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的酱豆

冬至又到了，窗外凛冽的寒风肆虐，我从小长大的老屋温暖而安静；恍惚间，仿佛母亲又在张罗着酿酱豆。几十年了，我们年年都是吃着母亲酿制的味道鲜美的酱豆。

小时候兄弟姊妹多，靠父亲一人的工资，生活非常艰难，那时物资非常匮乏，记得一家八口人吃饭时也就是一碗飘着几个油花的熬白菜，三口两口吃完就得靠咸菜下饭了，因此，每年初冬母亲都会腌一大缸咸菜，有雪里红、萝卜、和胡萝卜；白菜疙瘩也是舍不得扔掉的，也腌了当咸菜吃；另外再酿一大坛子酱豆，足够熬过一个冬天。

    那时正是建国初期，国民党的飞机经常骚扰沿海大陆，空袭警报响的时候有时还能听到高射炮的声音。记得有一天我们正在上课，突然空袭警报响了，我们茫然不知所措，更有的同学感到非常紧张，女老师指挥我们钻到课桌底下，这时嗵、嗵、嗵一阵炮声，我同位的女同学被炮声吓得“哇”一声哭了起来。晚上遇到空袭警报就会有街道干部高喊“打死灯”（青岛土话，关闭灯的意思）。有一年冬天我们弟兄姊妹六个都坐在八仙桌子四面等着吃晚饭，母亲炒好的一碗菜刚端上桌子，正好放在靠近弟弟的面前，就在这时空袭警报响了，母亲赶紧关闭灯，黑咕隆咚我们也没法吃饭了；过了好一阵等警报解除打开灯一看，一碗菜已被弟弟趁黑来了个“风卷残云”，小肚子被撑的圆溜溜的；没办法，那天的晚饭只有咸菜和酱豆了，而弟弟还嘟嘟囔囔说把好吃的酱豆留下了，看样子警报再晚一点解除，大约酱豆也“片豆不留”。

酿酱豆的的方法很多，全国各地由于地域和天气的关系，各自采取了不同的酿造方法，有夏天捂的西瓜酱、有腊月里酿的“腊八豆”等。母亲酿酱豆的方法是从奶奶那传来的，应该属于“腊八豆”；也不知这方法传了多少代了，每年“冬至”这个节气一到就会煮好豆子，然后盛在纸盒子里（也有用木盒子的），用笼布盖好，放到暖和的地方；温度大约15---18度之间，不可太高，不可太低，让豆子自然发酵；大约二十多天就可以了，酿好的豆子之间会拉丝；再把煮好的花椒盐水凉好，花椒水的咸度根据各自口味，不可太咸，然后泡上酿好的豆子，再发一两天就可以吃了。这虽说是古老的传统做法，但我想是有科学道理的，豆子发酵的过程实际是有益的酵母菌大量繁殖的过程。因此，酿好的酱豆味道极其鲜美，就像撒了味精，却又散发出一股特殊醇香，使人欲罢不能。吃的时候一般都是再切上大葱和姜丝，倒上香油，用现在的话说是真正的绿色食品。表面看这酿造工艺很简单，其实在酿造过程中受温度、湿度、时间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要想酿出鲜美味道的酱豆也并非易事；温度过低则不发酵，温度过高，酿好的酱豆则像臭豆腐一样，闻着有种臭味，但吃起来也很香，这种酱豆酿造的不能算是完全成功的。酿酱豆“火候”的掌握全凭经验，卫生条件更是一项重要指标，煮好的豆子一旦受到很小一点污染，酱豆味道就大打折扣，而母亲总能掌握的恰如其分。

六十年代后期，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外地工作，并安了家，有时回青岛也常带母亲酿的酱豆回去，岳父岳母也爱吃母亲酿的酱豆，却苦于不会做，我有点逞能，自告奋勇做了起来，煮了一大锅好豆子，然后就找个地方酿起来。由于我长年在外，对酱豆的酿造没亲手操作过，也不得要领，更没考虑“节气”，当时才不到10月份；过了十几天一看豆子已经腐烂变臭了，大舅子、小姨子掩口笑；我噤若寒蝉，尴尬万分，赶紧把豆子倒掉；妻子揶揄了我好长时间，好在岳父、岳母倒也没说什么。至今想起来仍忍俊不禁，既好笑当时的一知半解、又可惜那锅好豆子。

改革开放生活好了，每顿饭三两个菜是家常便饭，也不用靠咸菜下饭了，母亲也不必腌咸菜了。可一家人仍十分钟情酱豆，经常是饭没吃完盛上来的酱豆先被吃光；假如现在有空袭警报演习，趁黑被吃掉的肯定首先是酱豆了；亲戚们也爱吃母亲酿的酱豆，姨父在台湾，每年春节回来都来装一瓶酱豆，有时回来时间不合适，母亲会在冰箱里专门给姨父留一瓶。

母亲还是一位心灵手巧、精明的当家人，在低收入、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众多兄妹，从头上戴的到身上穿的，无不是母亲的杰作，周围的街坊过年的新衣都请母亲做，微薄的一点手工费也略补家用，至今我还保留着母亲做的针线工整大衣。母亲身体健康，很少吃药，在我的印象中，从没见过母亲因病打针，更不要说住院挂吊瓶。直到九十二岁，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母亲安详地走了，走得那样平静；一直到现在，总觉得母亲操劳的累了，是在安静的睡着了。可我们从此再也吃不到母亲亲手酿制的酱豆了！

母亲的酱豆，伴随着我的一生，深深影响着我的兄妹，我们现在每年冬至，都按母亲教的方法制作酱豆，互相赠送，评价谁做的味道鲜美，这更是怀念母亲的一种方式，每到这时，都会念叨起母亲，常令我们兄妹唏嘘。可无论我们在技术上、卫生上怎么讲究，却总也酿不出母亲的味道。

哦，母亲的酱豆！

修改于 2011冬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