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白银货币化的重要阶段，白银广泛应用于商品贸易、交纳赋税、贮藏以及日常生活的各种支付，白银已基本作为货币使用。这一时期银锭的器型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 从宋元时期的平板束腰形，向明清时期的元宝形演变。明代银锭是古代银锭发展的重要阶 段，是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证。
江阴博物馆馆藏的明代银锭大部分为出土的，其中有2组4件是有明确出土地点、纪年、 墓主人的墓葬出土的，这4件墓葬出土的银锭尤为重要，为研究明代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材料。博物馆所藏银锭虽然没有铭文，但从银锭所出土墓葬的时间或银锭的形制可以划分出明代早中晚期，可以看出明早期至明晚期银锭形制的变化，为明代商品经济和货币的发展提供佐证。另外，博物馆还藏有一件清代咸丰年间带铭文五十两银锭 , 也一并作一概述。
一 、明早期
编号97-4，明早期银锭，通长75、通宽50、通高27mm，重 369.93g， 银锭为四周起翅的平板束腰形，锭面为弧首束腰状，四周起矮翅，矮翅从中间向两侧逐渐增高， 一侧起翅部分残断。锭面有清晰的丝纹，分布均匀。外部侧面及底部布满大小深浅的凹坑， 有数处深蜂窝孔。此件银锭1996年11月出土于江阴顾山镇香山周闳夫妇合葬墓中的女性墓坑。根据出土墓志，周闳字宗大，生于明洪武八年（1375）卒于永乐二十年（1422）， 洪熙元年与妻邓氏合葬于顾山祖茔。周宗大生前经营扶持，田畴广增，家业兴盛，后外出被刺受伤身亡。此件银锭随葬时间有明确纪年，是这一时期银锭的标准器。
编号 JC 银1-4，明早期银锭，共有4件，来源不详，基本完整，形制基本一致，通长140-146、 通宽100-105、 通高25-48mm、 重1,840-1,850g，锭面为弧首平板束腰状，周边起矮翅。锭面有清晰的丝纹， 分布均匀，外部侧面及底部布满大小深浅的凹坑，底部多处有深蜂窝孔。锭面锈蚀不严重，银锭均呈银色光泽。这四件银锭的形状具有明代早期的特征，为明代早期五十两大银锭。
明早期银锭大致以洪武、永乐、宣德时期为代表，此时期全国锭形基本一致。从以上几件银锭可以看出，明早期基本继承元代稍起翅的平板束腰形，与元代银锭相比有继承有发展，形状基本相似，但两侧起翅明显，比元代略高，丝纹更加明晰，银锭底部、腰部等 处轮廓分明，转折明显。顾山出土的银锭换算成古代银两约为 12 两左右，应是明早期民间用银锭的典型代表。墓主人虽没有官职，但家境殷实，墓葬中随葬了数量较多的明器， 有生活用具、锡质明器、木质家具模型等等，均较为小巧精致，所陪葬的这件银锭也可证明其家庭的富裕程度。
另外的四件五十两大银锭保存完好，基本没有锈蚀，制作也堪称精良， 是明代早期银锭的精品。明代早期与元代货币流通制度基本一样，用银的情况也与元代相似。明朝政府在建国之初，一方面由于国内尚有战事，铜钱供应困难等方面的原因，大力推行钞法，实行以钞为主，以钱为辅的混行流通制度，而在明早期，为了防范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海禁，禁止海外贸易住来，禁止金银流通，但民间海上商贸活动始终未能禁绝，民间贸易一直使用白银，这座顾山明墓中出土的银锭造型规整、丝纹清晰，应是较为正规的有一定规模的作坊所制，说明当时民间铸银、用银的情况也十分普遍。
1988年江阴陆桥镇陆氏家族女性墓和2004 年江阴长泾镇夏氏家族墓，均出土了大明通行宝钞，这两座明代永乐年间的墓葬中共出土过7张中书省宝钞和1张户部宝钞 ，可见明早期用钞极为流行。而在江阴陆氏家族墓中的女性墓主的墓穴四角各置一块石质锭形棺垫，棺内底部铺有纸质银锭形冥垫，可见明早期用钞的同时，银锭在民间的影响力也是较大的。
二 、明中期
编号出43-2、3，明中期银锭 ，两件银锭均于1977年10月9日出土于江阴市长寿镇明代徐鼎墓，两件银锭形制基本相同，大小略有差异。出43-2，通长63、通宽26、通高30mm，重88.7g。出43-3，通长60、通宽26、通高24mm，重92.24g。两件银锭为船形，两端向上起翅，锭面为弧首束腰形，束腰明显，锭面分布均匀清晰的丝纹，银锭外部侧面有凹坑并有深浅不一的蜂窝孔，底面布满大量的深蜂窝孔洞。银锭表面有明显的黑色包浆，少部分露出亮银色。两件银锭基本为3两左右的小银锭，器型虽小，但较为规整。
徐鼎，字惟器，生于明正统年间，卒于正德己卯年十二月十九日（1519），享寿 七十六。徐鼎从小天资聪颖，喜好读书，于明成化年间谒选湖广永州推官。徐鼎祖父徐麒 （1362-1445），字本中，号心远，明洪武年间以布衣应诏，出使西蜀，招扶羌人，得一 品朝服告归故里。徐鼎一族在明代属江阴大族，族内人才辈出。徐鼎墓以及其妻吴氏墓随 葬品较为丰富，有金银首饰、生活用品、垫背钱等等，可见家境十分富裕。两件银锭的形制具典型的明中期特点，是明中期银锭的标准器。
编号 JC 银5、6，明中期银锭，来源不详，两件银锭形制基本一样，JC 银5， 通长70、通宽29、通高 30mm，重93.9g，JC 银 6，通长62、通宽30 、通高34 mm， 重93.550g，银锭基本完整，呈船形，两端起翅，翅较长，锭面为弧首束腰状，丝纹清晰均匀， 银锭外部表面分布浅凹坑，一侧的外部及底面布满蜂窝孔洞。这两件银锭的形制与明中期徐鼎墓出土的银锭基本相同，唯两端起翅较长，亦属明中期银锭。
明代中后期银锭形制变化较大，由宋元时期的平板束腰形，逐渐变为明清时期常见的立体起翅的船形元宝状，明中期的船形银锭与明末清初的银锭相比又有所不同，明中期锭体较薄、较窄，造型显得纤细、轻巧，起翅亦较长，而明末清初锭体较厚较宽，起翅变短， 显得较为厚重。永乐后期，大明通行宝钞的贬值已相当严重，政府为稳定宝钞流通，稳定物价，采取了禁用铜钱、金、银等许多 措施，但终因发行数量无限制，导致宝钞贬值，宝钞越来越没有实用价值，大宗交易及民间流通中仍使用白银。明英宗正统年间解除银禁，白银大量流通， 与铜钱并行，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无 论大宗交易还是日常买卖均用银钱支付。明中期以后形成了以银为主，铜钱为辅的银、钱并行的货币流通制度，对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起了积极作用。
徐鼎生活于明代早中期，卒于明中期，两件银锭的出土为研究明中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当时的丧葬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是这一时期银锭发展的历史见证。
三、 明晚期
编号 JC 银8，明晚期银锭，来源不详。通长54、通宽37、通高 25mm，重172.27g，银锭呈船形，两端起矮翅，锭面为弧首束腰状，锭体较厚，丝纹清晰均匀，银锭外部表面分布浅凹坑，并有密集的蜂窝孔洞。银锭的造型规整，转折明显，蜂窝孔分布自然。明末银锭造型由明中期锭体较为纤细变为厚重，两端的起翅变短，银锭的造型已基本接近清代，这件银锭虽小，但具有明晚期的典型特征，是明晚期银锭的典型代表。
江阴博物馆另有两批明晚期小银锭，一批为1986年澄江镇房产公司工地出土，
一批为1987年江阴峭岐镇出土，出土时资料不全，可能出土于窖藏或遗址。这两批银锭的基本形制为船形，锭面一部分为弧首束腰形，但束腰不太明显，一部分已不见束腰而呈椭圆形，银锭表面均有清晰的丝纹，但丝纹不太均匀，深浅不一，银锭外部表面均有深浅不一的凹坑，并伴有少量的蜂窝孔，大的银锭重约200g 左右，约六七两，最小的重约40g， 约为一两有余。这两批小银锭形制不规整，做工较为粗糙，大小亦不均匀，银两的成色也较普通，是明晚期民间常用的小银锭。
明代中期以后白银正式成为国家法定货币。明万历年间，政府推行赋役改革，合并征收赋银和役银，俗称 “一条鞭法”，纳税人用白银向国家支付税款，对确立银锭法定货币地位起到了很强的推动作用。白银流通数量不断增加，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 大宗交易、日常用品皆以白银计价， 此时的白银已成为流通中最重要的货币。
白银的大量使用，使得民间私铸银两作坊大增，所铸银两的质量良莠不齐，大量形制不规整、成色不一的银两广为流通，特别是小银两尤甚， 象江阴博物馆的这两批小银锭应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制作的。
四、 清代咸丰七年银元宝
编号出89-17，清咸丰七年银元宝， 通长115、通宽70、通高84mm 、重 1870g， 1989 年江阴市云亭镇陈家村农民在建房挖地基时挖出。银锭为马蹄形，两端向上起翅，锭面为椭圆形，锭面磨平，戳印纵向两道铭文，右侧“咸丰七年五月”，左侧“襄垣县佘蔚宗”，起翅部分的内侧见丝纹，银锭外部侧面有凹坑，侧 面底部和锭底分布有较多的蜂窝孔。
清代银锭形制基本沿袭明末形制，略有差别，锭体更加厚重，锭面基本为椭圆形，大部分锭面的丝纹经过磨平，银锭上的铭文由錾刻铭文变为戳印铭文。清代银锭的种类，比明代大大增多，有船形、方形、圆形等等，使用最多的仍然是船形银元宝，这种银锭因整体形如马蹄，故又称马蹄银，五十两马蹄银是清代最为常见的银锭， 锭面上一般都会戳印地域、年份、工匠等铭文。象这件银锭就戳印了铭文，“咸丰七年五月” 是银锭的制作时间，“襄垣县佘蔚宗”是制作银锭的工匠名字。襄垣县现隶属于山西省东 南部长治市，是清代铸造银锭的地点。清代中晚期，私人设立的金融机构钱庄、票号盛行， 以山西票号最为著名，票号业务遍布全国，铸造银锭也是票号的业务之一，所以山西银锭在全国享有盛誉。山西银锭铸造地点也很多，长治和襄垣就是其中之一。山西银锭绝大多数是五十两大锭，成色尚佳，象这种戳印纪年、县名、银匠等铭文的银锭基本是用于上缴国库的。
清代白银在流通中处于主要地位，清前期，以银锭为主，嘉庆以后，外国银元在中国广为流通，已成为中国的通用货币，当时是银元与银两并行使用。但银元使用起来比银锭方便很多，作为称量货币的银锭在流通过程中渐渐式微，最终在1933年，随着民国政府， 废两改元法令的颁布，银锭正式退出流通领域。
（本文刊于《中国钱币》201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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