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的历史地位和中国音乐学的未来发展

原创，王次炤

摘　要：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发展不足二百年，但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却源远流长。作为学科门类的音乐学往往被学术界忽视，但事实上，音乐思维不仅是人类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推进人类思维进步的主要动力。音乐学正是探索音乐艺术创造性思维的学问，它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音乐学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中国的一席地位。尤其是当代的中国音乐学研究，已经在充分国际化的探索中备受世界关注。但中国音乐学的未来发展还应该充分注意到对音乐认知的原创性研究和建立中国音乐学自身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音乐学；中国音乐学；人文学；中国视野；国际视野

音乐学（Musicology）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发展不足二百年；但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应该说源远流长，一直可以追溯至古代。音乐学作为学科门类往往被学术界忽视，而音乐艺术也总被人们看作是一种演艺行为。因而，在大多数人的眼里音乐只能算作是术科，而不是学科。从这个角度看，音乐学似乎只是少数音乐学者自得其乐的领地，无关乎人文社会科学乃至整个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但事实上，音乐思维不仅是人类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推进人类思维进步的主要动力。李政道先生说得好，艺术和科学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它们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和永恒性。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音乐学正是探索音乐艺术创造性思维的学问，它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何认识音乐学的历史地位，可以先从一本书说起。

01

音乐学的历史地位——从一本书说起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著名人文学者任博德（Rens Bod）所著的《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全面构建了人文学从古至今的历史。这是人类学术史上第一部人文学通史。作者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学者对人文学各学科的探索和研究历时性地展示出来，表明了人文学与科学之间，在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处于平等的地位。作者在阐述人文学历史的过程中，也无意中显示出音乐学在整个人文学中的地位。作者把人文学分为八类，分别是语言学、历史编纂学、语文学、音乐学、艺术理论、逻辑学、修辞学、诗学文学和戏剧研究。把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古代、中世纪、早期近代（近现代）和现代。任博德把古代看作是人文学的发端，原因是许多科学的原则都源自古代。他又进一步把音乐学提升到更重要的地位，认为“科学中最古老的法则是音乐的法则”。早在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就提出了关于和声的音乐法则，他认为和谐音程对应于前四个数字（1、2、3、4）之间的比例，不和谐音程的比例则更为复杂。毕达哥拉斯的和声法则被古希腊人推衍为神圣的“毕达哥拉斯质数”（Pythagorean number），并进一步演变为“和谐世界”（harmonia mundi）的世界观。后来，柏拉图把毕达哥拉斯关于和声的比例关系又推衍到对宇宙的认识，认为当时人们所知七大行星之间的距离与音乐各音程之间的比例相对应，于是，又形成“天籁之音”的世界观。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塞诺斯在《和声原理》和《韵律原理》中，不同于毕达哥拉斯提出的音乐数理法则，从人的心理感知方面提出“音乐由经验法则组成”。柏拉图提出音乐三分法的主张，认为音乐包括宇宙的音乐、人类的音乐和器乐。印度神话人物婆罗多牟尼在《戏剧学》中为音乐寻找法则，确立了音阶、和音与情感的原则，并认为“有适合每个音的情感”。中国汉代思想家刘安在《淮南子》中记录了律学的法则。可见，古代音乐学所追寻和确立的音乐法则，成为人文学历史上最早发现的规则，这些法则与自然科学和宇宙天体科学有密切关系，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类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

任博德阐述了人文学各个领域在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演进和相互关系之后，提出了一个学术界普遍意想不到的观点，他给予音乐学在人文学中很高的地位。他从音乐学发展的多元视界中，看到了音乐这个貌似娱乐的艺术形态中所包含的情感、思想和哲理，以及音乐学所拥有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地位。任博德深情地告诉读者：“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音乐学处于不同运动的影响之下——赫尔德学说、孔德实证主义、黑格尔哲学、兰克史学或者达尔文进化论——但在阿德勒和申克的指导下，音乐学成了一门拥有自身方法论的独立学科。20世纪，音乐学再次受了其他运动的影响。它可以被不无道理地称作最具跨学科性的人文学科（或许考古学除外）。它有精确的一面（形式音乐分析）、行为主义的一面（音乐认知）和人文的一面（音乐史）。”中世纪维特里（Philippe de Vitry）在《新艺术》中把“音乐风格”的概念阐述得清晰可辨，在雅克·德·列日（Jacques de Liege）《音乐宝鉴》中“我们第一次见到了作为一套被分享的审美价值观或者规则的风格这一概念，以及早期风格的辩证回应。”16世纪乔塞夫·扎利诺（Gioseffo Zarlinoz）受经验主义理论影响，在《和声法则》中提出“至理性于听觉之上”和声运用法则，基于听觉经验设定和声运用的范围。《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如此评价这本和声理论著作：“它在一卷著作里将音乐研究的多个领域汇集到一起，这些研究领域在过去不仅是分散的部分，而且在思辨性和实用性传统中，是性质不同、界限分明的著作领域。”该著作的“格式与学术构架，将它稳固地置于这个世纪中期威尼斯的极为丰富的人文主义环境之中”。17世纪马林·梅森（Marin Mersenne）在《宇宙和谐》中根据泛音的原理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明不同音程获得甜美和惬意的心理感受程度；同时期的约阿希姆·布迈斯特（Jaochim Burmeister）在《音乐诗学》中用语言学原理阐述声乐和复调的原则；他之前的加卢斯·德雷斯勒（Gallus Dressler）在《音乐诗学规范》中借用修辞学和语言学法则构建“音乐语法”，提出音乐结构的修辞原则和音乐句法的语法原则。18世纪法国作曲家、音乐理论家让·菲利普·拉莫（Jean Philippine Rameau）在其《还原为自然法则的和声理论》一书中，“从笛卡尔、开普勒和牛顿等人那里获得灵感”，保罗·亨利·朗评价他的和声理论是“为哲学概念所主宰，并将这些概念强加于自己的观察和风格”。与此同时，历史编撰学也悄然进入音乐学领域，18世纪中叶，意大利牧师乔万尼·巴蒂斯塔·马蒂尼（Giowanni Bttista Martini）完成了三卷本的《音乐史》，成为欧洲最早的音乐史书。假如说，至18世纪末欧洲音乐研究主要立足于音乐理论，音乐的历史研究只是初见端倪的话；那么，19世纪的音乐学，“历史视野被赋予了核心地位”。于是，音乐的历史研究逐步成为音乐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系统音乐学”与“历史音乐学”的区分也应运而生。19世纪，有多种历史分类被使用，既有基于赫尔德的循环模式、黑格尔的辩证模式，也有基于孔德的实证主义模式。作曲家、音乐学家休伯特·帕里（Hubert Parry）运用达尔文的思想撰写了《音乐艺术的发展》，比较了“原始野蛮人的萌芽状态的音乐”与欧洲中世纪的音乐。帕里认为，“唯有欧洲音乐经历了人类发展至成熟的各个阶段”。帕里在音乐学研究中提出的种族主义世界观，几乎在19世纪所有人文学科中得到体现。1885年奥地利音乐学家吉多·阿德勒（Guido Adler）首先确立了音乐学的系统分类，为20世纪音乐学研究开启了更广阔的视野。亚扑·孔斯特（Jaap Kunst）于1925年完成的《巴厘岛的表演艺术》，开创了音乐人类学（ethnomusicology）的研究。之后的数十年，人文学其他学科所运用的方法，诸如结构主义、叙事主义、批评理论和解构主义等理论方法也相继在音乐学研究中得到应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英美新音乐学（new musicology），它的研究建立在对传统音乐学“实证主义的批判”之上，强调在音乐的历史研究中融入文化研究。约瑟夫·克尔曼（Joseph Kerman）率先摆脱实证的约束，指出实证主义的音乐史学只是：“展示早期音乐文本及其事实和人物”，“将音乐史事件（认为是自律现象），安排成简单的进化格局”，它缺乏“批评性的解读”和对历史资料的“审美评价和阐释”。克尔曼认为音乐学研究应该打破“历史音乐学与其他音乐研究的界限”，应该得到“音乐之外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启发”。美国福德姆大学教授劳伦斯·克拉默（Lawrence Kramer）认为新音乐学者“希望同时运用社会、文化艺术术语和形式分析术语来思考音乐”，强调“从批评理论和社会理论以及哲学中而非仅仅从音乐研究中汲取养分”。因而，新音乐学的另一个学术趋势是主张音乐学研究应该建立在批判性的理论体系中。麦克拉蕊的女性主义音乐批评又显示出新音乐学的又一个趋势，即新视角和跨学科的研究。麦克拉蕊将社会学、文化学和女性研究融入音乐分析中，充分体现出跨学科研究的新趋势。正如她在《阴性终止——音乐学的女性主义批评》导论的引语中所说“音乐的美感确实常令人慑服，其形式规矩堂皇威武，但是理论家勾勒的结构与美学家赞誉的美感也常沾染着暴力、女性仇视与种族歧视”。显然，音乐学研究需要超越形态分析和审美判断，关注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社会心理问题。音乐学在整个人文学科中的地位，诚如任博德所说，“若干世纪以来，音乐学是严格意义的人文学科的杰出范例”。

02

中国音乐学的未来发展

（一）中国音乐学的历史地位

在《人文学的历史》一书中，任博德十分重视中国历代人文学各领域的成果。比如：在阐述历史编撰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文成果中，作者详述了《史记》《汉书》《史通》《资治通鉴纲目》《明儒学案》《文史通义》，等等。在阐述修辞学、语言学和诗学的成果时，也始终离不开中国古人的撰述，孔子的德性论，以及《文则》《马氏文通》《文心雕龙》等都在他的研究视野中。尤其是音乐学，在各个时期的发展进程中，中国音乐学都占有重要的席位。古代圣人孔子和他弟子所编撰的《礼记》，记载了周代五声音阶每个音的等级地位，提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把音乐置于伦理道德范畴。汉代淮南王刘安所著的《淮南子》记录了律学的计算方法，把音乐研究的重点放在数学计算的学问中。宋代陈旸所著《陈旸乐书》被称为中国历代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同代另一位学者蔡元定所著的《律吕新书》被任博德称之为“确乎证明了宋朝的数学和声理论研究光彩夺目”。明代朱载育所著的《乐律全书》记录了中国历代的律学研究成果，并对诸成果作出评价。同代的朱权所编撰的《神奇秘谱》，是一部集乐谱、题解、历史研究为一体的琴曲集。这些都是任博德在《人文学的历史》中重点提到的中国历代音乐学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固然只体现出中国历代成果的一小部分，作者在阐述这些成果时，有些史料和数据未必准确；但至少说明了，在任博德眼中中国音乐学的世界地位。在阐述现代人文学历史的篇幅中，任博德对中国音乐学的现代发展作了这样一段描述：“1911年之后，中国的音乐实践急剧变化，西方影响占据支配地位。尽管如此，中华民国长期没有音乐研究。直到数十年前，这一情势才以全球化的音乐学的形式发生变化，除历史编纂以外，全球化的音乐学也愈来愈聚焦中国音乐分析。”这本著作的第一版于2010年发行，显然，作者所说的“数十年前”应该是指改革开放以后的数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音乐学研究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在任博德的著作中并未得到体现。

（二）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音乐学发展的历史轨迹

中国视野、国际视野、中国视野下的国际视野，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音乐学术研究的三个阶段，也体现出我国音乐学术研究从封闭到开放，再到自信的学术心理之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开启了学术界的百花齐放。但由于过去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无法在短时期内彻底改变，因而70年代末80年代初，音乐学术研究的内容依然停留在历史延续的眼光之下，研究方法也没有超越固有的思维定式，思想观念的变化还远远没有达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境界。以《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为例，1980年底复刊直至1986年，所刊登的论文中，民族音乐的研究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形态学研究方法之中。1986年所刊登的关于民族音乐研究的论文有：《中国民间器乐套曲结构研究》《民族音乐结构形态中的程式性与非程式性》《民族音乐结构的二重性》《体裁思维是民歌音乐结构的基础》《声调区——戏曲唱腔特有的一种旋律结构形态》，等等。史学研究的内容也基本上停留在历史延续的对象之中。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所选的论题也还停留在以往关注的音乐家和音乐事件之上。诸如《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革命音乐家任光及其创作》《试论贺绿汀在抗战时期音乐的理论与实践》《海陆丰农民运动中的音乐活动》《安源工人的歌咏传统》，等等。在这个时期的音乐学术研究中还出现过《舒伯特是资产阶级作曲家吗？》等论题。

随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深入人心，从1983年开始，已经有一些音乐学家开始探讨以往认为是禁区的音乐史问题。比如对马思聪、江文也、刘雪庵、曾志忞的研究。但无论如何，这一切都还是停留在纯粹的中国视野之中，也就是完全以当时中国音乐学者的眼光观察和思考音乐学术问题。1986年召开的“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座谈会”，“那次会议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音乐理论界的一次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大讨论，会议的核心议题是中国的音乐理论研究如何面向当代国际新文艺思潮，如何把学术视野投向全球化的音乐理论研究领域中。”这次会议的学术气氛令学术界难忘，所讨论的问题虽然已离当今音乐学术界的关注点甚远，但却预示中国音乐理论研究将走进国际化的学术视野。

此后，中国音乐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外音乐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成果成为音乐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一个国际化的视野中，原有的学科充实新内容，新兴的学科不断涌现，研究方法不断更新。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美学、音乐哲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等学科日趋活跃，音乐史学研究的视野不断扩大，西方音乐史研究向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延伸，中国音乐史研究向远古和当代延伸并把它放在国际大环境中做横向考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对象也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把目光投向以往的禁区，等等。这种势头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随着西方新音乐学的成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音乐学术界，音乐学研究的国际化视野开始系统化，新音乐学研究的趋势在全面影响着中国音乐学研究。运用文学理论中的叙事解构学和修辞学、语言学研究以及女性主义理论等跨学科的音乐学研究；把音乐置身于文化之中，强调在音乐的历史研究中融入文化研究倾向的文化学视野下的音乐学研究；主张音乐学研究应该建立在“批判性”的理论体系中，其学术取向应是融历史研究和音乐分析为一体的音乐批评之“批判性”音乐学研究，等等。这些新视角、新方法无疑对中国音乐学界建立国际视野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国际化视野下中国音乐学研究如何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这个问题超越了单纯的中国视野和国际视野，探讨的是中国视野下的国际视野问题，是中国音乐理论研究的新思维、新思路。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我国音乐学界一直十分关注这个问题。2017年底，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和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金华召开了关于“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假如说，兴城会议的出发点是中国音乐理论研究如何与国际接轨的话；那么，金华会议的出发点即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建立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音乐理论界如何建立文化自信。这是一个庞大的研究课题，也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它需要长期精心的思考和持之以恒的工作精神。”

（三）中国音乐学的未来发展——旁观者的审视和当事者的反思

英国艺术史学家约翰·保罗·史多纳（John Paul Stonard）曾经说过：“也许所谓的艺术史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艺术史学者，而到最后留下的只剩他们的著述。”史多纳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从来没有真实的艺术史，只有学者眼中的艺术史。那么可以说，学者的史学立场和学术态度决定了人类对以往历史了解的真实性程度。音乐学学者也一样，他所研究的成果和所记录的时代音乐，代表着这个历史时期的音乐史实。任博德虽然非常重视中国历代的人文学成果，对中国音乐学的历史贡献也给予肯定。但在他的历史阐述中暗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中国古代音乐学者的人文目光始终停留在国家事务、伦理关系和乐律计算上，而较少关注音乐自身的美学法则和形式规律。因而，古代文献留给人们的历史认识也只能是古代学者的人文立场和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在谈到古代中国音乐学成果时，任博德说“《淮南子》是对中国十二平均律已知最早的分析，大致精确到了六位数字和两位小数。然而，刘安的方法主要是数学的，并不旨在讲述乐曲，更不用说可能的旋律序列的类别。”在谈到中世纪时，他又说道：“音乐史成为司马迁修史风格的宫廷编年史的一部分”“然而，几乎没有探寻基本音乐原则和模式的证据”，音乐只是“作为国家事务”。他对早期近代的中国音乐学也有同样的评价：“不同于在欧洲围绕和音性质的辩论如火如荼、围绕音乐史采取的行动寥寥，在中国发生的情况恰恰相反。音乐史被广泛描述，而经验性的音乐学则几乎出现了完全的停滞不前”，“音乐史依然为国家事务”。任博德作为一名旁观者指出了中国音乐学的历代研究呈现出的两个弊病：第一，音乐学研究围绕着“国家事务”，音乐史也作为宫廷编年史的一部分。第二，缺乏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和对音乐感性的经验性的研究。因而，没有留下任何关于音乐构成的原则和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的历史记录。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音乐史和中国古代音乐所面临的困难之处。

“以史为鉴”意味着，如何把历史留给我们引以为鉴的东西，用今天的努力去改变它，以避免历史留下的遗憾继续延伸给后人。音乐学研究同样需要“以史为鉴”，需要用反思的态度来展望中国音乐学未来的发展，这里我提三点看法。第一，音乐学作为人类人文学的重要门类，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中国的一席地位。尤其是当代的中国音乐学研究，已经在充分国际化的探索中备受世界关注。从这个角度讲，中国音乐学者应该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民族的文化自信来自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充分认识；因而，深入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依然是中国音乐学者的首要任务。第二，由于社会历史和文化思维的原因，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更多关注的是社会伦理、国家事务和非艺术思维的乐律计算；而现代的音乐学研究又更多地关注借鉴西方理念和方法的人文思考和精确的音乐分析。对音乐认知的原创性研究始终是中国音乐学的薄弱点。因此，音乐学研究的原创性追求，应该是中国音乐学未来发展需要充分重视的环节。第三，当代中国音乐学研究虽然已有一定的国际影响，但从中国音乐的文化传统来看，如何建立中国音乐学自身的理论体系是中国音乐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荷兰著名历史学家亨德里克·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说得好：“历史是一座雄伟壮丽的经验之塔，它是时间在无尽的逝去岁月中搭建起来的”，那么，如何去创造历史，如何记录历史，是学者们所背负的责任。音乐学学者同样如此。

作者附言：本文系作者在2018年“《音乐研究》创刊6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修改稿。

作者简介：王次炤，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文章转自公众号：音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