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碑的三个作者，除了阎毓秀外，王铎和苏京都是明清两朝赫赫有名的人物。
王铎（1592——1652年）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号嵩樵， 又号痴庵、痴仙道人，别署烟潭渔叟，河南孟津人，明清两朝的重臣，是中国著名的书画大家。王铎幼时家境十分贫寒，过着“不能一日两粥”的生活。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受到考官袁可立的赏识推荐，入翰林院庶吉士，累擢礼部尚书。王铎身逢乱世，仕途坎坷多艰，崇祯十六年（1643）曾一度避难于苏州浒墅关袁枢寓所，二人交情笃厚，往来间以诗文书画相唱和，袁枢之父兵部尚书袁可立的神道碑文和墓志铭就是王铎亲笔撰文书写的。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帝殉国于景山。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福王，王铎为东阁大学士。后清豫亲王多铎至南京，钱谦益等文武诸大臣降清，王铎也在其列。王铎旋被授予礼部尚书、官弘文院学士，加太子少保，于永历六年（1652）病逝故里。
苏京（1592——1653），字殿卿，号临皋，山东日照岚山区人，明、清两朝重臣，擅长书法，精古文诗词。明崇祯丁丑科进士，赐同进士出身，初任河南杞县知县。三年任期，经考核政绩卓异，时称“中州循良第一”，后升兵部车驾司主事。庚辰（1640年）任武选司员外郎，钦命监督京营事务，辛巳（1641年）任江西道监察御史。苏京任御史后，勤于政务，清赋锄奸，名声大振，蜚声朝野。是年奉诏入京研讨治国之策，同去的还有台臣王燮，抚臣侯恂。苏京慷慨直言，不随浮议，力抒己见，深得崇祯赏识，后委以重任，命其手持尚方宝剑，督军明将孙传庭，监督延、宁、甘诸军，总制军务，镇压李自成起义军。后因师溃无军可监，奏交剑绶。壬午年（1642年），他被改任河南巡按.癸未年（1643年），他奉命补因故而未举行的壬午年（1642年）河南乡试，任监临官；是年底，被叛将绑架献于闯王李自成，至甲申年（1644年）二月越逃。三月，李自成部攻占北京，崇祯自缢；他便奔走南京参与筹划立君复明事宜。福王（朱常洵之子朱由崧）立，他奉命驻庙湾以御江北，又改督师扬州，不久则辞职归隐。清顺治乙酉年（1645年）,他隐居江苏西南岛北崮山；丙戌年（1646年）隐居日照岚山，丁亥年（1647年）出而仕清，授陕西道监察御史，兼茶马事务；庚寅年（1650年）改任真定巡按；辛卯年（1651年）又改授建宁兵备道福建按察司佥事；癸巳年（1653年）故于任上，后敕授文林郎，晋授奉政大夫。
跟王铎和苏京相比，阎毓秀的官最小，名气也不大，只是从日照志中知道他是山西榆次人，以武进士的身份任职康熙十年至十八年的安东卫守备，其他情况知之甚少。这个安东卫的最高军事长官，为人“戆直廉静，不阿上官，不徇私情，任九载，地方安堵。”可见他在任时勤政敬业，口碑很好，深得人心，所以在离任时，地方上为他立“去思碑”。
从三个作者的情况来看，王铎和苏京两人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一是两人同年出生，所经历的事情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王铎在天启一朝就是明朝的大臣而苏京是崇祯年间才考中进士，年近半百才受崇祯皇帝重用。二是两人都是经过刻苦攻读才中进士，都是喜欢舞文弄墨的清流文臣，王铎的书法和文采在当时就已经名震天下。三是二人都先为明臣，后降清成为清朝大臣，都经过了丧国投敌的屈辱经历。就连两人的死亡时间，也是相差了不到一年，可谓同病相怜，经受了同样的煎熬而含恨去世。
作为海上碑所在地的最高军政长官，阎毓秀面对二十多年前两个大名人的亲笔题刻，自然是不能无动于衷，尤其这两个人都是前辈朝廷大臣，一个是名满天下的书法大家，一个是地方上首屈一指的官宦文臣。阎毓秀一定是出生在明朝末期的乱世，他自然明白王铎和苏京二朝为官的痛苦和屈辱，也理解国破家亡的时候作为一家之主选择的艰难和无奈。所以，阎毓秀在反复思考之后，写下了“难为水”这三个大字，抛开书法的因素，这三个字的含义在海上碑的词句里面，是最耐人寻味和最高明的，因此来看，阎毓秀的题刻决不是简单的附庸风雅，而是深思熟虑后的点睛之作。
但是，要想真正理解海上碑这些词句的含义，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必须要搞清楚，那就是海上碑题刻的确切时间，因为，无论对王铎还是苏京来说，1644年和1645年的心情和胸怀是绝对不一样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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