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兴盛与中衰的制度根源：租庸调制与府兵制

今人谈论唐朝的兴衰，经常从君王勤政与否，官吏清廉与否考虑。这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国家与朝廷是人构成的，尤其是古代的人治形式下，个人的错误极易影响大局。但唐前期的制度，直接对国力影响较大的租庸调制与府兵制，却常被忽略了。免设备云控

事实上，制度原因在历史发展中的影响不可忽视。古代王朝的兴盛，包括财力上的富足和兵力上的强大。社会繁荣是王朝兴盛的基础，但只有合适的制度才能把社会的潜力转化为王朝发展的力量。

通俗地说，好的制度就是一边保证社会正常生产，一边将百姓组织起来，通过税收、服役等为王朝服务。如果没有制度，民间再富庶也不能保证王朝的强盛。宋朝就是个绝好的例子，由于制度原因造成冗兵、冗官、冗费，民间再富庶也是积贫积弱。

繁荣的宋朝经济未能支持起宋之国力

扯远了。话说回来，本文即是力图摆脱传统道德史观的影响，不从君王的德行，而从制度上看唐朝前期的兴衰。

一、制度基础：北魏均田制与租调制

在本节开始前，先简单解释一下租庸调制和府兵制。

租庸调制是关于税收和徭役的制度。其中“租”指田租，因为农民耕作的是国家分配的土地，需交谷物。“庸”指徭役，百姓每年需要抽出一段时间为官府做义务劳动，也可以交钱代役。“调”有户税的性质，每一户都交固定数量的布帛。

府兵制相当于一种义务兵制，农民平日既耕作又训练，战时服役，可免除租调，但武器、粮食与马匹自备。（木兰从军时“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就是因为这个规定）

《木兰诗》的历史背景当在北魏时期

租庸调制和府兵制都盛行于唐，但起源很早，可追溯至北魏。历史是有先后联系的，因此我们先从北魏讲起，以充分理解这些制度。

首先需要明白的是，租庸调制和府兵制建立在朝廷对农民的有效控制之上。记住这点，很重要！

因此，充分的自耕农对于朝廷格外重要。可是我们知道，北魏处在东晋末和南北朝前期，正是世家大族兴盛的时候，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大多数投靠大族，这就是历史学界常说的“庄园经济”。北魏前期实行“宗主督护制”，即是承认了世家大族对农民的控制。

魏晋时期世家大族的坞堡模型

到了北魏冯太后主政时期，这种情况终于得以改变。在大臣李冲的建议下，冯太后设立三长制，正式将农民纳入朝廷的掌控之下。

而与三长制相配套的，就是均田制与租调制。国家按人口分配土地，以三长制查明户口和征收租调。

均田制自从由冯太后推行，被沿用至唐朝，直到玄宗朝。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租调制得以推行，成为租庸调的前身。

二、唐朝前期因制度而兴

唐朝前期支撑其国力的两大制度，租庸调制的来由刚才已讲过了，现在轮到府兵制出场。

府兵制同样不是唐朝首创，它由西魏权臣宇文泰建立。宇文泰出身于北魏北方边境的武川镇（与当代的镇不同，这是个屯兵驻守的军镇），北魏末年大乱，宇文泰和一批武川镇同乡战友进驻关陇地区，拥立北魏宗室元宝炬称帝，建立西魏。

关陇集团的发源地武川镇遗址

实际掌控西魏的这批武川镇将领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史称“关陇贵族集团”。这个集团以鲜卑人为主，也有许多汉人在内。他们在关陇属于外来势力，带来了自己的嫡系部队。

为了在关陇长治久安，关陇集团的大哥宇文泰建立了府兵制。他将嫡系（主要是鲜卑族）作为军户，亦兵亦农，以训练为主，不必交租调，并在全国各地设立折冲府以管理府兵。如此一来，府兵成为关陇集团统治的保障。

在唐以前，府兵与农民是不同的。府兵重在服役，农民为国家提供收入。唐朝建立后，把府兵制的范围扩大，所有农民兵民合一，国家的兵源顿时充足。

唐代骑兵与步兵示意图

唐朝前期的社会状况也有利于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的推行。经过隋末战乱，大量人口逃亡、死亡，荒地随处可见，国家有充足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均田制顺利实施。

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结合使唐朝具有稳定的税收来源，府兵制又为唐朝提供充足的兵源，自备武器干粮等规定也节省了军费（那种旷日持久的远征当然不能自备军粮，但平时的戍边可以，因此说府兵制经济实惠）。

唐朝军事实力的发展速度惊人。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十年后西北割据势力梁师都被平定，唐朝统一全国。仅两年后，唐军攻灭突厥，此后又消灭吐谷浑、高昌、龟兹等。正是均田制、租庸调制与府兵制的配合，造就了大唐盛世。

唐朝在开疆拓土方面的成就

三、玄宗朝制度的僵化与崩溃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制度也是如此。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简单易行，经济实惠，但简单的制度往往失于灵活，均田制、府兵制和租庸调制终究被时代打败。

唐朝前期的这套制度，前已提及，建立在朝廷对自耕农严密控制的基础上。然而，经济发展与士族衰落使社会的自由化成为趋势，均田制无法适合社会的变化。

到了唐玄宗时期，唐朝人口增加，官府已没有土地可供分配，加之土地兼并加剧，大量农户逃亡。均田制瓦解，连带着府兵制缺乏兵源，租庸调制缺乏税源。

处在历史转折点的唐玄宗李隆基

开元后期，社会的恶性循环已经相当严重。起初，由于官府无田分给百姓，加上连年战争与官僚机构扩大，百姓的兵役和租调负担变重，造成农户逃亡。在册农户减少，只能加重对未逃亡农户的压榨，又引发更大规模的逃户现象。

由是，唐朝逐渐陷入无兵无财的困局，玄宗遂作出改革，却使唐王朝迎来更大的混乱。

经济上，唐玄宗多次发动“检田括户”，力图把农民重新纳入均田制体系，但治标不治本。于是，玄宗重用理财能手，如李林甫、杨国忠等人。

李林甫的影视形象

不巧，此前由于政事日益繁多，唐玄宗调整了三省六部制，集中宰相权力。唐玄宗承平日久，逐渐倦怠，遂导致天宝年间奸相当道。

军事上，由于府兵制难以维持，而对外战争却越发频繁，唐玄宗在边陲设立十大节度使，并授予节度使募兵之权，从此募兵制取代府兵制。

唐玄宗改用募兵制本无错。随着边境战事的常态化，没有军饷的农民府兵很难承担兵役，而募兵既解决了兵源问题，又为流民提供了生计。

天宝十节度使及其所统辖的士兵数量

但是，唐玄宗把募兵的权力交给了节度使，使新招募的军队成了节度使的私家军。募兵制增加的军费支出朝廷难以承担，节度使又由此获得了地方税收，掌握财政大权。唐玄宗的改革失误，使节度使权力过大，再加上兵力上的外重内轻，为之后的藩镇割据埋下隐患。

天宝时期的乱象绝不是唐玄宗怠政和李杨二人弄权能解释的。玄宗后期的根本问题在于唐朝前期的统治方针已不再合适，唐朝在开元、天宝年间正经历一场变革。可惜唐玄宗此时已渐老迈，不能在危险中正确把握改革方向，结果酿成大祸。

安史之乱示意图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德宗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推行两税法，唐朝新的统治方针确立，在此基础上中唐出现了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之治，使安史之乱后元气大伤的唐朝又延续了一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