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摘自哲学名著《语言·意识·哲学》
由甲骨文所演化成的方块象形文字（汉字），使汉语之人的思维方式一直偏重于具象思维。
古埃及人和古巴比伦人也使用过象形文字，但那是起表音作用的象形文字，故演变到后来就成了拼音文字。拼音文字使西方人在进行语言意识（意识过程就是语言过程）时，更依赖于逻辑，所以西方人被逼成了遵循逻辑的思维习惯。
很多汉语之人对“什么是逻辑？”这一问题一头雾水。逻辑乃是思维的规律、规则，或者说是概念之间的原则性关系。
具象思维方式十分简单，无需在逻辑系统上作复杂的推演。汉字及汉语对汉语之人的思维方式造成了具象化的影响，故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与西方人日益不同。
举例来说，例一、我们知道水是确确实实的存在，而且谁都不能否定水是往下流的，故当中国古人说“水往低处流”时，谁都无法反驳。惯于具象比拟思维的汉语之人于是将“水往低处流”这一不容否定的具象过程与“人往高处走”这一社会现象进行反向比拟。于是乎，语句“人往高处走”也就与语句“水往低处流”一样地不容否定了。然而，人往高处走与水往低处流却不是同一类事，两者之间并不具备相同或相似的逻辑。所以中国古人的这种说法乃是不当类比。
如果西方人要表达“人往高处走”之观点，则他们需要拿出许多事实和证据，而且所有的证据都必须逻辑互洽（即不可以出现逻辑破绽）。所以，中国人以为很“形象”的上述类比，在拼音语系中则显得莫名其妙。中西思维的这种区别，意味着两者的逻辑严密性之差距。
例二、假如某小伙儿A去敬老院做义工，在回家途中偶遇一位漂亮姑娘B。具备逻辑思维能力的人对此会认为：A做义工与偶遇B之事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即没可能从A做义工之事推导出偶遇B之事。所能推导的是：如果A不去做义工，那么敬老院的事情就可能没人做或只得由别的人去做，而偶遇B则是另外一个无关的事件，即做义工之事与偶遇B之事并没有直接的因果逻辑关系。然而，汉语之人则往往会认为：A做义工之后之所以能够偶遇B，乃是因为善有善报，或是因为A与B有缘分。这显然犯了错误归因的思维谬误。
中国古人认为大地是一个平板，而所谓的天则就像一个大锅反扣在大地上，此宇宙观谓之天圆地方说或盖天说。中国人一直把地点叫地方，这恐怕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有关，而哥白尼的日心说则是基于逻辑推演的结果。这就彰显了形象化思维与精密推理思维的巨大差异。
东西方学者做学问的方式截然不同，西方学者做的是逻辑关系模型，而中国古代学者做的却是具象实物模型。逻辑关系模型可以证伪，即：在更大或更全面的前提条件下证明某学说的错误性。如果某学说被证明是错误的，则须重新建立一个逻辑关系模型。所以西方人的思维一直朝着去伪求真的方向发展，而中国人却总是囿于具象思维（即无法超越古人的具象思想）。
中国人之所以对先入为主的思想（比如儒家思想）及古代文化不加质疑和批判，乃是因为未能生发出逻辑推理能力，而未能生发出逻辑推理能力则是被具象思维所困扰的结果。
罗素说：一切哲学问题都是语言问题，而语言问题归根结底乃是逻辑问题。
吕新炎说：真正的哲学乃是对思想进行思想，是透视语言意识的原理及错理之学，是对语言意识过程中的逻辑问题进行挖掘和批判之学。玩哲学，玩的就是语言；玩语言，玩的就是逻辑。一个民族如果缺乏逻辑思维能力，则很难迈入高级的文明。（待续） 一一哲学名著《语言·意识·哲学》，内容深邃，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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