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之文，被选入《古文观止》的共有四篇，其中就有《管仲论》。选编者吴楚材说此文“立论一层深一层，引证一段系一段，似此卓识雄文，方能令古人心服”，当今则有学者认为不但“立论新奇，合乎情理”，而且“丝丝入扣，令人拍案叫绝”。细读此文，却有点失望，并以为此文之失，就在立论过于“新奇”，因此不合“情理”，也难以让人“信服”。
苏洵《管仲论》说：“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这话原是对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但作者紧接着说：“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却是有点耸人听闻，剑走偏锋了。
先说“齐之治”。苏洵“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因为鲍叔荐了管仲。是的，就此而言，鲍叔对于“齐之治”功不可没。然而，“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毕竟是管仲，这一点，苏洵自己也承认的。故说“齐之治”时“不独曰管仲，亦曰鲍叔”则可，“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则未免主次错位。
再说“齐之乱”。苏洵“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因为使“威公（按即齐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然而，乱齐者毕竟是竖刁、易牙、开方。即使如苏洵所言，管仲使齐桓公“得用三子”。那么，说齐之乱，“不独曰竖刁、易牙、开方，亦曰管仲”则可，“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则未免颠倒黑白。
何况，齐桓公在管仲去世之后重用竖刁、易牙、开方，并非是管仲之失。
管仲临终之时，明白无误地答复齐桓公之问：不可以此三子为相。苏洵却说：“（管仲）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这话未免过于轻巧。齐桓公显然看上了此三子，才会在管仲去世之前有此一问，管仲能直言己见，且逐个指出何以“非人情”，何以“不可近”，实属不易。苏洵似乎没有弄清，管仲只是人臣，即使在他生前，也只能提醒而不能强制君侯，死后还能在齐桓公被此三子弄得神魂颠倒之时适时显灵吗？
苏洵的本意，是说管仲未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或曰“荐贤自代”。他认为这才是阻止竖刁、易牙、开方之类小人得志的根本。其实，管仲并非没有“荐贤自代”，他荐的是隰朋，他认为隰朋比鲍叔更适合代替自己担任宰相之职。不以国事报私恩去推荐鲍叔，恰恰是管仲的可贵之处。隰朋继他为相之后不久去世，就更不是管仲之过了。
不想责备苏洵把国之治乱兴衰维系于一人，毕竟是千余年前的古人，有其时代的局限。但无论古今，“鞭打快牛”——把管仲比作“快牛”不很得当，但这意思大概是明白的——以至把“快牛”当做“神”来苛求，毕竟不是明智之举。
评品人物，“立论”过于“新奇”亦未必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