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汉杰
中国艺术研究院
载于《传记文学》2020年第12期
荀子之生时大概与孟子之卒时相当，如此，孟子卒后，儒家要经过几十年的沉潜，等待荀子成长，再一次爆发出照彻历史的光芒。冯友兰说：“孟子以后，儒者无杰出之士。至荀卿而儒家壁垒，始又一新。”[1]诚然，荀子在言辞上冲破了孟子“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的论断，标举“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沿着孔子的思想，从孟子抉发的大道上，开辟出另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荀子的另辟蹊径在后世并没有为他赢得应有的理解与尊重，几乎在时间的烟尘里湮没无闻垂千年。直到唐代，《荀子》一书才迎来杨倞为之作注。但它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韩愈《读〈荀子〉》评之为“大醇而小疵”。到宋代，攻之者益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后儒多疵之云。”它的思想价值真正被发掘出来，要到再过一千年之后的清代中晚期，谢墉、汪中、郝懿行、卢文、王念孙、俞樾等人各有阐发，一时间荀学大盛。四库馆臣曰：“后人昧于训诂……哗然掊击，谓卿蔑视礼义，如老庄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书，即《性恶》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读矣。平心而论，卿之学源出于孔门，在诸子之中最为近正，是其所长；主持太甚，词意或至于过当，是其所短。”可谓比较中肯的评价，世人不读书，而荀子又好为异辞，所以造成了长达千年的误解，可悲可叹！
十五游齐 三为祭酒
关于荀子的误解可谓深矣，那么荀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并非易事，因为文献中关于荀子生平的记载极少，《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关于荀子的记述也不过200余字：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2]
这则小传中，讲到荀子游学、为官、见谗、适楚、授徒、著述等事迹，大致勾勒出荀子一生的经历，但究竟过于简短，如果按照胡适的说法，从“之术迂大而闳辩”至“炙毂过髡”几句为上文“齐有三邹子”的错简，[3]那这则传记就更短了。但我们不妨顺着太史公的思路，将这些事迹敷衍开来，尽可能还原出一个更为丰满真实的荀子。
首先要说的便是荀子的名字。荀子名况，世称荀卿。荀子之姓源自郇侯，《说文解字》大徐本徐铉说：“今人姓荀氏，本郇侯之后，宜用郇字。”郇为周代诸侯国，《曹风·下泉》篇有“四国有王，郇伯劳之”一句，《毛传》解释说：“郇伯，郇侯也。”《郑笺》补充道：“郇侯，文王之子，为州伯，有治诸侯之功。”林宝的《元和姓纂》据《郇氏家传》说：“郇，周文王十七子郇侯之后，以国为氏……晋有荀林父，生庚，裔孙况。……郇国，晋武公之所灭……故郇伯之后仕于晋献公之世，有荀息。鲁僖二十七年，荀林父御戎，林父于息属之亲疏未详。林父子庚，成三年聘鲁。庚子偃，成十六年佐上军。偃子吴，襄二十六年聘鲁。吴子寅，昭二十九年与赵鞅城汝滨，定十三年入于朝歌叛鲁。哀五年奔齐。由寅至郇卿几二百年，其间几世不可详矣。”[4]由此，大致可知荀子为文王十七子后裔，其先祖先后仕于晋、鲁、齐等国，又因郇国故城在今山西临猗县（古猗氏县）境内，其地在战国时属于赵国，所以荀子为赵人。
荀子在《战国策》《汉书·艺文志》《风俗通》等书中又被称为孙卿。司马贞《史记索隐》说：“后亦谓之孙卿子者，避汉宣帝讳改也。”谢墉《荀子笺释序》说：“考汉宣名询，汉时尚不讳嫌名，且如后汉李恂与荀淑、荀爽、荀悦、荀彧俱书本字，讵反于周时人名见诸载籍者而改称之？……盖荀音同孙，语遂移易……以为避宣帝讳，当不其然。”[5]清人胡元仪在《郇卿别传》及考异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肯定谢墉称荀子为孙卿并非避宣帝讳的说法“足破千古之惑”，但否定了谢墉从语音的角度作出的解释，指出“郇伯，公孙之后，或以孙为氏，故又称孙卿焉”，并引王符的《潜夫论·志氏姓》中“王孙氏、公孙氏，国自有之……孙氏者，或王孙之班，或公孙之班”的说法，进一步指出“战国之末，宗法废绝，姓氏混一，故人有两姓并称者，实皆古之氏也”[6]。荀子被称为荀卿是因为他曾为齐卿，故而当时人尊称他为“卿”而不直称名。胡元仪以《史记·虞卿传》中“虞卿说赵孝成王，再见，为赵上卿，故号虞卿”来解释“荀卿”之称，颇为切当。荀子从虞卿处受《左氏春秋》，为虞卿的学生，又与虞卿一样曾为上卿，所以人们效法虞卿称荀子为荀卿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了解了荀子的姓名、先祖，再来看荀子生活的时代。关于荀子的生卒年，各家说法不一，难有确切的答案。清代学者汪中作《荀卿子年表》，又经考证后说：“荀卿生于赵，游于齐，尝一入秦而仕于楚，卒葬于楚，故以四国为经，始于赵惠文王、楚顷襄王之元，终于春申君之死，凡六十年。庶论世之君子得其梗概云尔。”[7]可知荀子的主要活动时间大概在公元前298年到前238年这60年间。此时已处于战国晚期，在齐秦争霸中，楚国逐渐衰落下去，虽然有春申君力挽，但也难以改变颓势。公元前284年，在齐国灭宋之后，燕国联合秦、韩、赵、魏等国共同伐齐，最终大败齐军，齐国由此丧失了与秦国抗衡的能力。而秦国自孝公时商鞅变法，历100余年，建立了巩固的中央集权统治，成为天下第一强国，又在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中大败赵国，挫伤了它在中原最后一个强劲的对手。这便是荀子面临的政治环境。
那么他身处的学术环境如何呢？《史记》说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对荀子影响甚深的自然是齐国。钱穆曾撰《稷下通考》说：“扶植战国学术，使臻昌隆盛遂之境者，初推魏文，既则齐之稷下。”[8]所谓稷下，即齐国在稷门外所设立的学堂，是齐国延续百年的学术中心。裴《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9《]太平寰宇记·卷十八》引《别录》说：“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故称为稷下之学。”[10]《稷下通考》云：
齐国稷下历史、学风、行谊、组织、生活、事业如此，荀子游于齐，是慕名而来，但是对于荀子游学于齐的时间，各家讨论颇多，皆因《史记》所说“年五十”而起。谢墉依《风俗通》将“年五十”改为“年十五”，钱穆《荀卿年十五之齐考》又详加论证，以荀子15岁始游学于齐是比较合适的。荀子游齐的经历无从得知，但是通过上文的引述，我们大致可以从中窥见一二。荀子大概入了学堂，常于讲室听诸先生讲论六经、议论政事，不以做官为追求，而以作书刺世为志向，生活上虽不如诸先生之宽裕，也能衣食无忧。
荀子在学成之后曾在齐，三为祭酒；游燕，见燕王哙；游赵，见孝成王；游楚，为兰陵令。关于为祭酒及游历的先后各家说法不同，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汪中的《荀卿子通论》以为《韩非子·难三》篇中有“燕王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事，即燕王哙认为子之贤能而否定荀子，所以死于战乱，故荀子曾游燕国，且在游齐之前。齐王时，荀子“年五十游学来齐”，齐襄王时，诸儒已死，惟荀子资历最老。襄王十八年以后，荀子去齐游秦。第二年，荀子入秦不遇复归赵。齐王建初年，荀子自赵来齐，三为祭酒。当齐王建十年，春申君以荀子为兰陵令。20年后，春申君死荀子废。胡元仪的《荀卿别传》以为齐王末年荀子“年十五游学于齐”；齐王晚年矜功不休，惹得民怨沸腾，诸儒皆谏，王不听，于是各自分散。荀子也劝说齐相，言不见用，就去齐适楚。后王被杀，襄王立，尚修大夫之缺，诸儒又返回稷下，但是田骈等人已死，此时荀子是年龄最长、资历最深的学者，于是三为祭酒。之后荀子遭谗，又去楚国，逢春申君相楚，以荀子为兰陵令，不久在门客的劝说下，春申君婉驱荀子，于是荀子到了赵国，为上卿。在赵国，荀子也不被重用，就到了秦国，知不见用，就从秦国返回赵国。这时春申君又请荀子入楚为官，荀子以书与歌赋婉辞，春申君因此收回邀请。但最终荀子不得已还是到楚国做了兰陵令。钱穆《荀卿齐襄王时为稷下祭酒考》以为荀子“年十五游学于齐”，后曾至燕，见燕王哙而不见用，又至齐，为稷下列大夫。后齐王灭宋骄矜，稷下先生皆散，荀子适楚。后齐襄王重修列大夫之缺，荀子年逾六十，自楚返齐，而田骈之人皆已死，故荀子资历最老。在襄王六年至十九年的14年中，荀子三为齐国祭酒。至齐襄王死，荀子乃游秦适赵。三家之说，各有理据，简化来看，即汪中：燕—齐（年五十）—秦—赵—齐（三为祭酒）—楚（兰陵令）；胡元仪：齐（年十五）—楚—齐（三为祭酒）—楚（兰陵令）—赵（上卿）—秦—赵—楚（兰陵令）；钱穆：齐（年十五）—燕—齐（列大夫）—楚—齐（三为祭酒）—秦、赵。荀子游燕，只有孤证，暂且不表；胡氏以《韩诗外传》为据，说荀子为春申君召和拒的故事，不足取信，因此为汪氏力诋；钱氏则以荀子适楚在为齐祭酒之前。无论如何，荀子曾以学识、资历多次出任齐国祭酒是确定无疑的。
从上面的行迹中，可知齐国政治的动荡始终影响着荀子的去留，当然这也是战国士人的集体命运。在荀子多次离开齐国的经历中，有一次尤其值得注意。大概在齐王末年，这位曾经雄心勃勃的君主变得昏庸不堪，喜欢刺世干政的稷下诸先生纷纷劝谏，但都不奏效。荀子也是劝谏诸人中的一员，《强国》篇详细记录了荀子劝谏的言辞。荀子的谏辞以汤、武，桀、纣的例子来说处胜人之势而行胜人之道的重要性，劝谏相国求仁厚明通之君子推荐给君王，以参与国政，端正是非。接着从反面说明不行胜人之道的危害，然后分析齐国处于楚、燕、魏三国夹击之中的形势，说明齐国随时可能被三国弄得四分五裂，再以诘问的方式让相国做出选择，有不可挡之势。荀子的劝谏并没有结束，他又抛出为什么桀、纣失败而汤、武成功的问题，接着自问自答说是因为桀、纣喜欢做人们厌恶的事情而汤、武喜欢做人们喜好的事情。人们喜好的是礼义、辞让、忠信，要想获得胜利就要依靠人民，想要得人心就要依靠大道。然后从正反两个方面，用形象的比喻说明礼让忠信能让国家强大，而污漫夺利会让国家衰弱，进而劝谏君主要爱护百姓、尊重士人，再引《诗经》“价人维藩，大师维垣”的句子收束。最后又以秦国为例再次强调礼义忠信的重要性。层层推进，说理明晰而生动，劝谏实用而恳切。国运衰微之际，士人的劝谏之辞往往作用不大，但这些话确实显示出荀子在危难之际的担当。这是稷下的精神，也是儒家的精神。
游于秦赵 见知春申
齐国之外，荀子最为可靠的行迹在秦国和赵国。荀子去齐游秦游赵，都是因为言论得不到重视，主张得不到施行。这与孔子、孟子的遭遇何其相似，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想要推行礼让忠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尤其是荀子生活的战国末年，一场浩大的统一运动正在华夏大地上徐徐展开，合纵连横，风云变幻，大国的斗争，小国的自保，推行礼让忠信远不如争夺、贪利来得直接。
荀子曾游秦国，大概在秦昭王四十一年（前266）至五十二年（前255）之间。到秦国之前他对秦国便有充分的认识，在劝谏齐相的话中，对秦国的优势和不足分析得很透彻。在他看来，秦国兵力强于汤、武，能让楚国为自己所役使，领土大过舜、禹，遍及天下，但秦国却忧患无数，害怕天下联合起来攻打自己。为此，他开出的药方是“节威反文，案用夫端诚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因与之参国政，正是非，治曲直，听咸阳，顺者错之，不顺者而后诛之”。即节制威力回归礼义，选用那些端正诚实守信的君子来治理天下，与他们一起参与政事，端正是非，治理曲直，听政于咸阳，顺从的国家就不管它，不顺从的就加以诛伐。[12]荀子将礼义置于首位，认为武力只适用于那些不遵守礼义的国家。
荀子初到秦国，应侯范雎便问他：进入秦国看到了什么？荀子答道，关塞险要，地形有利，山林河谷优美，这是秦国的地理优势。进入国境，观察风俗，音乐不淫靡，服装不怪异，百姓淳朴，害怕官吏而顺从，像古时候的人民。到了各级城邑的官府，百官肃穆，无不恭敬节俭、敦厚可敬、忠诚守信而毫不懈怠，像古时候的官吏。到了国都，士大夫从家里到朝堂，从朝堂回到家，没有营私结党的，没有不明智不公正无私的，像古时候的士大夫。观察朝廷，退朝时各种事情处理得毫无纰漏，安闲得像是没有什么可治理的一样，像古时候的朝廷。所以秦国四代都能处于优势地位，这并非侥幸，有其必然性。荀子这番话对秦国的地理、风俗、人民、官吏都大加赞赏，初听像是在秦国重臣范雎面前说的奉承话。但荀子谈话的重心在此时还没出现，他接着说了一句治国的名言：“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安逸而能治理，简要而又详实，不烦劳而有成效，这才是治理的最高境界。然后话锋一转，说秦国已经类似这样了，但是仍然有它的忧虑，它虽然兼具这几条，然而用王者的功绩名声来衡量，还相差甚远。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秦国没有儒者。治国纯用儒术就称王，驳杂就称霸，如果两者都不具备，那就要亡国了。荀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那便是治国要用儒者。
荀子的这番话大概传到了秦昭王的耳朵里。荀子见秦昭王时，昭王上来就抛出一个极不友好的话题：“儒无益于人之国？”儒者对于国家没有什么益处吧？这样带着揶揄的问话，在孔孟时还没有出现过，可见荀子的处境，较孔孟时更为糟糕。冯友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他说：“詹姆士谓：哲学家，可依其气质，分为硬心的及软心的两派。……孟子乃软心的哲学家，其哲学有唯心论的倾向。荀子为硬心的哲学家，其哲学有唯物论的倾向。”[13]荀子的硬心，以及他的唯物倾向大概跟他的处境是密不可分的。荀子面对秦昭王富于挑衅的问话，对答道，儒者效法先王，遵循礼义，谨守臣子的职位而又尊敬君主。君主用他，他就用心为朝廷服务；不用他，他就退居民间生活。即使挨饿受冻，也不会走歪门邪道去贪财求利；即使无立足之地，也明白维持社稷的重要性；即使奋力疾呼而无人响应，也能通晓管理万物、抚育百姓的纲纪。职位在人之上就会有王公大臣的才干，职位在人之下也是国家的珍宝。即使偏居陋巷，也会得到人们的尊重，掌握大道。荀子的这些理论是对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诠释。接着他又用孔子将做鲁国司寇，乱者就主动修正，孔子闲居阙党，子弟便被感化的例子，来说儒者对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
秦昭王大概被荀子说动了，于是追问，儒者位在人上，会怎么样呢？荀子回答道，儒者位在人上作用就大了，他意志坚定，善用礼节整治朝廷，能用法度修正官吏，能让忠诚、仁爱的德行流布天下，即使做一件不义的事情，杀一个无罪的人而得到天下，他也不做。这样君主的道义就会取信于民，传遍四海，天下人就异口同声地响应他。这是为什么呢？荀子自问自答，说是因为他尊贵的名声显著，天下人都仰慕他。近处的人歌颂他，远处的人投奔他，四海之内亲如一家，凡是能通达的地方无不服从，这就叫做“人师”。最后荀子引《大雅·文王有声》的诗句“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来作结，说在下位和在上位的儒者都是如此，“何谓其无益于人之国也？”怎么能说他对国家没有益处呢？至此，荀子通过一套逻辑推论将秦昭王不友好的问话推了回去。秦昭王当时似乎也确实被说动了，惟以“善”字来回应荀子。当然，这个“善”字不过是一时的折服或者无法辩驳的应对，最终荀子也没有受到重用，只好离开了秦国，秦国的问题要等到他的学生李斯来解决。
荀子曾游赵国，与楚将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怎样用兵。赵孝成王是战国时赵国的第八代君主，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便发生于他的统治期内。这次讨论由赵孝成王发起，他问用兵的关键，临武君抢先回答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察敌人的动向，后于敌人出发，先于敌人到达，这便是用兵的关键所在。他的回答强调天时地利，了解敌人，以发兵速度取胜，是战术层面的考量。荀子听了他的话，站出来说，不然，我听说古代的用兵之道，根本在于统一人心。弓箭不协调，那么羿就不能射中目标；六马不配合，那么造父即不能到达远方；士兵不亲附，那么汤、武也不一定能获胜。所以善于亲附人民的人就是善于用兵的人，所以用兵的关键在于善于亲附人民。荀子站在与临武君完全不同的角度，以古人的例子说明“壹民”“善附民”才是用兵的关键，是战略层面的考量。荀子与临武君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便各自直抒己见，充满火药味儿。荀子说完，临武君马上反驳说，不然，兵家所看重的是形势和条件，实行的是机变和权诈。善于用兵的人，神出鬼没，神秘莫测，没有人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出现，孙武、吴起用这样的战术天下无敌，打仗难道一定要亲附人民吗？临武君也搬出前人的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荀子听了临武君的话，不疾不徐地说道，不然，我所说的，是仁人之军队，是王者之志向。而你所重视的是权谋势利，所实行的是攻夺变诈，是诸侯的做法。荀子直指讨论的焦点，摆明各自的立场，高下立判。他接着摆出仁人的军队和暴君的军队的巨大不同，指出仁人能够上下相爱，百将齐心，能够了解治理的地域，打起仗来就会万众一心，无坚不摧，而那些暴君的军队不但不会为暴君效力，反而会主动亲近仁人。所以仁人被任用，国家就会日益繁盛，诸侯就会顺从，敌人就会削弱。最后以《商颂·长发》中“武王载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的诗句作结。荀子的一番话说得临武君心服口服。赵孝成王和临武君连连称“善”。
然后，孝成王和临武君就王者用兵具体问题一一向荀子讨教。先问荀子王者的军队该使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行动。荀子说，一切都要看大王的，将帅居于次要地位，然后他分析王者诸侯强弱存亡的征验，安定危险的形势，提出了三等措施：崇尚礼义、重视战功是上等办法，重视爵禄、看重节操是中等办法，而崇尚战功、轻视节操是下等办法。之后分别说到齐国推崇杀敌技巧导致军队羸弱，魏国军队繁冗导致赋税减少，秦国诱逼人民作战而国力强盛的情形，以为这些都是追求奖赏、贪图利益的军队，比齐桓、晋文以礼义教化的齐心协力的军队差远了，但齐桓、晋文之军比汤、武的仁义之师也差得远。再问荀子怎样做将军。荀子以“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圹”对之。所谓“六术”即六种战术：制度号令严厉而威武；庆赏刑罚坚决而守信；营垒、仓库周密而坚固；转移、进退要稳重而迅速，窥测敌情要隐蔽深入、反复核实；遇敌决战要根据明了的情况行动，而不要根据疑虑的情况行动。所谓“五权”即五种权衡：不要总想保住将位而怕撤职，不要急于求胜而忘记可能失败，不要只对内威严而轻视外敌，不要只看到有利而忽视不利，考虑事情要成熟而奖赏要大方。所谓“三至”即三项最高原则：宁可被杀也不能让军队驻扎不安全的地方，宁可被杀也不能让军队打不能取胜的仗，宁可被杀也不能让军队欺负百姓。所谓“五无圹”即五种不懈怠：谨慎谋划、谨慎待事、谨慎对待官吏、谨慎对待士兵、谨慎对待敌人。如果看前面的谈话，还会以为荀子只是纸上谈兵的儒生，那么荀子这里的回答完全可以打消这种疑虑，荀子深谙用兵之道，实有良将之才。最后问荀子王者的军队制度。荀子说，服从命令最重要，然后指出军队要不杀害老弱，不践踏庄稼，不捉拿不战而退的敌人，不放过顽固抵抗的敌人，优待来投降的敌人。至此，荀子关于用兵的全套理论就完整地阐述清楚了，临武君为之拜服。
但是荀子的学生却不像临武君这样容易被说服，其中一个学生叫陈嚣，听了荀子的辩论问道，先生谈用兵以仁义为根本，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用兵呢？大凡用兵就有争夺。荀子解释说，仁就是爱人，所以憎恶别人危害他人；义就是遵循道理，所以憎恶别人扰乱他人。用兵的目的是制止强暴、消除危害，而不是为了争夺。尧舜禹汤文武的仁义之师，兵不血刃，远近来服，惠及四方。荀子承认恶的存在，并主张以用兵遏制这种恶，以保全仁义，他的理想仍然是德行天下。另一个学生李斯也提出异议，他说秦国四代都能打胜仗，兵力强大，威震诸侯，并不是靠施行仁义，只是便利行事罢了。荀子循循善诱，指出仁义才是最大的便利，秦国虽然打胜仗，但是为末世之兵。之后用大段论述来说明礼义忠信的重要性。其用心之良苦由此可知。
荀子曾游楚国。《史记》说荀子在齐国遭受谗言，于是去楚国，春申君以为兰陵令，这段经历难以确证，但此处不妨简要述之，聊备一说。《韩诗外传》中记载，有门客对春申君说：“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内。今夫孙子者，天下之贤人也，君借之百里之势，臣窃以为不便于君。若何？”[14]大概是说天下贤人有地就能统一天下，荀子有贤才，现在给他一百里的地盘，恐怕会威胁到您。春申君就让人婉辞了荀子，于是荀子到赵国去了，还做了上卿。另一个门客对春申君说：“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而入齐，鲁弱而齐强。由是观之，夫贤者之所在，其君未尝不善，其国未尝不安也。今孙子，天下之贤人，何谓辞而去？”凡是贤人在的地方，它的君主就会为善，国家就会安宁，荀子是贤人，不该赶走他。于是春申君又请荀子回来，这样反复无常的举措惹恼了荀子，他写信并作赋，以“疠怜王”即生癞的人可怜被臣子杀死的君王的鄙俗语回应春申君的邀请，用被乱臣贼子所害的君主的典故暗寓春申君的未来。以荀子的性情，大概是他能做得出来的。荀子的行迹大致如此。
标举性恶 传习诸经
目前所知的荀子的事迹并不惊人，这或许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关。但荀子的魅力在于思想，这或许也得益于他的处境。荀子的思想保存于《荀子》一书，汉代抄录的《荀子》有322篇，经刘向整理，去除重复290篇，定为32篇。关于《荀子》的作者，历来争议不大，一般认为多数篇章出于荀子之手，少部分是学生、门徒所记荀子言行经编纂而成。唐人杨倞考证《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等篇为荀子弟子记述，今人梁启超、郭沫若等认为《君子》《仲尼》也出于荀子门人或后人之手。
《荀子》始于《劝学》终于《尧问》，正与《论语》始于《学而》终于《尧曰》相类。《劝学》开篇便说“学不可以已”，之后论述后天学习的重要性，以及环境对教育的影响，并说“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学习从诵读经典开始，到学习礼仪结束；学习的意义是从做士开始，到成为圣人结束，通过学习来达到道德的完满。《论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将学习与实践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并与情感勾连，荀子去掉了孔子论学的情感因素，构建出一条从士到圣人的途径。
“性恶论”是荀子哲学的核心，《性恶》篇以“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开启讨论，认为人生下来就有喜好利益、嫉妒憎恨、爱好声色的本性，如果一味顺着本性发展，那么就会产生争夺、残杀、淫乱，所以要有老师、法度的教化，礼义的引导，让行为合乎礼法，从而使社会安定。人的本性是恶的，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这里容易引起误解的是“伪”字，杨倞注说“伪，为也”，此处的“伪”并非虚伪而是人为的意思。在抛出论点之后，荀子从批判孟子的“性善论”展开论述，荀子先针对孟子人们之所学习是因为性本善的观点，指出孟子所以这样认为是不了解人性，没有察明人的本性和人为之间的区别。他说：“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本性是天然生成的，不能学习，不能人为做到的；礼义是圣人制定的，学习就会，努力做就能成功。不能学习、不能人为做到而天然生成的就叫本性，而通过学习就会，通过人为努力就能成功的叫作人为，这是本性、人为之间的区别。然后针对孟子现在的人性本善，但因丧失本性而变恶的观点，指出人生下来就脱离质朴，脱离天生的禀赋，必然丧失本性，现在的人饿了就想吃饱 ，冷了就想穿暖，累了就想休息，这才是人的性情，那些谦让是违反本性而背离性情的。如此说来，人的本性是恶的，善良的行为不过是人为的罢了。这之后，荀子插入了一段关于礼义的讨论，他认为礼义是圣人人为制定出来的，不是产生于本性的。圣人要改变人们恶的本性而有了后天努力，就产生了礼义。人想做善事，是因为本性是恶的，没有善所以要向外求取。最后直接针对孟子人性本善的观点，提出人们所说的善是合乎法度，而恶则是悖道作乱，所以古时圣人设置君主的权势来统治人们，倡导礼义来教化他们。
“性恶论”在孟子“性善论”的基础上展开，孟子所谓的性善，是说人性中本来就有善端，仁义是人内在的，而荀子则以为人性中没有善端，仁义是后天习得的。但是荀子又说“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这与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类似，但仔细分析可知，荀子所强调的是人都有能够获得仁义的资质，并非本身就有仁义法正，这又与孟子不同。如果将荀子的“劝学”和“性恶”结合起来看，会发现荀子对于人性的判断趋于唯物的理性的，但是他真正追求的确是通过学习，最终达到德行的完满。“性恶”是荀子讨论的起点，学是途径，圣人才是荀子的追求。
荀子对当时的学说十分熟悉，以为诸家都有见解但同时也都有所蔽，于是作《非十二子》批评诸家学说，这大概一半出于稷下刺世学风的鼓动，一半由于当时社会氛围所迫。荀子认为当今的世道，粉饰邪说，美化奸言，利用诡诈、虚夸、怪诞、卑琐的手段，使天下人不知是非、治乱的根本所在，这就是他所面临的处境。他所批评的是放纵性情不合礼法的人、抑制性情不团结民众的人、不懂国家礼法制度轻视等级差别的人、崇尚法治却远离实际的人、不赞成礼仪喜欢钻研怪诞的人、粗略效法先王却编造新说的人。其中对孟子、子思批评尤甚，而对孔子、子弓则大加赞扬，进而提出自己的政治理想，统一天下，化育万物，长养人民，效法舜、禹的典章制度和孔子、子弓的道义。
荀子在当时大概还是个文艺家，他的文章写得流畅而严密，采用问答的赋体形式，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他还撰《乐论》讨论音乐的起源和社会功用，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著述之外，荀子在传习诸经上居功甚伟。汪中的《荀卿子通论》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并详细梳理荀子在各经传授中的地位。此处不妨简要引述他的结论，以便更为全面地了解荀子。《诗》由“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可知荀子传《毛诗》；申公传《鲁诗》，受业于浮丘伯，浮丘伯受业于荀子，可知荀子传《鲁诗》；《韩诗》引《荀子》以说《诗》者有四十四条，可知《荀子》对《韩诗》影响颇大；左丘明为《春秋》“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可知荀子传《左氏春秋》；“瑕丘江公受《榖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可知荀子传《榖梁春秋》；荀子长于《礼》学，《大戴礼·曾子立事》载《修身》《大略》二文，《小戴礼·乐记、三年问、乡饮酒义》载《礼论》《月论》文，可知荀子传《礼》；“刘向又称荀卿善为《易》，其义亦见《非相》《大略》二篇”，可知荀子传《易》。[15]可能上述经典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已经有些陌生了，但是无疑这些经典共同建构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孔子删述六经，留下清晰可读的经典文本，孔门弟子各自传之，七十子之徒既殁，儒家经典的传承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之后有孟子，到荀子时，诸国混战，暴秦作乱，经典的传承尤为艰难。而此时汉代诸儒还在历史的酝酿中，荀子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传承作用。所以，汪中说：“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荀子传习诸经，还以课徒为业。荀子最为著名的学生便是韩非与李斯，二人后来成为影响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大人物，然而他们并没有走上荀子传承的儒家道路。不知这是否是荀子所愿见的情形。
在《荀子》的最后，有好事者说荀子比不上孔子，荀子的门徒给出了有力的回击：
在战国末年的乱世中，想要推行礼义教化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注定了荀子“不遇时”的处境，然而他言必称舜禹孔子、论必及礼义忠信，非有坚定的信念不能为之。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大儒，就这样“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博”，时耶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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