尺寸之功，耗竭国力，上下交怨，
桓温适时地走出来，数说殷浩的罪过，朝廷没办法了，只好免掉了殷浩。从此，桓温开始崛起。
在东晋政坛的第一流人物中，桓温是相对奇葩的一个。
一方面，他的出身卑微，他爹桓彝在西晋还只是个寒族武将，但是到了东晋以后，极力“扭曲”自己，死贴着胡毋辅之、阮孚、谢鲲等一群放浪派名士混圈子，终于得以参与上层，
后来参与晋明帝平定王敦之乱，谋划有功，再后来又在苏峻之乱中为朝廷死节，这才算被门阀士族勉强接纳。
为此，桓温后来虽然位极人臣，但是在门阀贵族面前却始终有一种自卑感。
另一方面，他是个曹操式的豪雄，实干才能出众，等到士族们北伐的表演败落之后，桓温终于有机会出头了。
桓温的主要事迹，就是三次北伐：
桓温第一次北伐，目标是盘踞关中的氐族前秦势力。
桓温的军队，沿着汉水，一路向西北，顺利地攻打到了关中，前秦在长安，已经没有退路了。但是，三秦的老百姓，却没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桓温问隐士王猛，王猛说：你距离长安近在咫尺，却不过灞河，百姓不知道你的心意啊。意思是你到底有没有决心打长安？
桓温本来指望着收获关中的夏粮，结果，前秦事先坚壁清野，桓温军队没吃的，只好撤兵。
桓温在撤军的过程中，又被前秦追着打，又损失了不少人马。
桓温第二次北伐，目标是正在围攻洛阳孤城的氐族军团姚襄部。
姚襄听说桓温的军队来了，就撤掉洛阳的围，来对抗桓温。两军交战，姚襄失败跑掉了。
东北方向鲜卑慕容部的前燕也来染指中原，也被桓温的军队打败。东晋的势力一直扩展到了黄河南岸。
但是前面说过，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实际上是无人区，打下来也不好维持，于是桓温建议朝廷迁都洛阳，并把南渡的人口全都迁居到洛阳。以洛阳为核心，经营中原。
但是这个野心太大，东晋的士人全都反对。桓温也只好作罢。他所打下的黄河以南的几个据点，又逐渐被门阀士族委派的官员将领一一丢失。
桓温第三次北伐，目标是东北方向的前燕。
他任命弟弟桓冲为先锋，带五万马步军队，一路大胜，直逼前燕首都邺城（今河北邯郸附近），前燕一片慌乱。
这时候，前燕皇叔慕容垂请战。
双方在黄河上的码头枋头展开对峙，慕容垂先是用伏兵大败桓温，又由于天旱，东晋依靠水路运输的粮道也断绝。桓温只好从旱道撤兵。
结果慕容垂又安排追杀，桓温的五万人马，差不多死光了。
前燕一直打到寿春，桓温回师组织了一次反击，收复了寿春这个据点，算是挽回了一点面子。
桓温三次北伐，声势浩大，却总是先胜后败，最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失败的原因，一直存在争论。
争论主要在下面三点中的前两个：
第一，很多史家认为：桓温动机不纯，最根本目标不是北定中原，而是要通过北伐获取政治资本，借机掌控东晋的军队和四大军镇，为自己篡权服务。
既然动机不纯，所以用兵不果断，投机性强，所以最终输掉了。
第二，也有人认为是桓温的个性所致。桓温虽然是个豪雄，但是个性持重，过于求稳。
他的少年伙伴刘惔就说他，永远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虽然孙子兵法上说“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但是军事行动，总要冒风险，不存在无风险的战争。不敢于冒险，是他三次失败的重要原因。
如第一次和第三次北伐，都有参谋和将领建议：长途奔袭，孤军深入，粮草不足，利在速战，必须直捣黄龙，擒贼擒王。
但桓温总喜欢稳打稳扎，层层推进，结果反而失掉了战机。于是粮草的短板就暴露出来，最后被人家反攻倒算，赔了夫人又折兵。
以上两个原因，是史学家反复争论的焦点。
个人以为两者或许互为表里，不可偏废。
说桓温就是个投机分子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北伐失败，还有什么政治资本和声望可捞？
但是桓温个性上的特点和动机，也确实不如祖狄那样的纯正，私欲多了些。私欲多了，用兵就不够挥洒。
第三个深层原因，则是东晋士族集团根本上不愿意看到桓温成功，前期简文帝纠结的一群士族集团就各种掣肘打压桓温，后来又不断说风凉话。
内部不团结，虽然桓温已经很有权力了，但是东晋士族就像一群懒蛋，还是调不动。
本阶段的第二个看点是：桓温篡权。
桓温三次北伐虽然都失败，但是却逐渐把东晋四个军镇的军政大权全都揽在手中，成为真正的权臣。
此时，他想当皇帝了。结果却被以谢安为首的一群门阀士族给搅合了，桓温也因此郁郁而终。
这个问题，以及背后所反映的魏晋风度与东晋政局的关系问题，我们在后面专章讨论，此处不展开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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