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我国准备探索国有大中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机制、体制的建设，最近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高度已联合批复了首家央企、世界500强企业——中国铝业公司牵头组建的中铝职教集团。
这被认为是国企向职业教育领域的“回归”，更多担负职业教育的责任。可是，这一“回归”，令人不是滋味。众所周知，我国此前已经启动国企“主辅分离”，让企业的归企业，教育的归教育，这符合建设现代企业的要求，也便于教育的统一管理，不少由企业举办的职业学校，已逐渐转为教育部门管理。为什么现在走到中途，又要“回归”呢？而且，架势比过去还要猛，要搞成“集团”。
我国职业教育近年来出现困境，从表面上分析，困境与企业的参与不够有明显关系。其一，职业学校的课程，与企业的需求脱钩，很多学生学得知识和技能派不了用场；其二，职业学校的学生“顶岗实习”难以找到合适的地方，有的学校为安排学生发愁；其三，有的职校毕业生的出路存在问题，企业只招熟练员工，让刚毕业的职校生吃闭门羹。
针对以上“原因”找对策，很容易就会想到，应该加强校企合作，让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也于是，由国企组建职业教育集团的思路出笼，有关部门的设想很“理想”——国企组建集团，职业教育的实习基地不愁、职业学校的“双师型”老师有了来源，职教课程也与企业接轨，再就是职教学生的就业也解决了大半。
可是，这只是“理想”，而且完全是出于计划思维：国企组建了职教集团，难道其企业资源就被学校共享了？一切办学机制就理顺了？如果这一“理想”能实现，此前也就不会推行国企“主辅分离”了，可以说，由国企回归参与职业教育，以前的老问题依旧，还可能出现新问题，比如，职教集团会不会成为“产业集团”，集团内学生的“顶岗实习”和“订单式就业”会不会变得更加功利？
其实，职业教育出现现在的困境，实质是我国教育管理改革不力。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存在三方面严重问题。一是被教育政策、就业政策歧视，职业教育低人一等；二是缺乏办学自主权，学校无法根据社会需求调整课程和教学内容，开设的课程过时；三是没有现代学校制度，学校内部管理不民主，教师和学生没有话语权，办学由行政主导，急功近利。这三方面严重问题，造成的“表象”就是职教培养的学生无法满足企业的用人需要。
因此，要根本解决职业教育的问题，就必须深入推进改革。可是，改革意味着政府部门必须直面既得利益，切实放权——让职业教育平等发展，必须取消一系列不平等的教育政策和就业政策；让学校自主办学，必须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允许学校自主招生、自主设置专业、课程，而不再是层层报批；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必须调整校长任命机制，事项公开遴选，必须建立大学理事会治理机制，实行重大战略民主决策。——然而，政府部门却没有放权的自觉性。
所以，教育改革和发展就陷入困境，总体来说，当前所谓的“教改”，基本上都是以政府部门不放权，甚至增加权力来推进的，强化政府参与办学、评价的权力——这种“教改”其实是反教改和伪教改。很显然，在遇到必须放权才能推进改革的关键期，就可能走“回头路”。我国的教育改革就这样遭遇“半吊子”局面。
与国企参与组建职教集团类似的，就有一些地方，恢复名牌高中，举办初中，以及近来舆论呼吁恢复取消的小升初考试，不要再搞什么就近免试入学。本来，高中和初中分离，是从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的性质出发推进的，而重点高中复办初中，想解决的是初中优质资源匮乏的问题，并以此缓解小升初择校热，可是，重点高中办初中，其实解决不了择校热的问题，反而会因高中的背景，加剧择校热；同样，老百姓呼吁实行考试入学，是因为实在受不了现在择校的压力，还不如以分数择校来得简单。这其实反映出我国政府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方面并不见明显效果，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做的是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应该针对导致义务教育无法的均衡根本原因，简单地说，就是政府部门没有依法保障均衡投入，转变资源投入模式，以及不舍得既得利益——在择校利益链条上，政府部门被认为是既得利益者之一，“条子生”就是明证。
早在2009年我国制订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时，政府是否放权就被认为是教改能否成功的关键。现在看来，这正一步步被现实印证，虽然《教育规划纲要》已经颁布两年多，但关键领域的教改，不见任何动静，一些多年前已经启动的教改，在进入“深水区”之后，又开始回到“浅水区”。如何建立监督政府必须放权的改革机制，对于我国《教育规划纲要》的落实、贯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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