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里，有些词天生带感。比如姨妈。
与姑奶奶的强势相比，姨妈这个词的指向要柔和得多，是有时可以替代外婆和母亲的女性角色。我总以为，没有姨妈的女孩，作为女人的这一辈子，仿佛缺了点什么。
再过些日子，姨妈就要从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马鞍山来看母亲。现在是夏天，她们姐俩计划从北京直飞圣何塞。她们的大哥、我的83岁的大舅舅住在旧金山附近的圣何塞。那里，大概是全美华人居住密度最高的区域。
母亲最小，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要大出好多。比母亲年长10岁的姨妈，解放那年，与同属剥削阶级阵营的丈夫离了婚。不是姨妈觉悟高，而是这位先生着实不像话，年纪不大，吃喝嫖赌样样在行，母亲说他是个“二流子”。离婚后的姨妈顶着一头短发，兴许还别着一枚发卡，欢脱地从人群走过，便有许多未婚的男子心神不宁了。姨妈后来又有了两次婚姻。后两位姨夫不仅根红苗正，还受过较好的新式教育。第二位姨夫林业大学毕业后分到马鞍山的国营林场工作，他死后，第三位姨夫来了。这是位老中专生，一生都在市机关当会计，娶姨妈的时候，年轻又帅。当时真是既守旧又解放，以两位姨夫的处男之身，竟然会娶一位离异和丧夫的女人，我想，与其说这位女人有魅力，不如说社会风气开明，将以人为主体的爱情和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贯彻彻底。
姨妈漂亮吗？说实话，母亲家没有长得特别漂亮的人，除了大表姐。大表姐的漂亮遗传自她的母亲，不一定是旧金山舅舅的功劳。很长时间，我都喜欢拿姨妈与母亲比。比较起来，还是年轻时候的母亲好看。母亲个子矮，又有点发胖，这是中年油腻后的形象。年轻时候的母亲有张照片夹在烫金字的笔记本里，瘦削的脸上两只大眼睛满铺着忧伤的美，眉眼细节有点像那个叫梁咏琪的香港女演员。姨妈是瘦高的，一直瘦，精瘦的姨妈年轻时候特别活泼，又出生在所谓的大户人家，举止大约有了一些妙不可言的味道了。某年，看《北京晚报》刊发张学良的访谈文章，旁边配发了一张赵四小姐和张学良的晚年生活照，就觉得眼熟——姨妈长得可真像那位从来也不曾特别漂亮过的赵四小姐。也许，对男人来说，女人的容貌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重要。
姨妈和旧金山舅舅出生时赶上外公的盛年。整个家族，外公行八。雄心勃勃、远近闻名的八先生，据说比《太平府志》里记载的那位御赐红翎的先祖还要才高八斗。八先生是乡绅，家设书馆，学生大多有出息。我工作后碰到的第一位高级领导竟然也是外公当年的学生，令人吃惊不小。马鞍山当时不叫马鞍山，叫当涂。当涂是整个太平府的行政中心，清雍正年间当涂成为安徽学政的驻地。当涂的隔壁是两江总督府衙所在地南京。再远点是上海。上海是满清晚期以后发达起来的。旧时当涂人外出，最喜欢去南京。外公的两个妹夫当时都在南京政府做事，其中，陶家妹夫已经做到次长的要职。两位妹夫都是外公父亲的学生。外公单传，所以，外婆过门后一气儿生了12个孩子，以图壮大门庭。结果，活下来4个，其余8个前前后后由于各种各样的病死去，足见当时医疗水平很差。当然，也有人说外公后来鸦片抽得厉害，孩子们先天不足。
中国女人的生育能力是个奇迹。外婆一生十次生产，两对双胞胎，最小的那两个孩子是龙凤胎。“龙”自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母亲是被轻视的“凤”。生这对双胞胎时，外婆热毒攻身，乳汁质量差。于是家中为“龙舅舅”延请了奶妈，着母亲喝外婆的乳汁。大家都以为母亲一定活不长。谁料，“龙舅舅”突然高烧不治，女孩虽然瘦弱可怜，毕竟长大了，日后甚至成为外婆最挂心的小棉袄。
一年冬天，已经是“文革”后大家可以自由往来的日子了，好像是正月，我从睡梦中被谈话吵醒。那些年，大概为了弥补之前多年骨肉分离的缺憾，每逢春节，妈妈的兄弟姐妹都要热热地聚上几天。那年，他们拖家带口在我们家聚会，人多，房子小，长辈们就围炉夜话，聊着聊着，声音大了起来。只听兆健舅舅粗着嗓子，恨恨地说：“就是她，不听话，老跟王家来往，把妈妈活活气死了！”
兆健舅舅说这话时，被判气死自己妈妈的姨妈已经睡着，不能申辩。
兆健舅舅说的王家，是外公的大妹夫家，也就是外婆的大姑子家。比较起外公家世代书香，外婆娘家大概属于当涂街上恶霸老财一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衷，外婆是个小脚女人，从有钱有势的城里嫁到乡下，并没有得势，或者说过得不大舒心。强势的小姑子和嫂子相处似乎不是很妙。在微妙的亲人间的争斗里，逐渐成人的姨妈受宠极了，像只花蝴蝶，是大家族的情感纽带和活跃分子。母亲说，姨妈早熟，喜欢也善于跟女性长辈打交道。从前，大家庭里用度大，大人孩子很少穿商店里的成品衣，从头到脚基本上都是自家妈妈或者街上裁缝的手工艺。姨妈天性灵巧，又经外婆严格训练，一应家务活都拿手，女红尤其出色，颇受大家器重。比姨妈小十岁的母亲就没这么幸运了。母亲出生时，外公已抽上万恶的鸦片，身体毁得厉害，没等解放，就抛下一家老少先自解脱。外公病故前，家中良田基本卖得差不多了。外婆是解放后的第六年，在自家老宅的门房里离开人世。外婆去世后，13岁的母亲成为孤儿，依靠哥哥姐姐接济生活。母亲没有童子功，后来所会的一点针线活，大约是生计所迫、无师自通。凑巧的是，针线活对我们刘家女眷来说也是弱项，母亲的那点三脚猫功夫在婆家居然被称赞。姨妈听闻非常吃惊。姨妈心中，妈妈大概永是那副笨手笨脚的小模样。母亲于姨妈，是妹妹，也似女儿，外婆死后，母亲主要被姨妈照拂。母亲的笨被姨妈的巧衬托出来。
外公去世前夕，姨妈嫁给以浪荡而名的丈夫——这个丈夫当然是长辈指腹为婚的后果。婚姻和家庭是旧式女人的全部，得遇良人，便是一好万好，否则一生打了水漂。今天的女人差不多亦如此。旧式婚姻又不由自主，完全靠碰运气。以姨妈当时的人才，第一个丈夫的德行当然不匹配，姨妈愿意过安稳的人生。好在人民政府主张婚姻自主，趁着有利形势，姨妈毅然决然提出离婚。半个世纪前的江南，传统势力之顽固要远胜别处，姨妈此举是见识，更是勇气。见识归功于自我教育，勇气则出自天性。姨妈的这份永不消逝的勇气，其后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形式，支撑着她。
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计划撤离南京，迁转广州。陶家姑婆手里有几张机票，想带走娘家侄子，被外婆一口拒绝。男人不在了，女人家要自己拿主意。当年，看着意气风发的大舅舅，看看尚未成年的小舅舅兆健和年幼母亲，外婆决定更信任自己的娘家，把未来筹码全部赌在自家哥哥身上。不料，还没解放，这位哥哥因命债在身潜逃东北深山老林，六七年后被揭发和枪毙。这六七年间，外婆的这位胆大包天的哥哥还娶了位太太，生了几个孩子。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音信杳无，母亲家的这一脉血脉是风筝失线，失落在东北大地上。
陶家一家和王家姑爹最终去了台湾。陶家刚出生的二儿子、王家姑婆和她的三个儿女留了下来。大舅舅与南京表弟从南京出发，随解放大军南下，落户在云南文工团。日后不久，表弟成为大舅舅的大舅哥。上世纪60年代，陶家从台湾举家迁到美国夏威夷，后来去了旧金山。七十年代中期，中美恢复邦交没两年，陶家姑婆病重，想念大舅舅。在父亲的帮助下，刚刚脱掉右派帽子的大舅舅，拿着探亲签证，渡过重洋，去探望分别了近三十年的亲人。姑婆去世后，陶家姑爹念旧，希望大舅舅留在旧金山陪伺他。大舅舅这一留就是近四十年。
带着儿女坚持留在大陆的王家姑婆倒是活了很久。我见过这位姑婆，这位现实版的王熙凤。
王家姑婆晚年总是一个人端坐在大屋子里，容长脸，说话很轻，不怒自威。儿媳妇老实，端茶送水，恭恭敬敬。我们小孩都怕她，绕着她走。鲁迅写他的曾祖母一个人坐在黑暗中，淘气的孩子爬上膝盖拽一拽头发，也不生气。我们这位姑婆，是没有哪个孩子有胆量爬上她的膝盖的。只有姨妈例外。姨妈与王家姑婆一见面就叽叽咕咕，老人家偶尔还会笑得前仰后合。一人一命，大小姐出身的王家姑婆，前半生被人伺候，后半生为了生存，施与别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折磨，自身想必也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折磨。当年她为什么不愿随夫去台？在她和姨妈的交谈里，也许有一些秘密可以共享。王家姑爹去台后再无音信，两岸“三通”了，传来的消息是人已去世。凝望那端坐俨然的背影，王家姑婆的内心世界，我们永远无法懂得。
老式人家礼多。母亲回娘家，也会给王家姑婆送去礼物，但很少与她交流。以至于很长的时间，我都以为那位威风凛凛的老太太是母亲家的老街坊。外婆最痛苦的那些日子，年幼的母亲都看在眼里。母亲说，王家的儿子经常在外婆正吃着饭的时候大喊：“陈师娘，你出来！”陈师娘就放下饭碗，跌跌撞撞地去拿纸糊的高帽子。某种程度上，外婆的确是被王家人气死了。母亲说，由于外公抽鸦片，外婆投资不当，家里早已破产，除了一些字画文玩，并无多少浮财。起初，外婆生活还很正常，在云南工作的大舅舅也来信说准备转业回家。但接着就不对了。当时号召打地主分浮财，率先跳出来，喊的最凶的，不是别人，正是嫡亲的王家姑婆和她的两个儿子。特别是那位老大，因为表现积极，当了队长，整天喊着批判陈师娘。陈师娘就是外婆，他的舅妈。外婆住了半生的老宅，现在住着王队长一家。小脚的外婆和她的小女儿挤在老宅的门房里，一会儿被王队长勒令坐“喷气式飞机”，一会儿去扫街。这位王队长明明亲爹就在台湾，有更严重的海外关系，能够神奇地当上了队长，还分了外婆的房子。用了什么高招？就是拿外婆当替罪羊，转移视线。现在想想，王家姑婆教唆儿子这么做，一是为了撇清关系以求自保，另外也因为其内心大约从未把外婆当作亲人，从施虐中获取快感。总而言之，亲人间的背叛，比不相干的人的虐待更具杀伤力。奇怪的是，姨妈跟这位姑婆的关系始终很亲密。王家姑婆将近90岁才无疾而终。这期间，所有关于姑婆的消息，都是姨妈讲给我们听。小舅舅兆健对此尤其不满。
外婆去世后的第三年，母亲去外地读书，体检时体重不足50斤，差点被招生办拒之门外。此后又过了将近二十年，母亲才带着她的丈夫和孩子，再次见到自己的哥哥姐姐。
母亲的两个哥哥年轻时相貌酷肖，不熟悉的人往往会认错。兆健舅舅要瘦一点，高一些。除了姨妈，母亲70岁后的模样跟哥哥们也很相似，兄妹俩簇拥在沙发上，竟然像老哥俩，DNA遗传的顽固性可见一斑。晚年的兆健舅舅佝偻了，皱纹深刻，比旧金山舅舅还显苍老。旧金山舅舅是全家精神核心，我将另著文记述。
在母亲的亲人中，我第一个见到的是兆健舅舅，其次才是姨妈。
1977年，这个日子，不会错。这年，这个叫刘琼的小姑娘7岁，基本是个文盲，被祖父母坐船坐车送到小城。父母在小城工作。小城真小，生活在这里的人互相知根知底。小到拎着一个印着大红牡丹的水瓶去荷花塘的老虎灶冲开水，去老虎灶的那条青石板路刚刚下完雨，滑了一跤，壶碎了，还没回到家，小孩子的耳朵里似乎已经传来了母亲怒气冲冲的训斥。当然，这只是小孩子的想象。母亲那个时候虽然年轻，但脾气极好。母亲姓陈，单位里的人都喊她小陈或陈阿姨。喊“陈阿姨”的那个新入职的姑娘其实比母亲小不了几岁。从前人为了表示尊重，会伏小做低，明明是弟——会称兄，明明是同辈——会尊称长。年轻的小陈或陈阿姨长得好看，当然，最主要是性格温和。母亲和婆家的关系一直很亲密。我们老刘家这一支明末从江西南昌迁徙到安徽，又经数次调整，定居在水泽之乡芜湖。外来户通常有危机感，凝聚力较强，老刘家人日常往来因此比较频繁。乡下人简单，有时候不太讲礼，当然，通讯也不发达，往往中午十二点下班，母亲急急忙忙从单位赶回家，刚煮好饭，对门奶奶一声“小陈，又来客人了”，走进来三五个在城里办完事的亲戚和亲戚的朋友。特意为孩子们长身体准备的一小碗红烧鲫鱼，瞬间成了客人的下酒菜。母亲脾气好，小孩子不高兴了。母亲通常还会差我们去机关大院外的卤菜摊，斩上三两块钱的红鸭子。卤鸭分红白两种，卤汁卤出来的是白鸭子，红鸭子指烧鸭。那家卤菜摊的红鸭子皮脆肉嫩，特别出名。要是赶上吃早饭，我们就得端着搪瓷缸去马路对面的荆江饭店买两屉小笼包待客。回回如此。亲戚们都夸奖母亲贤惠。贤惠，大概是小地方人对于女性的最高评价了吧。父母是双职工，工资低，花销大，记得每到月中，母亲便悄悄去找管劳资的陶奶奶预支下个月工资，所谓寅吃卯粮，实在因为入不敷出。这样的日子里，我们最盼望祖父母来家。祖父是离休干部，工资高，父亲又是独子，祖母格外溺爱父亲，每次祖父母来看我们，几乎就是整个副食品公司上门服务，各种时令鲜货如菱角、荸荠、甘蔗、粽子等等，一应俱全不说，还有清早刚从屠宰场买来的猪里脊肉和各种下水，从“出入风波里”的小渔船上趸来的成袋活鱼。豆腐坊女儿出身的祖母，厨艺是出了名得好，一把普通小青菜都会炒出滋味来，面对嗷嗷待哺的几张嘴，更是使出浑身解数，顿顿变出花样。祖父祖母来家的日子，是小孩子的节日，不仅口腹之欲大大满足，因为有祖父母的依仗，父母对我们的管教也会适当放松。可惜，不等自带干粮吃完，祖父就说要走了。母亲一定是苦苦挽留，小孩子也眼泪汪汪。这种情况下，往往是祖父先走，祖母再单独留下来住上半个月。待到祖母要走时，祖母自己先就不舍、流泪，临行前还会给每个孩子都留下零花钱。如是，在孩子的错觉里，只道我们兄妹是祖父母疼、祖父母养。
与祖父母如此相亲的一个客观因素是，很长时间里，我们只能感受到父亲家族的亲情。从我们生活的芜湖到母亲的娘家当涂，直线距离不足80公里，9岁那年，我才第一次见到母亲家的亲人。
能够见面的确切原因已不记得。在此之前，主要是不能见面的日子，母亲与她的哥哥们似乎断断续续在通信。一个人关于语词的记忆特别偶然。比如我，第一次知道“唇亡齿寒”这个词，只有八九岁，是无意间在忘了上锁的抽屉里看到兆健舅舅写给父亲的一封信。兆健舅舅信中先是热情洋溢地夸奖了一番父亲对于母亲的多年照顾，说我和你的关系现在是“唇亡齿寒”，今后要多联系、多关心，等等。大意如此。文绉绉，新鲜，好奇。
第一次见面是1979年的冬天。那年冬天，南方奇冷。对于我，这次见面是悲惨的记忆。大年三十的黄昏，雨雪霏霏，父亲母亲领着我们兄妹，背着特别沉重的年货，一路换车，最后停在了采石矶。李白的叔父李阳冰在当涂当县令，李白一生七次来此并终老青山，青山李白墓迄今仍是文人雅集之地。可惜，美丽的采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泥泞和严寒。父亲母亲拿着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到处问路，夜幕下，行人越来越少。已是掌灯吃年夜饭的时分，近处远处的炮仗稀稀拉拉地响着。哥哥牵着我的手，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后面，又冷又饿。寻找还是无望。兆健舅舅婚后定居的这个地方，可怜母亲大人也是第一次来。我哭了，不肯继续往前走。娇气，任性，这一场哭泣后来成为哥哥笑话我的主要把柄。总而言之，这一场艰难的寻找最终结束在深夜。就在父亲和母亲都快绝望之际，竟然邂逅小舅舅兆健家的一位邻居，他从外地回乡。热情的邻居直接把我们送到兆健舅舅的面前。通讯设备不发达的年代，兆健舅舅的后院里，一大家人正一筹莫展。见到素未谋面的妹夫和孩子，桀骜不驯的兆健舅舅一把抱起还在哭泣的我，傻呵呵地笑了。这时候，从后院走出来一群女眷。那其中就有姨妈——姨妈自然是最醒目的女性。具体的细节忘了。姨妈反正流泪不止。姨妈的能干和气质像探春和史湘云的结合，她的善良却是李纨式的善良和柔软，因此，就连气死外婆的王家姑婆也能在她那儿获得友谊。面对二十年没见的小妹妹，姨妈百感交集。姨妈一生豪爽大方，是日常生活里的女侠，与母亲感情又极好，见到我们这些侄儿侄女，恨不能把口袋里的钱都掏出来当压岁钱。姨夫在一旁尴尬地笑着。母亲敏感，坚决地制止了姨妈的豪举。
母亲小资，早就托人从上海捎回各种图案各种质地的漂亮手绢，这会儿从行李包里拿出，一一分送给表姐们。男孩子们当时是什么礼物，我忘了。多出的两块最后悄悄地塞给最小的英表姐。她不知何故，正撅着嘴生气。这位爱生气的英表姐，我们后来都叫她气表姐。气表姐成年后陷入传销陷阱，差点把命给丢了，这是后话。夜深了，小舅舅端着酒杯一饮而尽，说，“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
我已是一个男孩的母亲后，母亲和父亲有次当着我的面谈起姨父姨妈，起了纷争。母亲说姨夫不配姨妈，父亲坚决不同意，说姨夫当时娶姨妈，是姨妈的高攀。
姨妈的前两次婚姻是我们家的秘密。长到30岁，我都以为姨夫是姨妈的原配。老中专生的姨夫爱计较，姨妈恰恰格外大方、大气，两人性格反差巨大。小孩子都喜欢大方的人。我认识姨妈的时候，农民出身的姨夫在市机关工作，城里分了房，姨妈这位前大小姐还是愿意回乡务农。她可真能干，也爱干活，完全是劳动妇女的麻利和勤劳。干完农田和菜园的活，姨妈在自家的客厅开辟了一个小小的杂货店。我第一次到姨妈家，就被这个微型杂货店摆放的各式糖罐深深地吸引。姨妈大方，村民来店里打酱油、买火柴，喜欢赊账。村民收入来源大多很少，有的人赊到最后，还不起账，就开始赖账。饶是这样，姨妈还要抓两颗水果糖，硬是塞到那位抱在怀里的小妹妹的手里。一年结算下来，杂货店连本都收不回来。当会计出身的姨夫不高兴了。这个店开还是不开，成为他们家常年吵架的源头。“傻大方”，是姨夫给姨妈判定的罪责。姨妈不傻，姨妈就是大方，加上脸皮薄，她拉不下脸来跟人要债。另外，必须承认，在泼辣这点上，姨妈真是不及一般劳动妇女。乡村社会，红白喜事应酬多，应酬在于来与往，姨妈的“往”总比“来”的标准高。原先村民收入少，姨妈这种大方还可理解。最近这些年，这个地方开矿山、修机场，村民手头有钱了，还是这样的往来模式。姨夫当然不高兴了。宅心仁厚的姨妈眼里，大约人人都很可怜。别人稍稍哭下穷，她就信了。
姨妈总是吃各种亏。姨妈家的隔壁住着姨夫的父母和弟弟一家。两家一墙之隔，但往来不多。热情大方的姨妈，与普通邻居反而出出进进来往频繁。年幼时对此很不理解。后来知道，当年姨夫娶姨妈，不是没有压力，而是顶着巨大的家庭压力和社会舆论压力。就拿兄弟两人联合建房来说，按理应该一家一半集资，父母开口了，说弟弟收入不及哥哥，哥哥应多出。分房时，至少一家一半吧，反而是弟弟比哥哥多分一间，理由是父母跟他们同住。长子为大，姨夫是长子，习俗上长辈应该跟姨夫住，但公婆拒绝了。没说理由，大家心中明白。姨夫跟姨妈结婚，姨夫的父母对这位结了两次婚的儿媳是千般万般地不满意，万般千般地反对，无奈儿子坚持，老两口没办法，儿子终归是儿子，他们最终是把鄙夷和冷淡毫不掩饰地撒到姨妈的身上，甚至殃及孙辈。他们不仅嫌弃姨妈，还嫌弃姨妈跟姨夫生的三个孩子，这使姨妈愤怒和痛苦。在传统中国社会，因为联系密切，婆媳矛盾是常有之事，有智慧的丈夫会调停双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的这位年轻又帅的姨夫结婚时颇有勇气，结婚后对家庭关系的复杂性既缺乏充分的预料，又缺乏化解智慧，于是家庭关系越来越复杂，大家庭失和，小家庭也失和。姨夫姨妈的性格反差显示出来，作为男人的姨夫，在姨妈眼里的分量越来越轻，越来越无法依靠。再强势的女人骨子里都是柔弱的，都需要爱人呵护，何况是姨妈这样命途多舛、曾经经历过甜蜜爱情的女性。一腔热血或者是被爱情迷惑的姨夫，走入婚姻后，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对于一个社会，家庭是独立的政治单位，婚姻是经济关系，也是政治关系，夫妻是命运共同体。生活的压力全部叠加到姨妈一个人身上。与公婆不和时，姨夫又常常指责姨妈。两个人的矛盾越来越深。姨妈那张曾经欢脱昂扬的脸渐渐地就垂了下来。
尽管百般不易，姨妈这一生的主要时光都贡献给了姨夫。
待到我稍稍解事，姨妈和姨夫的家庭矛盾已尽人皆知。小姑娘喜欢瞎想。有时候，我就想姨妈要是嫁给一位温和的姨夫，姨妈会是什么样呢？
姨妈会是什么样呢？从母亲和长辈们的嘴里，姨妈的前尘往事渐渐浮出水面。
姨妈的第一次婚姻解体，姨妈占主动权。姨妈离婚得到大家支持。这次婚姻，没有给姨妈留下任何负资产。
姨妈一生最幸福的时光，是第二次婚姻期间。那是姨妈最好的年华，恰当的时候，遇到了恰当的人。然而，最好的年华最短暂。外婆去世那年，姨妈的第二个丈夫跳楼自杀了。
母亲讲这一段的时候，正是月圆的夜晚。好像还是中秋节。我们家有拜月亮的传统。每逢中秋，母亲总是当窗摆好桌子，放上四碟供品：石榴，苹果，菱角，月饼。那一年，应该还在读研，我从杭州回到芜湖过中秋。夜深了，一边嗑着菱角，一边聊天。母亲开始不把我当小孩了。母亲叹息，说姨妈的命真薄啊，明明很出色的丈夫，明明很恩爱的夫妻，何况女儿出生刚刚一个来月，怎么就会去跳楼呢？据母亲描述，这位姨夫文质彬彬，脾气特别好。母亲说这话时，潜意识里一定在拿后来的姨夫作比较。
脾气特别好的第二位姨夫去世时才26岁。1957年“反右”，这位书生气很浓的姨夫起初很积极，带头揭发别人，没想到扩大化的战火很快烧到自己头上，想不通，一头从楼上跳了下来。姨夫死的那天，正是夏天，南方夏天的雨又急又大，持续了整整一天。傍晚时接到消息，只有十来岁的母亲，陪着可怜的姐姐去太平间看死去的人。母亲说她怕极了。母亲说这话时，我的毛孔仿佛也竖了起来。姨妈当时还在月子里，姨夫的消息传来时孩子正发着烧，不久后，也死去。这是姨妈的第一个孩子。老天似乎跟她开了一个玩笑，瞬间把一切都剥夺了。磅礴大雨不停地下，天都下漏了，姨妈的眼睛也哭漏了。哭了整整一个夏天的姨妈，坚强地活了下来，只是沉静了。她的幸福仿佛正在离她远去。
母亲讲这一段的时候，也是我的一位平素安静内敛的男同学突然跳楼的第二夜。他死后，我们在他的宿舍里发现了写满字句的纸张。这位黑龙江北安考来的男同学，内敛，安静，内心酝酿着巨大的火山。若干年后，也是这样的季节，我的一位年轻有为的男同事从六楼跳下。死是一个人的权利，姨夫以那种决绝的方式离开人世，是姨夫的自由。对于姨妈，却是永久的伤害。这么多年来，姨妈很少谈及这位姨夫。只有一次，她跟母亲聊天，聊到人性，她说：“那个人的性子太软。”这么多年过去了，姨妈的话里还带着不能释怀的恨，她是恨他不陪自己度过漫漫人生，恨他把没有办法了却的思恋和痛苦留给生者。尊严是男人的生命，尊严有时不过是巴掌大的事情，在女人看来。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是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对林黛玉、晴雯、妙玉这类女性命运的提炼。追求爱情和婚姻自主的姨妈，挑来挑去，挑到第三位姨夫。
母亲偶尔抽空带我们去看姨妈，姨妈特别高兴，在那张有着踏板的旧式大床上，姐俩常常要絮叨到天亮，睡在隔壁的姨夫是姐俩永远不变的话题。姨妈的无奈也像岁月一样永远不变。中国式的劝架劝和不劝离，母亲也如此。我在脚头听个一鳞半爪，睡着了。
心高的姨妈，与姨夫磕碰了一辈子，终是把日子过了下来。姨妈50多岁的时候，公婆去世了。姨夫跟姨妈也吵不动架了。公婆去世后，姨妈的第一个举动，是把乡下的住宅跟隔壁小叔子家彻底地切割开来，往后退了五米，圈了个独门独户的院子，盖了栋小洋楼。有段时间，可能是姨夫刚退休那几年，前庭后院住满了大大小小各种植物。被姨妈伺候了一辈子的姨夫，开始殷勤地伺候他的那些花儿草儿、盆儿景儿。这些娇气的花木在姨夫的手里居然蓬蓬勃勃，花木都颇有姿色。一辈子，姨妈都没有这么清静过。花木葱茏的小院似乎有了点世外桃源的味道。
世外桃源的日子很短暂。先是小院原址被机场建设征用，后是姨夫突然倒下。
姨妈和姨夫住回城里。三室一厅的房子，空空荡荡，老两口终日面面相觑。一日早起，姨夫突然舌头就打结了。这是开始。接着，记忆崩溃，貌似精明了一辈子的姨夫就这样痴呆了。痴呆了的姨夫有一天上洗手间，坐在马桶上，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想起1979年那个冬天的夜晚，姨妈掏钱姨夫尴尬的笑，想起更多充盈日常生活的来来往往，想起姨夫年轻又帅时的热情。姨夫很高，也瘦，肤色白皙，即便是年老痴呆后也还干干净净。姨妈嫁给姨夫，也一定感受过爱情的欢愉。姨夫走了，我们都为姨妈松了口气。这是我们的私心。姨夫这辈子大概连一个碗都不曾洗过，姨妈像伺候孩子一样伺候着姨夫，不包括各种责难。姨夫走了，姨妈应该彻底轻松了。姨妈的腰从来都是直直地挺着，70岁的时候，从远处看，背影还像个少女。姨夫去世后，姨妈的腰开始佝偻。母亲担心，邀姨妈来京小住。姨妈答应了。冬天推到春天，春天推到夏天，这个夏天应该可以成行了。
突然想起一个遥远的细节。也是一年春节，大家聚在一起包饺子，不知为什么，姨妈就摸着我的手对母亲说：“这丫头贵人命。手指又长又圆，手掌还那么绵软，有肉。”当时正在学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从芜湖坐轮渡渡过长江，就是庐江府。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兰芝的故事那么悲惨没记牢，记牢的反倒是“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几句。中学生一边背书，一边相互比较，看看到底谁是“指如削葱根”。我先自颓了。不想，这被嫌弃的绵软有肉的手，在姨妈眼中竟是“贵人”。许多年过去，姨妈当时惊喜的模样又还原到眼前。姨妈自己“指如削葱根”，是标准美人手，但她好像并不满意。
《孔雀东南飞》里还有几句我也喜欢，它是“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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