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谷：当年广播教学考略

  当年广播教学考略              

                   文/古  谷

很多年来，我一直有个心结，为什么1964年我小学毕业时，部分同学不能读初中，流浪于社会，混到16岁，成为“社会青年”。去街道办事处登记，等待就业，步入社会。

我12岁那年，有幸读到一所用收音机教学的中学，按现在的理论来说，应该是一所开放式的学校。只要有几十平米房屋，有电，一台收音机和桌、凳，请一个具有高中学历的年轻人作为管理者和教学辅导者。学生们听收音机，授课教师由教育部门聘请本市高水平教师在广播电台授课。

我所读的那所学校叫“重庆广播学校”具体的教学班在南岸区下浩杨家岗山顶上一所破旧的土墙屋。我专心致志地听收音机里的老师用普通话教学，很认真地做作业。很遗憾，我在那个学校只读了一年，就停办了。

许多年后，我知道了那个广播学校不止办一年，也不限于只办了初中，还办了高中。

那个叫“重庆市广播学校”的学校，今天已经没人记得了。它为什么只出现一年就消失了？我问过许多比我年龄大的人，他们都说不知道，有的人竟不相信，重庆教育史上有过这样一所学校。

2016年10月29日，下浩的原住民在合成纤维厂门前地坝上，摆了60张大桌，吃“坝坝宴”，响应政府大规模改造下浩的号召，整体搬迁。

世界著名杂志《美国国家地理》说“下浩是长江南岸旧重庆标本的百年老街区”。这个“百年老街区”在那天的“坝坝宴”后，从地理上消失了。取代的新街区，不知何年在现？“下浩”这个地名，留在原住民的脑海里是更多的是“淡淡的乡愁”。

宴会上，我问了不少的原住民，知道杨家岗上的广播校吗？他们都茫然摇头，在这儿住过几代的原住民，也说不清楚。席桌上有位与我同读广播校的同学，他已经忘记了在杨家岗上读过书。

忘了，五十二年了，五十二年来，为生存苦苦挣扎的同学们，广播校短短的学习生涯，即使有点印象，也是异常地残缺。 

苦于人们的遗忘，我决定将搜寻记忆中的残缺，还原那段历史。

 

       重庆日报1963年6月11日第一版任白戈市长讲话

通过寻访和查找的资料，我写了《我所读过的一所中学》，发表在重庆《老年风采》杂志上。后来又在重庆《故人旧事》公众号上传播。

文章被当年广播校的师生读到，激起了较大反响。曾经的广播校老师和几个同学终于在数月后的一个下午，在当年我的班主任陈翔燕家中相聚。

陈老师是我当年读广播校的班主任，那时她才18岁，原本是四川畜牧兽医学校在读生，临近毕业前，因为三年特困的饥饿年代，教育部门关闭了不少学校。不幸的是，陈老师所读的这所学校被解散，她失学回家被街道聘用，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老师。

那天的聚会，我还见到了筹办我所读的上新街广播班的王志雄老师和给我们上音乐课的胡老师。我知道了五十多年前为什么会出现这所寿命短暂且不伦不类的学校。

 

      1964年7月18日海棠溪广播校师生欢送同学下乡

1962年，为纠正1958年大跃进的问题（三年特困时期），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政策。精简机关，压缩企业，经济大倒退。教育系统调整的后果，是学校停办，院校合并，专业撤销，社会上闲散人员迅速增多，年轻人无法就业，适龄儿童不能入学。

小学，初中毕业后不能入学的少年浪迹于社会，加上经济困难，社会治安出现严重隐患。1964年初，国家动员部分出生不好的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支援农村建设。

有关方面认为，在这个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敌人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国际上传言，寄希望于中国第三代、第四代改变社会主义国家颜色的所谓歪风也不断强劲地吹，引起政府重视。如何与国际国内反动派争夺青少年？培养革命后代便成了当时的重大社会问题。

重庆市在师资、校舍缺乏的困难状态下，由市长任白戈担任校长，组建了“重庆广播学校”。利用市教师进修学校的师资和重庆广播电台第二频道，面向全市，把还没有升学的小学，初中毕业生，集中起来用广播教学的方式进行初，高中教学，施与有效地管理。具体由各街道提供场地，选派具有初，高中学历并热心教育的同志组织学习和辅导。

      重庆日报1963年8月23日第2版登载的海棠溪广播学校

南岸区文教科选定辖区的海棠溪街道做试点，街道的党政领导虽然没有广播办学的经验，但对于政府“两条腿办学方针”积极响应，支持；辖区敦厚下段居委会把段上的学习室让出来作为广播班的教室，街道办事处提供单位的收音机，在社会单位的支持下，桌椅，黑板也较好地得到了解决，并寻到高中毕业生王志雄，胡清远（女）具体管理并辅导学生。

王志雄老师当年18岁，重庆清华中学高中毕业，正积极复习准备来年考大学，被街道聘为广播办学的老师，这位18岁的小青年满腔热忱地投入办学工作，到适龄学生家里作家长的工作，动员学生参加学习。

简陋的海棠溪广播校教学班于1962年11月开课，第一期分初中，高中两个班。最初只有学生13人，其中，高中3人；初中10人。

由于教学质量高，反应很好，到第二学期，增加到学生22人。其中初中班15人；高中班7人，几位辅导老师工作积极性很高，课前组织学生预习，课后和学生一道核对笔记，复习当天讲的内容，甚至利用晚上和节假日时间对学生进行家访，辅导。对于个别基础较差的学生还单独进行重点辅导，学生逐步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文化知识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由于老师们经常利用晚间家访，及时反应学生在校的学习状况，得到了家长的普遍欢迎。学生们通过一年的学习，增长了文化知识，思想品德得到了提高。1963年7月完成了第一学年的教学并召开了学年总结会，得到了上级单位的表扬。重庆日报在1963年8月23日的第二版上作了详尽的报道。1963年的下半年，海棠溪广播班办学的效果获得了社会认可，市里决定在全市进行推广，把办广播班作为政府“两条腿办学方针”的具体落实方向。

南岸区弹子石街道开办石桥广播班一次就招生往届和应届生近200余人，江北区招生500多名应届小学，初中毕业生进入广播校初中，高中班学习，米亭子街道的广播校办得最是有声有色，引来其他街道的观摩学习。由于街道办广播班蓬勃兴起，极大地弥补了国家教育资源的不足，不少学生获得了学习的机会。

 

      重庆日报1963年10月25日第2版

1964年秋季，海棠溪广播班再招生近100余人，扩大了教学规模。邻近的上新街街道领导也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委托王志雄老师帮助上新街街道办起了初中广播补习班，招收了近40名往届和应届小学毕业生，他与胡老师还兼任上新街广播班的音乐课教学。

1965年上学期，广播补习班已经遍布全市，利用广播电台进行初中学历的教育方式不但被广大学生家长接受，还得到社会的承认，不少正规教学单位还来观摩学习。

1965年下半年的新学期开始，市文教局突然通知，停办广播班，全市所有教学班的人、财、物全部归并到邻近的民办中学。

这是为什么？

原来，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全面完成，1965年国家工农业生产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提出两种劳动制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种教育制度（全日制教育和半工半读），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之一。中央批示：半工(耕)半读学校作为我国今后教育发展的方向。广播班作为困难时期的教育应急方式已经不适应，而课程又因电台资源紧张仅仅只开初、高中语文，数学，也不符合教育大纲的要求。                                                                                

      烈士陈然母亲和海棠溪广播校学生合影1965.2.28

当年我的班主任陈翔燕老师，现今76岁，她回忆自己在上新街广播校辅导教学时，为我们这些少年求学者，呕心沥血地传授知识。在教学中与另一老师以大讲阶级及阶级斗争的教学的理念差异太大而退出学校。直到1979年父亲落实政策才重返教育岗位，直至退休。

           1964年的陈老师                           

王志雄老师一生忠于教育事业，广播班停办后到下浩中学义务教学，最终转为公办教师。

在难得的聚会上，我想起当年在广播班读书的日子，每天从家里走到下浩中学操场，再一鼓作气爬到杨家岗山顶；放学时顺着川祖庙院墙、区粮食公司制面车间的小路到米市街旁原武汉中华大学的教职工宿舍，过董家桥上公路回家。那一年广播班的学习经历，我学习到不少知识，为我以后的继续求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想来，当时的领导，提出不和适宜的口号，在国家经济建设上盲目大跃进，过分透支财力，以国民经济大衰退结束，造成人民物质生活大倒退及教育资源投入严重不足。这个令人难忘的历史时期，随着岁月的逝去，永远定格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头脑里。

然而，造化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七十年代后期，因“十年文革”造成的国民经济滞后发展，上千万失学的初，高中生，即所谓的“知识青年”大返城，就业和升学压力又成为当时社会主要矛盾，我们这一代青年又回到60年初期失学、失业的状态。

年轻人要为国家建设作贡献，要求学，却没有学校能接受。“十年动乱”人才断档，国家建设又急需大批接受中，高等教育的专门人才却又青黄不接。1960年代的我们读广播学校的那个历史现象惊人地重现。

人民日报说：“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怎么办？中央提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自告奋勇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恢复了停止十年的高考招生，仅1977年到1980年就有1981万因为“十年动乱”而失学的青年参加高考，录取人数为155万，仅为7.8%。

学生要读书，教育资源严重短缺，怎么办？各类业余大学应运而生。

1965年被撤销的广播学校又以广播电视大学的姿态于1979年2月6日举行首次开学典礼。1980年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响亮校名面向全国招生，各地，各单位的教学班蓬勃发展，作为学历教育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且门类齐全，专业为社会所急需。我们区的大中型企业及区工会也利用国家广播电视频道，结合自身的需求办起了广播电视学习班。

广播电视大学的在校学生到1981年达学生26．5万人。1990年达到130万人，仅重庆广播电视大学37年来为国家建设社就培养了43万合格毕业生。

广播学校（含电大）的再出现和再发展是偶然的吗？不！它是国民经济在困难时期因教育需要而必然要产生，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自身的局限又必将逐渐萎缩的特定历史现象。

短短的二十年里，这种历史现象重复出现，这其间是否有何规律？在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单就教育史上的这个历史现象能给我们留下怎样的思考？它还会再出现吗？

这思考一直困扰着我，才有了以上的文字。

2023年2月 4日于云南

（文中图片作者提供）

作者近照及简介：

古谷，本名苏玉新，1952年生，大专文化。1969年下乡忠县当知青，1972年病退回城，从事过多种职业。退休后致力于纪实文学写作，任中华知青作家学会理事，出版有纪实文学《摊子口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