盱眙，背山而临水，是一个典型的山水城市。都梁山不高，却有着平地立起的阳刚之气；淮河水不羁，却也有着温柔恬美之处。正是这都梁山、淮河水天成自然、刚柔交济的地形地貌，万千年来呵护佐佑了盱眙、滋润养育了盱眙，也为盱眙注入了阳刚如山、柔韧似水的禀性与精神，为盱眙山水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无可替代的环境条件。尤以水文化而言，因淮河之水而有了盱眙小邑的诞生，也因淮河之水酿造了盱眙独特的地方文化，甚至对于文字、方言、传说（文学、文化）和经济、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我这里所说的盱眙“水”的故事倒不是讲几个具体的故事，因为盱眙水故事真得是太多了，这里只是就此说说盱眙水文化的渊源与脉络。因为盱眙水文化渊源深邃、源远流长，值得我们去深究、去挖掘、去思考，去传承与发扬光大。
择水而居，垫定淮夷文化的底蕴
“水乃生命之源”，盱眙临水设邑，更是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因为有了水，所以才润泽万物、滋养生灵，也孕育了人类，孕育了人类的文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无一不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盛。淮水与黄河、长江一样，也孕育着中华先民。淮水是华夏“四渎”之一，古称“淮渎”，却与其他三渎不同：它没有黄河那样“九曲回转、天际横流”，没有长江那样“横亘万里、波澜壮阔”，也没有济水那样“三隐三现、神秘莫测”，但却有它自己的独特：一是亚热带与暖温带的气候分界，二是江淮平原与黄淮平原的地理分界，三是低山丘陵区与沿海平原区的地貌分界，四是淮河入大湖（洪泽湖）的衔接地界，因而在地理上、气候上、地形上、植被上都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
淮夷部落——择水而居的先民。
在四五万年以前，下草湾人可能是第一批“择淮水而居”的最古老的先民。他们或许与黄河流域的河套人、长江流域的建德人生活同一时代，并在漫长的生存繁衍过程中创造了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处于同期的文化——青莲岗文化。通过发现众多的旧、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可见，古代先人傍水而居、渔猎为生，并逐步开始训种稻粟、创造农耕文明。当先民在荒蛮之地群居立足时，一个个部落便相应诞生。
古人认为，炎黄为中华始祖，地为国中，而世界则“天圆地方”，周遭为南蛮、北狄、东夷、西戎。淮渎之地，属东夷之土。当人们尚未完全脱离愚昧，对神奇的自然界无法进行科学解释时，所诞生的“淮夷文化”便充满了神话的色彩，并将这种以猜度、想象和部落崇拜构思成了自己的文化标识——“夷人图腾”。由于他们以渔猎为生，男子善射，以“身背长弓”为美、为傲，故而“夷”的象形字，便是站立一“人”，身背一“弓”、横担一“箭”而组成。《说文》也言：“夷字从大从弓。”所以“夷”不仅是一个汉字，也是一个种族之名、部落之名，同时也是一种图腾，是东夷人所特有的“文字”图腾，始于象形、刻于甲骨、铸于鼎钟。夷人择淮水而居形成部落，部落则以水名而名，时称“淮夷”部落。先民便择水畔而居，择高地而城，建城池以为部落中心，或曰都城。始建都于梁山者，谓之“都梁山”，则山名亦为此称。后来，因伯益辅佐夏禹治水有功，禹封其子若木于盱眙淮水对岸的淮北之地以建“徐国”，亦称“徐夷”。徐国是淮夷中的大国，偃王时“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秦始建县，而称“盱台”（台音怡），或因此音转而已。
华夏中土四夷图
善道临淮——分立淮岸的古邑。
择淮水之畔而城者，除了都梁（善道邑）外，尚有淮阴、淮阳，淮南、淮北，怀（淮）远、淮滨，临淮、临濠等等。在淮河盱眙段，也许最早出现邻水而居的村落，就是在沿着南北纵向地形脊线（沿旧莲穆盱、泗管鲍双的隆起高地脊线）上分立淮河两岸的村落渡口：淮河南岸的善道邑（今盱城），淮河北岸的临淮渡（今泗州城遗址），由于处在南北通衢的善道与东西舟漕的淮河这两条水陆要道的交叉之处，一个交通枢纽便开始形成，“善道渡”与“临淮渡”成为淮渎上一双孪生的渡口、一对联袂的驿站、两颗璀璨的明珠。因它们相对为渡，所以这两个很小的村落渡口，逐步发展成会盟之地、争战要地、经济重地，便日益繁荣起来，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集镇、城市。像这样分立两岸、隔河相对的村落，在盱眙淮河段还有许多，如：肖嘴与太平，淮东与淮西，龙窝与对龙，花园嘴与旧县（女山镇），圣人山与仁和集等等。水不仅携起淮河两岸的村落，还串起了淮河沿岸的各个村庄，犹如长藤结瓜般串起一串珍珠。
春秋盱地属吴，为吴“善道邑”，作为江淮之间最早的城邑，且立建于南北通衢之途、淮渎分水之岸，设渡以交通南北，建邑以住驿人车，地处吴之极北、楚之极东、齐鲁之极南，而成要地，故而会盟之首选。《春秋左传》载：鲁襄公五年（亦即周灵王四年、卫献公九年，公元前568年）：“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道”。又载：“吴子使寿越如晋，辞不会于鸡泽之故，且请听诸侯之好。晋人将为之合诸侯，使鲁、卫先会吴，且告会期。故孟献子、孙文子会吴于善道”。鲁襄公二十九年（亦周景王元年、吴王余祭四年，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亦经此渡淮，北访齐、鲁、晋、卫诸国，途径徐时留下“季札挂剑”的千年佳话。1985年在旧铺出土的春秋铜匜上刻有“工庐季生乍其盥会盟”铭文，是为善道之途实证。
射水丹山——地理异象的诠释。
当古人尚未脱离蒙昧时，大自然中有许多的现象无法解释，故而最先想到的便是神灵，只有神的力量才是最大、最神奇、无所不能的。因而对神顶礼膜拜。在盱眙，有两条河、一座山有别于他，故而便有了一种神话的诠释。
拽桥河（即古城大涧、维古河）发源于盱眙西南山区，流至射阳镇入射阳湖（古代并不叫射阳的名字），河道走向在地图上呈弧形似“弓”。这条河道为何呈“弓形”？为何云山的西边又有一条直河？还有一片长达数里的洼地？于是人们想象出“后羿射日”的神话：后羿逐日至东海之滨，立于云山之巅，射落九日，却力竭而衰，弓箭掉落、仰身倒地。弓落砸出大河一条，河为“射水”；箭坠砸出长渠一道，渠为“直河”（今古河）；身倒砸出洼地九里，名曰“九里荒”。就是这样的神话，却把3处奇异地理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1974年8月，在东阳故城出土的距今2100多年的西汉初大墓中，竟然在棺木望板上发现刻画的“羿王射日图”。将地理上的奇异与这块图形比对，这难道仅仅是巧合？还是盱眙先民（即古代夷人）文化信仰的一种体现？在图画中还描绘有彗星，这难道与科学家赵丰教授关于“后羿射日是彗星撞击事件”的认为是不谋而合？在所有与“后羿射日”故事的纪念地考证中，这应该是最早的实证，且与传说相互印证，可谓神矣。
盱眙东阳西汉墓出土的后羿射日星象图
而老子山的山石褐红，明显不同于其他的黄土石山，且石上有圆坑数枚，甚是奇异。于是，古人就想到了老子：因老子在此架炉炼丹，炉火烘烤而使山石褐红；坐骑青牛踩踏，而留下圆坑蹄印。故而以山石色泽取山名为“丹山”，以石上圆坑取名“青牛印”。
当然，这些都是古代先人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但它们却垫定了淮夷文化的基础。通过射日的故事崇敬后羿的勇敢，通过丹山的故事崇敬老子的思想，这本身就体现了与恶劣环境的争斗、循道法自然的意念，使文化根基坚实、向上！
临水而立，形成崇水文化的特色
对于水的崇敬，不仅仅是对于水的力量的敬畏、对水的奇幻的叹服、对水的养育的感念，同时也是对水的哲理的认同。因而在追溯盱眙古文化渊源时，我们隐隐地感到，盱眙历史文化正是与淮水一般，虽经千折百回，但总是义无反顾不懈前行；虽是起伏跌宕，但总是循章蹈矩向好向善；虽然历经苦难，但总是冲破藩篱柳暗花明。盱眙人崇水，也塑造了自己水一般的禀性。在旧志记载和现实存在中，都体现了这种文化特色。
沿淮三山——“儒、释、道”分山而立。
在临水而居的现实中，在盱眙沿淮却又有着更深的文化内涵。盱眙向北沿淮有山，均临水而立，其中有3座山峰却彰显神秘的色彩，这就是圣人山、下龟山和老子山。3座山上均建有庙宇，但并非同宗，而是以“儒、释、道”分山而立，各显特色：
圣人山为儒家圣地，上有至圣殿，祀至圣先师孔子；
下龟山为佛家净地，上有淮渎庙、安淮寺，祀淮渎神与僧伽大圣；
老子山为道家天地，上有炼丹台、凤凰墩、青牛印，下有仙人洞，祀老聃塑像。
像这样“儒释道三家分立，临山水一字排开”的状况，在其他地区很是少见。这正是盱眙宗教信仰与淮水文化一种特别的体现。或曰“思想虽可相融，教坛泾渭分明”。所以，今日旅游设计时应予尊重，而不可违意迁建，搅乱原有布局。
儒道相融——孔子与老子“对话”。
但在盱眙县城的诸山中，却又把儒释道三教派柔和融合到了一起：第一山居中为文庙供奉孔子是为儒；右为石佛寺供奉观音是为佛；左为瑞岩观供奉碧霞元君是为道。在众多传说中，人们把圣人山、老子山两座山联系起来，把孔子和老聃联系起来，所流传的关于孔子与老子的故事也耐人寻味。据传，老子游历到了善道，于东海之岸择山设坛，炼丹讲道，山则为“老子山”。孔子周游列国，游至楚邑，也择山而居，传播儒学，山则为“圣人山”。两山相距不远，二人时常相邀论道，论古谈今，交流道家理论与儒家思想，发现儒道之论犹如流水，可分流成江河，亦可汇聚成湖海，儒道融合，相得益彰。在盱山还建有文昌宫、龟山寺（明改龙山寺）、五塔寺、玉皇宫、东岳观等许多寺观，亦显儒释道的相融与共存。
道教始祖老聃修炼地——老子山仙人洞
儒释道三教相拥一起，这与盱眙人“包容兼纳的水的禀性”和“融会贯通的水的文化”不无关系。早在汉代，盱眙即有人以著书为媒传播儒释道义：临淮徐小季著《经说》以传《老子》，临淮太守孔安国撰《尚书注疏》以释孔儒，泗州郡吏陈宠父子纂《辞讼比》《决事比》以传法律，临淮都尉严佛调译《佛经》著《沙弥十慧章句》以弘扬佛法，也证实了儒释道教义传承的自然。
敬畏水神——淮河水患的理解。
淮水温顺滋养造福了淮民，淮水澎湃不羁又祸害了淮民，淮水的善恶两重性在古人心目中成为谜团，于是，对淮水的认识与理解，成了淮水文化的重要基石。谁是淮水的主宰？盱眙人有典籍资料的依据，也有自己心中的认识。古《岳渎经》云：“禹治淮水，三至桐柏。禹召百灵搜，乃获淮祸水神，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辩，江淮之浅深，原湿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霬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越，疾利倏忽，视不可久。禹授之童律、乌木田，皆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以戟逐去，颈锁大械，鼻穿金玲，徙之淮阴龟山之足。”而对于盱眙来说，还流传有其他不同版本的文学故事，如：水漫泗州城、僧伽大师降服水母、支祁井锁水母、小白龙探母等等。盱眙人敬畏、尊崇淮河之神，所以在下龟山建“淮渎庙”祀之。
尽管人们都将巫支祁视为“淮河水怪”，但盱眙人却不同，对水神仍有着深深的敬畏之心，盱眙人把巫支祁称为“水母娘娘”，视为“淮河水神”，把支祁井叫做“水母井”“八角琉璃井”，甚至将无支祁演化为护佑唐僧西天取经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在古代盱眙，人们总期望风调雨顺，全县建有“龙王庙”10多处，在县城附近就有3座，如陡山之侧、上龟山临淮、土街侧淮河沿，在石牛山旁的庙山也是立的龙王庙。还有这样一种传说，就是大旱之年求雨不得，只要知县亲自到下龟山水母井求雨必验，但也必失一至亲。所以有清乾隆间知县郭起元为民至龟山求雨，折损亲孙一事，今仍有郭起元孙郭端亮小冢立于盱山以为证。由此可见盱眙人崇水、敬水之俗。
与水共舞，塑造治淮文化的精神
淮河水患由来已久，依《史记》所言，禹贡时代已是淮患日盛。据史料，淮河洪涝干旱发生频繁，十二至十三世纪大水年每百年21次，十五至十八世纪每百年74次，十六世纪至新中国初期的450年中，每百年94次。从1400～1900年的500年中，发生大旱灾280次。已超“三年两淹、两年一旱”的频次，灾年占90%以上，且大多年份旱涝并存。所以，从上古开始，人们就开始对淮河实行治理，数千年来，从未停止。
大禹治水——开创治淮的先河。
最早的治淮记录是在禹贡（夏朝）时期。“大禹治水”是华夏人众所皆知的故事，《史记》《山海经》《庄子》《古岳渎经》等古代典籍均有记载。大禹治理了黄河，也“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禹治淮水，三至桐柏”，留下许多治理淮河的传说和遗迹。如“凿山导淮”而成荆涂之峡，水乃安流；涂山之顶有“望夫石”而生启，有“禹王祠”而祀大禹。
大禹治水自桐柏而至龟山，禹迹尚存
在盱眙的下龟山，亦建有“淮渎庙”以祀淮河水神，有“八角琉璃井”以锁支祁（亦称支祁井），有“安淮寺”以祈淮水安澜，有禹迹留于山巅。正如《岳渎经》所言：“禹授之庚辰，制获淮祸水神无支祁，颈锁大械，鼻穿金玲，徙之淮阴龟山之足”。这段描述不只是记载大禹降服巫支祁，而是记载了“禹治淮水，三至桐柏，曾徙龟山，留有禹迹”史实。
镇锁淮河水神巫支祁的支祁井
禹王古河——沟通淮江的尝试。
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凿的“淮河入江水道”是治淮工程的一大创举，其实，早在千年之前，先人就作出了“凿淮通江”的尝试。在盱眙圣人山侧有一古河遗迹，俗称“禹王河”，相传为大禹治水、导淮入江之道。《禹贡》曰“禹之导淮原有二道：自桐柏东会与泗沂东入于海，此一道也。孟子曰：排淮泗而注之江，又一道也。”古籍言：禹王河由圣人山历黑林桥，至铜城、杨村绕天长县境金牛山，历新簧巷、木鸡圩、堠子铺、至方山，下仪征之白茅坂以达于江。北宋科学家沈括（1031～1095年）谓之“禹之旧迹”，熙宁中（1072年）尝疏此迹。崇宁二年（1103年）又诏淮南开修，并改名“遇明河”。清代泗州知州莫之翰（1639～1707年）曾有《请开禹王古河详文》，叙其旧迹。此河今虽为桑田，但旧迹尚存。此河若开于禹贡，至今已有3000多年；若开于隋唐，至今亦有1400多年；即便以宋崇宁间重修，至今也近千年。
其实，在“凿淮通江”的同时，先人为了“避长淮之险”，在宋元丰六年（1083年）还开修了“龟山运河”，沿淮河之右，开凿从下龟山至洪泽镇之运河，这更将龟山与陆地分离，成为淮运之间的一个孤岛。此举得到宋神宗赵顼肯定：“费虽大利亦博矣！”
截淮悬水——古代水战的范例。
以水作为两军之战的武器，古而有之，而以淮水灭国之战恐怕算得上水战之最了。在盱眙，古代重大水战就有数次，且择2次为例。
一是春秋末年的“堰淮灭徐”。《春秋左传·昭公三十年》载：“吴子怒，冬十二月，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灭徐。”公元前512年（周敬王八年、鲁昭公三十年），吴王阖闾登位第3年的12月，即挥兵北伐，于防山（顾炎武考为今盱眙陡山）筑堰、以淮水冲淹徐城，23日（已卯）灭徐。徐国国君被执，百姓四处逃散。楚国虽派左司马沈尹戍率兵救徐，但已经来不及了，整个徐城被夷为平地。
还有一次是南北朝梁时的“堰淮灌寿”。《南史·康绚传》载：天监十三年梁武帝萧衍命“役人及战士有众二十万，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筑土，合脊于中流。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长九里，下阔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又反间于魏，凿山深五丈开湫，北注水日夜分流，其月魏军竟溃而归。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地。魏寿阳城戍稍徙顿于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冈垄。”因北魏占据寿阳（今安徽寿县），514年（梁天监十三年）梁武帝命修浮山堰，截淮水以灌寿阳，516年4月堰成。开湫注水、激流淹寿，淹地数百里，魏军大溃，撤军北归。但寿阳被淹，只好城戍迁址八公山、居民迁居高岗地。
以淮河之水作为“天堑”阻挡敌军，或架桥梁以通南北，亦常作战事之举。如：南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年）魏军“于军山作浮桥以绝淮道”；宋建炎三年（1129年）收淮北舟船泊南岸，命张瑾焚浮桥以阻金兵；清顺治二年（1645年）泗州守将焚桥遁走，以阻清兵夺淮河浮桥；康熙十三年（1674年）王师道经临淮关，因借泗州浮桥渡师等等，可见水与战事之息息相关。
屯田筑堰——先人治淮的探索。
洪泽湖前身为“破釜塘”，为盱境河道射水（即今维古河）流经的浦泽。汉末陈登“表为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东汉初平三年（162年）开破釜塘屯垦，“尽凿溉之，利秔稻丰积”；治理射水，于滚子涧段造洪泽桥，“甚得江淮间欢心”（《魏志注》）。后人于桥侧建庙设市，庙为洪泽庙（伏波将军庙），集市亦以庙名。继而三国时，正始二年（241年）魏将邓艾奉命屯田，又“筑石鳖城以营田”，在破釜塘南侧开“白水塘”，两塘相连，“开八水门，立屯溉田一万二千顷”。直至隋“大业末（616年），破釜塘坏，水北入淮，于是白水塘亦坏”（《寰宇记》），破釜塘、白水塘、淮河及淮北诸浦联成一片，始成大泽。隋炀帝巡幸江都经此，“时久亢旱，至是降雨流汎，因改破釜为洪泽”，“洪泽湖”之名自始于隋末也。然而，先人治水兴农之举从未停息：唐初大历二年（767年）于洪泽陂置屯田；元初“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设万户府，立洪泽、芍陂两处以兵三万屯田三万五千顷，岁得米数十万斛”，等等。至今，盱眙仍有许多治淮屯田的遗迹及官滩、都管、官塘、万斛塘、头坝、二坝等的相关地名，亦为佐证。
淮河围垦建圩造田万顷
而“筑堰囤水”则是明代之举。万历六年（1578年），河臣潘季驯为保漕运，提出“束水攻沙”和“蓄清刷黄”之策，创修“高家堰一万又八百十八丈，其中砌石者三千四百丈，高一丈二尺，自周桥至翟家坝三十里”。自始“洪泽之水愈大，万家、泥墩、富陵诸湖合而为一”。清代又在明堰基础上，按照“五常”之意分筑“仁、义、礼、智、信”五个减水坝，还在大堤上建造10余处寺庙和“十一座石头堡”，铸“九牛二虎一只鸡”铁镇，借牛虎之力维土制水、镇奠淮扬，并派汛兵3000巡护堤防。
先人治淮治水，有成功经验，也有惨痛教训，如史前大禹之父鲧采用堵截的办法治水，“逢洪筑坝，遇水建堤，采用堙的办法，结果九年而水不息”。明清筑堰，使得洪泽水势渐大，水位抬高，导致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泗州州治沦没，数万民众葬身水底。
长藤结瓜——农田水利的奇葩。
面对不羁淮水，盱眙人民与淮河流域人民一道，从未向灾害的淫威屈服，世世代代与淮水抗争，并在千百年的治水抗争中总结教训、积累经验，探索治水的有为之举。
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先后四次对淮河救灾及治理作出批示，并于1951年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治淮仍从未间断。盱眙有山有水、地形复杂，山区易旱、沿淮易涝，旱涝频发，难以兼顾，给盱眙水利事业带来很大的难题。随着旱改水的扩大和生产水平的提高，原来的小塘小坝已不能满足需要。盱眙人民根据地形特点，在农田水利上创造性地总结出了“库塘渠站连成网，长藤结瓜稼禾丰”的新思路，打起了连续三十多年水利大会战的人民战争。
盱眙打响连续30年水利大会战的人民战争
（1）水库。1956年修建了全县第一座小型水库——焦山水库（旧铺，库容54万方）；1957年修建了河桥（河桥，140万方）、庙港（洪山，29万方）2座水库；1958年又修建了化农（古城，4200万方）、桂五（桂五，2801万方）、山芤（水冲港，1142万方）3座中型水库，和大朋（旧铺，15万方）、头湖（张洪，18万方）、中山港（古桑，11万方）、蔡坝（新街，46万方）4座小型水库；1959年又修建了八仙台（穆店，170万方）、黑头港（仇集，119万方）2座小型水库。进入六十年代，兴建水库掀起高潮，1966至1979年间，共修建中型水库1座、小型水库105座，其中1973年修建龙王山水库是全县最大的中型水库，总库容9183万方，兴利库容4056万方，不仅可以灌溉12.47万亩农田，还作为县城清洁水源供给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县建成中型水库5座、小型水库140座（老区划口径为138座）。总库容达3.4亿方，可灌溉农田70.7万亩，并形成4.95万亩的可养殖水面。
美丽的化农水库（天泉湖）库区
（2）机电灌站。“三五”时期是全县水利建设又一高峰期，本着“扎根淮河建设西灌区”和“扎根洪泽湖建设东灌区”的思路，兴建“清水坝三级电灌站”为龙头的西灌区和“堆头三级站”为骨干的东灌区，形成了几乎覆盖全县的东西两大灌区。再加上东阳、官滩、三河、河桥、淮丰和管鲍6大灌区，全县农田灌溉形成体系，全县共有机电灌站204座，装机容量2.1万千瓦，一级提水流量48.2秒立方。令有小型分散的机电灌站192处、装机1.8万马力，提水流量67.1秒立方。清水坝三级站从初级提水高程10.5米起，三级提升后达到60.5米，水位总提升达50米。堆头三级站从初级水位11米，三级提升达到50米，水位提升达39米。机电灌站的建设使得“水往高处流”从神话成为现实。
清水坝三级电灌站总提升水位50米
（3）灌区与渠道。由主干渠将中心机电站与各大水库相连，由中心干渠个大水库与重点塘坝相连，由支渠将各塘坝相连，由毛渠将塘坝与农田相连，由长达450公里的干渠和3000多公里的支渠将全县的机电灌站、水库、塘坝连成一气，构成以东西两大灌区为主体的整体网络。万亩以上灌区达到8个，可灌面积89.7万亩。
（4）塘坝。全县共开挖、疏浚塘坝4740面，蓄水量5120万方（老区划口径为4387面，蓄水量4726万方）。
数千公里的主支干渠犹如蔓延全县瓜藤，5座中型水库、140座小型水库、204座重点和192处分散机电灌站、4740面塘坝犹如结在长藤上的大大小小的“瓜”，如此“长藤结瓜”做足了水文化的文章，使盱眙地区的农田灌溉有了基础，农业生产有了依靠，农田丰收有了保障，农民增收达小康有了支撑。
“长藤结瓜”这个水利建设上的奇葩，能得以在盱眙变为现实，这也是数千年来前人艰辛探索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遗产，是盱眙水文化一颗闪亮的蠙珠！
牵水而行，创造淮汴经济的奇迹
因水而滋生的文化总是与因水而催生的经济相辅相存，这一点在盱眙尤为突出。盱泗（盱眙、泗州）城市经济因水而兴、又因水而废，讲述着一个让人振奋又令人悲情的故事，而这段文化的传承，则让我们记住盱泗间那幅曾经的“清明上河图”——淮汴经济的奇迹。
隋唐运河——盱泗繁荣的动脉。
盱泗兴盛与一个人、一件事有关，此人乃隋炀帝杨广，此事乃凿汴通淮建成“隋唐运河”。隋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为巡幸南游，“发河南淮北诸郡民百余万，开通济渠”，连通黄淮二河以达扬州，沿途修离宫42座，其中盱眙都梁山上的离宫名曰“都粱行宫”。《太平寰宇记》载：“宫在都梁，东据林麓，西枕长淮，南望岩峰，北瞰城郭。周回二里，宫殿三重，长廊环迥，还有亭台楼阁，流泉曲水等胜迹佳处；如流杯殿、回望殿、钓鱼台、七眼泉等。其侧有曲河，以安龙舟大船，枕向淮湄，萦带宫殿。”可谓奢华至极。盱眙不仅凭添一景，更是因为皇帝临幸而名声远扬。宋代诗人吴宗旦作《都梁宫》诗云：“从来香草骚人咏，晚作离宫炀帝游。三殿重重锁秋色，七泉脉脉贯中流。”
隋唐大运河以汴河通淮而经淮达江
而唐朝将运河用于漕运则使得通济渠与淮河的价值陡升，尤其是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唐玄宗李隆基将泗州徙治临淮（今泗州城遗址），使得淮河两岸有盱眙、泗州两座城池隔河相对，而大量的物资转运也使得两座城池日益繁华。因汴淮水位差异，故唐代漕运以江南物资沿邗淮运至盱眙，再由汴船运往河洛，即谓“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也。为仓储物资，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在盱眙设“都梁山仓”、在泗州设“泗州仓”，这使得盱泗二城成为物资、商贾、旅客的集散中心，码头上舟船如梭、帆樯如云；街道上店铺林立、彩幡招展；店铺中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街巷中人头攒动、接踵摩肩。被誉为“淮上金陵渡”、“江北小秦淮”。唐元和十四年（819年），殿中侍御史沈亚之作《淮南都梁山仓记》记其事。
然而，盱泗颓废则与一场战事、一次洪水有关。此战乃北宋末金兵南侵、宋廷南迁，金占泗州，自建炎（1127年）始，宋金“划淮为治”，淮北半壁江山落于金人之手，一条淮河成了“白沟”“天涯”。宋金隔岸对峙，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漕运废止、汴河淤塞，频繁拉锯、人心惶惶，盱泗皆为“边城”，经济一落千丈，虽于盱眙措置“榷场”实行边境贸易，为经济发展注入一丝活力，但盱泗两城都已失去昔日的辉煌，反而因屡屡战事而百孔千疮。此水乃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水漫泗洲”，整座泗州城沉沦于水下，而盱眙夜因对岸的蠙珠蒙尘，自身也失去了光泽，成了孑立淮岸的孤城。
因水而盛、因水而衰，似乎是一个地方命中注定的魔咒，然而，这个事实却让盱眙承受了下来，成为应验这种魔咒的样本。
文化聚集——都梁文脉的滋生。
然而，经济的兴衰有时候并不会阻断文化的脉络。有时候，当经济兴盛时，文化也得到相应的发展。而当经济衰退时，文化又会以另外一种形式而得以发展，比如伤痕文学、悲情文学等。在盱眙水文化的发展中，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1）隋。隋炀帝命凿通济渠通淮，在盱眙都梁山建都梁行宫，这在建筑史上是一件大事。尽管在后来“为孟让贼于此置营，遂废”，但作为建筑文化尚有遗存。且杨广作《早渡淮》诗云：“平淮既淼淼，晓雾复霏霏。淮甸未分色，泱漭共晨晖。晴霞转孤屿，锦帆出长圻。潮鱼时跃浪，沙禽鸣欲飞。会待高秋晓，愁因逝水归。”遂有洪泽湖而名。
（2）唐。自漕运兴起，盱眙遂成交通要道，各路文人墨客络绎不绝，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传世诗词，其诗词内容主要是羁旅、风光、游览与赠别等，风格也多显祥和与欢快。有明确记载的就有骆宾王、常建、韦应物、白居易等64人。如韦应物《夕次盱眙县》、李益《盱眙莲塘驿》、罗隐《莲塘驿》、白居易《问淮水》《汴水流》《渡淮诗》《石牛》《题灵岩寺》、崔灏《晚入汴水》、温庭筠《旅次盱眙县诗》、喻坦之《晚泊盱眙诗》、李绅《入淮至盱眙诗》、韦鹏翼《戏题盱眙邵明府壁》、唐求《送顾非熊之官盱眙》、万楚《淮南小山歌》四首、骆宾王《早发淮口望盱眙》《晚泊河曲》、常建《泊舟盱眙》《渔浦》《空灵山应田叟》、方千《东阳道中作》、崔峒《送盱眙陆明府诗》、罗邺《灵岩寺诗》、郑谷《淮上渔者》、刘得仁《送顾非熊作尉盱眙》、皇甫冉《洪泽壁上见礼部尚书题诗》。还有李白《泗州僧伽歌》、韩愈《送泗州僧澄观》等等等等。其中有许多诗词堪称绝句，如常建的《泊舟盱眙》收录于《唐诗三百首》，白居易的《长相思·汴水流》云“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都是令人难忘的佳句。
（3）北宋。北宋是汴淮漕运的繁华时期，也是文化交流的繁盛时期，盱眙是南北交流的重要驿站、渡口，水陆要津，更多南来北往的官家文人都会在盱眙驻足，留下珍贵的墨宝和感人的故事。像宰相王安石，军事家岳飞、韩世忠，大诗人苏轼、潘阆，知名琴师崔闲，四大书家“苏黄米蔡”等，都曾在盱眙留下故事，史有记载的就有近百人。这个时期也多以风光、游历、诗为主，像梅尧臣《初见淮山》、欧阳修《泗上雍家花园》、王安石《望淮口》、吴则礼《梦过盱眙城》、黄庭坚《次盱眙》、秦观《泗州东城》、张耒《盱眙都梁亭》、贺铸《游盱眙南山》、高丽使者朴寅亮《使宋过泗州龟山寺》等等，苏轼作《行香子·与泗守游南山》词云：“北望平川，野水荒湾。共寻春，飞步孱颜。和风弄袖，香雾萦鬟。正酒酣时，人语笑，白云间。 孤鸿落照，相将归去。澹娟娟，玉宇清闲。何人无事，宴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乱，使君还。”且手书刻勒于秀崖。尤其是米芾作《都梁十景诗》且题“第一山”巨碑，更为盱眙添彩增色，盱眙都梁山亦因此改名“第一山”。
（4）南宋。北宋末，金兵南侵，宋廷南渡，宋金划淮而治、隔淮对峙，盱眙这个兵家必争之地成为“边城”，几乎一直处于战火之中。运河不通了，漕运停运了，淮北半壁江山沦陷金人之手。宋金对峙、剑拔弩张。各地官员文人再莅盱眙，心情却是沉重，此时出现的大量诗词，皆以嗟叹、悲愤、爱国为主旋律，像陆游、杨万里、戴复古、张釜等。如戴复古《盱眙北望》诗云：“北望茫茫渺渺间，鸟飞不尽又飞还。难禁满目中原泪，莫上都梁第一山。”杨万里《盱眙军东南第一山》诗言：“白沟旧在鸿沟外，易水今移淮水前。川后年来世情了，一波分护两涯船。”而张釜的《行香子·题瑞岩》则与苏轼的词意截然相反，充满失国悲愤的心情，词云：“岁序将阑，雪意犹悭。慢赢得、十日清闲。林泉佳处，足可跻扳。有杏花岩、玻璃泉、第一山。 细草孤烟，千里荒寒。望神州，杳霭之间。危阑休凭，目断心酸。是白沟河、鸡林塞、玉门关。”此时的文人还把第一山侧的“半边庙”易名“西域寺”，以示悲情。
南山题刻——山水文化的遗存。
在盱眙第一山留有大量摩崖留题、诗文碑碣、石刻图像。虽经年代久远，部分泐毁，但仍存108块。新中国成立后三次普查，又新发掘56块。今第一山现存石刻166块，在淮安市各县区为体量最大，正如诗人所云：“山腰有石皆诗草，层岩题刻几满山。”其中北宋15块、南宋40块、元代10块、明代24块、清代44块、年代无考21块、近现代12块。第一山题刻堪称“石刻天书”，今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盱眙第一山题刻
宋代题刻占据要位，尤以南宋为多。时宋金划淮为治，宋廷为修议和卑躬屈膝，称臣于金，宋每年向金纳“岁贡”银绢二十五万匹两，故建“岁币库”于盱眙宝积山下，全国各地银绢运至盱眙，再泊至泗州，纳贡于金。各地运押官员、文人雅士来盱，隔河望叹、游历山水，题诗勒石，遂成就第一山摩崖石刻，国信使郑汝楷叹曰：“忍耻包羞事北庭，奚奴得意管逢迎。燕山有石无人勒，却向都梁记姓名。”著名词人周密作《淳绍岁币记》记录此事。
文脉绵延——淮水文化的延伸。
盱眙一小邑，但文脉绵延千年而不中断，传承有序。入编《四库全书》盱眙作者与著作就有19人、32种典籍、678卷（尚不含志书类）。四大名著皆与盱眙有缘：《三国演义》写有刘备盱眙大战袁术，《水浒传》未出书前即有盱眙画师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西游记》第六十六回专门描写盱眙风景，清末吴克岐研究《红楼梦》作有《读红小识》《犬窝谭红》《红楼谜话》诸书。在《二言三拍》《聊斋志异》中亦有盱眙故事。明万历间泰州人柳敬亭在“盱眙市中，因听艺人说书，也依小说开讲，居然能倾动市人”，遂成著名说书艺人。清末盱眙女史汪藕裳撰弹词巨著《子虚记》六十四卷，是中国历史上百位女杰之一，与班昭、蔡文姬、李清照并称中国古代四大才女。
千百年来，盱眙人依水居水、恋水慕水、爱水惜水、写水歌水，传讲水的故事，水文化在盱眙不仅根深蒂固，且源远流长、传承有序、传扬广袤，成为盱眙人性格的代表、精神的象征！（此文在江苏炎黄历史研究会2020年年会上交流）
2020年8月20日
作|者|简|介
马培荣：1952年出生，江苏盱眙人，高级经济师，高级程序员，IEM国际高级企业经管管理师，江苏省突出贡献专家，首批333工程培养对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多家刊物编委，先后获得国家部委等科技奖励29项（次），发表论文160多篇，出版科技专著10多部。2012年退休后致力文学创作，他自称是“人不在诗坛中，名不在诗人之列”的业余作者，已出版诗集《诗意空间》（8部），长篇小说《都梁史演义》、以及《马培荣散文集》《盱眙书览》《穆店史话》《话说盱眙》《盱城老北头》《都梁稿汇》等，现为盱眙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顾问，盱眙县全民阅读促进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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