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2019年1月16日，据中国科学院的消息，“中国氢弹之父”、中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于敏院士在京去世，享年93岁。目前“两弹一星”获得者、著名科学家仅剩3人健在，他们是：王希季、孙家栋和周光召。
于敏在对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此后，他长期领导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理论问题，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1926年，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今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父亲是当时天津市的一位小职员，母亲出生于普通百姓家庭。于敏7岁时开始在芦台镇上小学，中学先后就读于天津木斋中学和耀华中学。
1944年，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于敏在回忆自己的“转行”心路历程时说到，“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惨痛的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1949年，于敏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代表团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也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1961年，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于敏便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
从原子弹到氢弹，必须克服的难点就在于计算的繁复。然而，以我国当时的条件，想要快速突破氢弹着实困难重重。由于彼时中国的设备无法与欧美相比，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
于敏几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在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着，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在“百日会战”的100多个日日夜夜里，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土专家”，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巅峰。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我国氢弹试验终于取得成功。
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获表彰科学家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曾总结道，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人只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对于氢弹研制的成功，钱三强曾说：“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邓稼先对此也讲到：“我是相信老于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又率领团队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当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则一如既往保持着谦逊。在西方，人们习惯将理论突破中起重大作用的人称为“某某之父”，于敏认为“某某之父”的称呼不科学，他婉拒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在于敏家的客厅里，悬挂着诸葛亮《诫子书》中的一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而于敏最欣赏的诗句也是关于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评价诸葛亮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了理想奋斗终生，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道德楷模，最可贵的是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由于核武器的保密原因，关于于敏的一切长期以来都处于高度保密中。从1976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是保密的，直到1988年以后，于敏才获得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首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觉得自己像个“哑巴”：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很不好受。
2015年，于敏在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时，观察者网曾刊登文章《中国“氢弹之父”于敏：学术成果几乎没有发表在公开的场合》，文章提到“于敏这个名字对于大部分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不如邓稼先、钱学森等与他同时代的科学伟人那么著名，他的学术成果，几乎没有发表在公开的场合；连他的名字，在1988年前都不为人知。
之后，于敏由于身体的原因逐渐退出研究领域，卸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转而以“顾问”的身份继续为中国的核物理事业提供宝贵的咨询和建议。在2018年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于敏等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尽管被誉为“氢弹之父”，但于敏曾坦言，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正是因为怀抱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让本有可能走上科学巅峰的于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默默无闻的核武器研发。
“我当然不愿意打仗，我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完全禁止。可是，在50年代，核大国几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我们，你要想不受人家欺负的话，就不能没有核武器。”在于敏看来，我国的核武器是属于战略防御性质，完全是为了自卫。因此，技术路线也和国外不同。我国核武器是用先进技术打破核垄断，并不追求核武器的多样化。
“我想，核武器最终会被销毁。”于敏坚信，当全球战略多极化，霸权主义没有实战余地的时候，和平与发展将真正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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