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窗梦呓】浅谈《红楼梦》传播和研究的几个阶段

   浅谈《红楼梦》传播和研究的几个阶段

作者：刘汉尧

《红楼梦》的传播和研究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实质上就是“红学”的阶段性，尽管当今红学家们有着不同的划分，但本人认为作如下五个阶段应该更方便研究，即脂本时期(1754——791)；程本时期(1791——1904)；新红学时期（1904——1954）；革命红学时期(1954——1980）；新时期（1980年以后）。其实每个阶段的每一个年号，都是《红楼梦》传播与研究的大事发生年，1754年有了“甲戌本”， 1791年程伟元排印120回本《红楼梦》，1904年王国维出版《红楼梦评论》，1954年由“两个小人物”引发，由领袖人物主导，开始了批判俞平伯的运动，1980年成立“红楼梦学会”。其实，这五个阶段有着自身明显的特点，当然也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本文仅就阶段划分作一些论述，所以每个阶段只能作粗略的分析，以期引发诸位今后作更详尽的研究。

（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一、脂本时期(1754——1791)

《红楼梦》的早期传播，就像“文革”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一样，是靠手抄本传播的。“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这些传抄本上因为有“脂砚斋”等人的批语，所以我们把早期的抄本叫脂本。早期脂本的书名叫《石头记》，其实《红楼梦》名称的变化也是其他书籍不可比的，《红楼梦》第一回说：“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红楼梦》的写作大约始于乾隆十年即1745年左右，研究表明，它在写作过程中即已开始被阅读。到乾隆十九年有脂砚斋“抄阅再评”的甲戌本，再到乾隆二十四年就有了“冬月定本”己卯本，乾隆二十五年有“秋月定本”庚辰本。这些早期抄本应该最接近曹雪芹的原稿。以上述三个抄本为母本的早期抄本还有：俄藏本、蒙古王府本、戚宁本和戚沪本（可分为有正大字本和小字本），这四个本子的书名均为《石头记》。早期的抄本中还有书名为《红楼梦》的抄本四个：甲辰本（梦觉本）、己酉本（舒序本）、梦稿本（杨本）和郑藏本（残本两回）。早期书稿中所录脂砚斋等人的评语，主要是模仿和继承金圣叹的品鉴传统，同时也提示了故事与历史本事的一些关系。这个阅读和评点的读者圈主要有脂砚斋、畸笏叟、梅溪、松斋等人，据研究这个读者圈应该是曹雪芹的家人、亲人圈。正如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所言：“作者和批书人都在小说中给往事招魂。分别是:一个有勇气和热情把他的过去委之于写作，另一个则忧思无限地点评其结果。”同时脂砚斋等人有时也会参与或干扰《红楼梦》的创作。他们的评点从甲戌年即1754年，一直延续到甲午年即1774年。这个时期的《红楼梦》阅读，还有一个以永忠、明义、墨香等人为中心的朋友读者圈。他们相互传阅，以诗评的形式写读后感。诗人永忠在乾隆三十三年写有《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首绝句: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

     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候！

 

     颦颦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语笑私。

     三寸柔毫能写尽，欲呼才鬼一中之。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

     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赋穷愁。

   

朋友圈的品鉴主要是关注文本的“情痴”主题、色空观念和道德评判，他们对小说情感世界和道德命题的关注，使他们与亲友圈的阅读旨趣产生差异，这恰恰反映了《红楼梦》的博大精深。正如鲁迅先生所言:“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朋友圈内还有敦诚，敦敏等人，他们都具有清朝皇室血统。虽然他们“诗作平平”，但是他们所保留下来的诗集，成为研究作者和文本的宝贵资料。由于亲人圈在点评时都使用了“笔名”，造成了他们身份的扑朔迷离，更令我们困惑的是，朋友圈和亲人圈差不多同时存在，几乎同时与曹雪芹零距离接触，同时阅读曹雪芹的作品，但是至今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这两个圈子的交集。

   

（程甲本《红楼梦》) 

二、程本时期(1791——1904）

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辛亥，由程伟元策划主持，高鹗协助编审，将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排印出版，红学界称之为“程甲本”。因“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程伟元、高鹗于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再次刊印《红楼梦》，即“程乙本”。程伟元、高鹗用木活字排印的《红楼梦》，我们统称为程本。程本相比早期的脂本多出了后四十回，同时删去了前八十回原有的脂砚斋等人的批语。关于后四十回续书作者问题，长期以来莫衷一是。程伟元、高鹗认定就是作者原笔，但后世研究者大多数予以否定，最有影响的是胡适的观点，他以为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对此许多红学家也有一些不同看法，第一个提出高鹗不是后四十回续书作者的人应该是红学家王佩璋。作家张爱玲认为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味同嚼蜡。台湾作家白先勇以为后四十回就是曹雪芹所作，非常优秀。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先生以为后四十回没有一字是曹雪芹的。红学家周世昌认为后四十回中有曹雪芹的残稿。周汝昌先生彻底否定后四十回，不过他认为曹雪芹的全本曾存在过。

程本以刻本为传播媒介，促进了《红楼梦》更为广泛的传播。阅读品鉴《红楼梦》成为一种时尚，乾嘉年间都中“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嘉庆年间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说法。改编《红楼梦》，续写《红楼梦》成为一大文化现象。对于痴迷《红楼梦》的极端事例也时有所现，道光年间一女子痴读红楼，读至佳处，辍卷冥想，以泪拂面。复自前读之，反复数十百遍，于是得病。父母知情后急焚《红楼梦》，痴女子大呼:“奈何焚宝玉、黛玉？”从此啼笑失常，连语：“宝玉、宝玉在此耶”，医治无效，遂饮泣而瞑(乐钩:《耳食承》(二编)·痴女子》，道光元年青芸山馆刊本)。正因为《红楼梦》的盛行，清朝个别地方和个别官员，也常常作出禁行《红楼梦》的行为。

程本虽然删去了脂评，但是在整个程本时期，评点派却成为这一时期《红楼梦》研究的主流形式。程本刊印后的二十年，嘉庆十六年即1811年，东观阁本《新增批评红楼梦》出版，同时刊印了评点者关于《红楼梦》家族主题和情痴主题的评语。道光十二年1832年，有护花主人王希廉评点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道光三十年1850年，有太平闲人张新之评点本《妙复轩评石头记》。程本时期有影响的评点家还有姚燮、哈斯宝、陈其泰、黄小田等。他们对文本的评批圈点，形式上是对脂评的继续，但评点的内容上有了较大的发展。护花主人王希廉是清代最有影响的评点家之一，他的评点涉及《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人物、结构诸多方面。他认为“《红楼梦》专叙宁、荣二府盛衰情事”，在总评中又说“《红楼梦》虽是说贾府盛衰情事，其实专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而作”。王希廉在评点中对《红楼梦》内容的丰富庞杂极为惊叹，他认为《红楼梦》“可谓包括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同时，王希廉还对《红楼梦》作了艺术结构分析，他认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分作二十段看，方知结构层次。”与王希廉齐名的，还有张新之、姚燮，他们并称红学三大评点家。其实哈斯宝、黄小田、陈其泰等人的评点，也很值得注意和研究。

程本时期的红学研究除了评点以外，还有随笔和题咏两种形式。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周春《阅红楼梦笔记》是最早的一部红学专著，也是第一部索隐红学专著。裕瑞的《枣窗闲笔》(1814--1820年间成书)，是红学史上第一部续书专著。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涂瀛的《红楼梦论赞》可以说是第一部《红楼梦》人物论。二知道人的《红楼梦说梦》，诸联的《红楼评梦》，解盦居士的《悟石轩石头记集评》，梦痴学人的《梦痴说梦》，洪秋蕃的《红楼梦抉隐》，青山山农的《红楼梦广义》等等，都是一些很有价值的红学专著。题咏也是这一时期评红的热门形式之一，据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之《红楼梦卷》所录，嘉道以来诗评即有70余家，存诗三千余首。

   

（胡适）

三、新红学时期（1904——1954）

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引入西方美学诠释中国文学作品，不仅成为中国小说批评史和现代学术史上的首创，而且具有十分深远的“范式意义”。王国维用叔本华的“反生命意志的悲剧观”，诠释《红楼梦》的解脱精神，并明确提出《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在于它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一部悲剧中的悲剧。他认为“生活之欲”为悲剧之根源，所以《红楼梦》中每一个人物都是悲剧人物，于是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王国维把《红楼梦》美学价值和伦理学价值统一于“解脱”之上，同时他也把文艺具有解脱作用视为文艺的本质。

1917年蔡元培出版《石头记索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具有深挚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以为“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在与胡适论战时，他提出了索隐的具体方法，要“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索隐派还有两位大师王梦阮、沈瓶庵，他们于1916年出版《红楼梦索隐》，提出：“看《红楼梦》须具两副眼光，一眼看其所隐真事，一眼看所叙闲文。两不相妨，方能有得。”可以说所有索隐派红学家都是按照这一模式操作的。同为索隐三派的代表人物邓狂言，于1919年出版《红楼梦释真》，他采用了逐段评点的形式，逐段进行索隐，而在方法上没有了转换推求，而是“甲即乙”的直解方式。因此不论是把黛玉影射为董小宛，还是影射为朱竹垞，都难逃“猜笨谜”、“很牵强的附会”的俗套。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于1921年，他用考证学的方法，对作者和版本问题进行了考证。该文也成为考证派红学的开山之作。经过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对作者及有关问题有如下六条结论性意见:

1.《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他会作诗，也能画，与一班八旗名士往来。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他因为不得志，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

3.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

4.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

5.《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作的。作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6.《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胡适作为新红学的领军人物，对红学贡献是多方面，一是考定曹雪芹为《红楼梦》的作者，并对其家世进行了考证;二是考证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且对续书作了比较公允的评价;三是终结索隐派红学，使新红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学派；四是发现了敦诚的《四松堂集》，收藏了早期抄本“甲戌本”，并将所有材料公布于众，推动和促进了红学研究。与胡适同为新红学创始人的还有俞平伯、顾颉刚先生，顾先生是新红学概念的提出者，也是胡适、俞平伯红学研究的同道者、助推者。俞平伯1923年发表《红楼梦辨》，开辟了与胡适历史考证不同的途径，他的文学考证使之成为红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他的研究打通了与小说批评派合流的管道。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是周汝昌先生，他于1953年出版《红楼梦新证》，文中所引用的史料书籍达一百二十种以上，可以说有关曹雪芹家世生平的历史资料，被他“一网打尽”。对曹雪芹的家世，以及版本、脂批、文物均颇有创见，但常有主观臆断，反而削减了说服力。比如认定脂砚斋就是史湘云。同时周先生有坚执已见的特点，比如他坚持主张红学只能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他这种“严家法”的学术宗派做法，本质上局限了包括考证派在内的红学研究的天地。

以上我们简单讨论了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他们既是红学大师，同时也分别为红学的小说批评、红学索隐、红学考证建立了学派典范。红学进入新红学时期才真正成为一门学问，也才真正热闹繁华起来。从内在原因上分析，是因为《红楼梦》是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思想内涵博大精深，艺术表现手法诡秘多样，作者身世成书过程扑朔迷离。从外在原因上分析，是因为有一大批一流学者进入红学研究领域，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顾颉刚、俞平伯、吴宓、陈寅恪等等，是他们深孚众望的名声，以及举世瞩目的成果，让红学声名鹊起。当然胡适将考据学引入《红楼梦》研究，考证派一系列的令人叹服的红学成果，以及蔡元培、胡适师徒的红学论战，这些都使新红学充满旺盛的生命活力 。尽管考证派红学从新红学时期以来，一直占据着主流话语权，但由于史料的制约，加上他们方法上步入“曹贾互证”新索隐的怪圈，以及红学体系的封闭性，考据派红学似乎也渐显穷途之兆。

 

（俞平伯）

     

四、 革命红学时期(1954——1980)

李希凡、蓝翎被称为“两个小人物”，他们是引发这场运动的直接导火线。两位年轻的大学生刚刚毕业，在那个躁动的时代，他们总想着走捷径出巧招一举成名，于是他们合写了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他们对红学大师俞平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离开了现实主义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出发，本末倒置的把水浒贬为一部过火的'怒书’，且对他所谓的红楼梦的'怨而不怒’的风格大肆赞美，实质上是企图减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两个小人物”在文章中确实言语尖刻，但依然没有超出学术研究的范畴。文章于1954年9月初发表，而到9月中旬毛泽东就委托江青约谈《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之后就顺理成章地将一个极不显眼的文学现象，发展成为一场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的本质还是30年代左联思潮的顺延，也是40年代延安整风的继续，“两个小人物”仅仅是根引火索而矣。1954年到1966年，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下，《红楼梦》研究出现低潮;1966年到1972年，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基本停滞;1973年以后，一些学者陆续回归，尽管时有发声，但在评红闹剧(1973-1975年)的政治压力下，终于不能逃脱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

在革命红学时期，应该说没有优秀成果可言，可以留作纪念的文章也屈指可数，比喻何其芳《论红楼梦》，吴祖缃《论贾宝玉典型形象》，蒋和森《论林黛玉》，张锦池《论薛宝钗的性格及其时代烙印》。1976年周汝昌先生出版《红楼梦新证》增订本，更进一步完善了周氏的红学框架。尽管这一时期考证派三大中间力量，即周汝昌以及吴世昌、吴恩裕先生合力进行所谓“实证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在革命红学时期，国内的红学成果依然是乏善可陈。但是这个时期海外红学得到了迅猛发展。这个时期海外红学家运用西方文艺理论，以神话学理论、心理分析理论、美学理论、叙事学理论来分析解构《红楼梦》。台湾、香港成为海外“研红”重镇，日本、美国的“研红”也不可小觑。夏志清、宋淇、柯庆明、余英时等的意义阐释，高友工、浦安迪等的叙事学研究，都对王国维所开创的文学批评派红学有较为深入的拓展。60年代夏志清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有专章评述。70年代中期余英时发表极具影响力的两篇文章：《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他不仅对大陆红学提出了尖锐批评，同时也提出了表现论的、文学性的阐释立场。同时他认为“红楼梦”里有两个世界，即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外的世界。大观园的世界是清、情、干净的、理想的世界，大观园外的世界则是浊、淫、肮脏的、现实的世界。《红楼梦》就是阐释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在实证研究方面，潘重规、宋淇、赵冈、张爱玲、陈庆浩等人的成就也较为突出，潘重规有《红楼新解》、《红楼梦新辨》等著作。张爱玲有专著《红楼梦魇》。赵冈、陈钟毅出版有《红楼梦新探》等著作。

五、新时期的红学（1980年以后）

把新时期的起点定为1980年，是因为中国进入八十年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比较开放的年代。1980年中国有了新的领导核心，中国人真正开始走出阴霾。而刚好在这一年，哈尔滨全国红楼梦研讨会上成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这是红学史上崭新的一页，学会的成立，与《红楼梦学刊》的创办，红楼梦研究所的成立，共同构成八十年代红学的三大盛事。红学研究有了平台，有了队伍，有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可以说红学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曹雪芹的家世、《红楼梦》版本、后四十回续书，以及《红楼梦》的学术成就艺术技巧等诸多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自媒体的发展，红学研究和《红楼梦》的传播呈现出更新的发展态势。新时期的红学研究成果，热切期待红学史专家作出更全面的梳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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