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进化论的传播
严复《论世变之亟》云：“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1]西学东渐，进化论的传播，带来了古今观念的转变，也就是由“好古”到“力今”的转变。
严复译作《天演论》，具述“天演”之“物竞天择”[2]；严复所谓“天演”，梁启超则代之以“进化”[3]。梁启超云：“竞争也，进化也，务为优强勿为劣弱也……二十世纪之世界将为此政策此哲学所磅礴充塞，而人类之进步，将不可思议。”[4]
依据进化论，梁启超乃作《新史学》，以求历史之进化与进步。“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循环者，去而复来者也，止而不进者也。……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则属于历史之范围。……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5]
西学东渐，因应变革，进化论在中国迅速传播。“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6]“进化者，前进而不止，更化而无穷之谓也……革命即革去阻进化者也，故革命亦即求进化而已。”[7]
西学东渐，进化论在中国迅速传播，带来了古今观念的转变；进化中的古与今，今必胜古，而非古必胜今。今必胜古，这是接受西学的结果；这种结果，也就为西学大规模涌入中国开辟了道路。西学为“今”，于是就应该输入并接受西学；随着西学大规模涌入中国，古、今之外，是有中、西。
2.新民与进化论
梁启超之新民说，承继严复之论，基于进化论。严复具述“物竞天择”之理，进而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8]梁启超承继严复之论，作《新民说》以申论之。[9]“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10]，“以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11]。
新民既为根本，则革命并不可行。“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12]“今日之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而所以下此断案者，曰，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13]
新民基于进化论，进化中的古与今，今必胜古，隐含了进步与革新的期望。但新民以为革命并不可行，则与排满革命相悖。新民以君主立宪为前提，排满革命则反对君主立宪，主张共和。排满革命，主张共和，但却面临民权发生之难题。“虽然，有至难解之问题焉。民权非能骤然发生者也，其发生也有由来，而其进也以渐。”[14]
3.新文化运动与进化论
1900年代，进化论在中国迅速传播，西学大规模涌入中国。随着西学大规模涌入中国，1910年代东西文化论战，随即展开。
1910年代东西文化论战，肇始于新文化运动[15]。新文化运动，承继新民之“道德革命”[16]，造就新青年。“道德革命”之新文化，承接子学复兴与西学东渐，打倒“孔家店”[17]，反对“孔教”[18]，主张子学与西学。新文化运动主张子学与西学，参与并推动东西文化论战。
新文化运动承继新民，基于进化论；进化中的古与今，今必胜古，隐含了进步与革新的期望。“生存竞争之学说输入吾国以后，其流行速于置邮传命，十余年来社会事物之变迁，几无一不受此学说之影响。”[19]
依据进化论，进化中的古与今，今必胜古；相较而言，西方文化是今、为新，中国文化则是古、为旧。[20]推动新文化运动，拥护“德先生”、“赛先生”，就是引进西方文化，同时摒弃中国文化。陈独秀说：“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要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因为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21]
新文化运动的主张，基于进化中的古与今，将中与西视为古与今的程度之差。但是，中与西，也许不是古与今的程度之差，而恰恰就是中与西的性质之异。“盖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22]
4.基于进化论的科学观念
在新文化运动中威风八面的“赛先生”，经过了人生观的论战，被广泛接受并认同。于古今与中西，科学代表了今与西，玄学则代表了古与中。在人生观上选择并认同科学，这基于进化之进步的信念。
科玄论战之后，一场“中国社会史论战”“正在造着枪林弹雨的混战”；“科学已成为常识的'真’，玄学已成为常识的'幻’”。[23]唯物史观，就是科学的社会观；运用科学的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也就成为了基本的共识。这种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于是就引起了中国社会史论战。
19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革命实践直接相关。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要回答并指导这样的问题：中国革命向何处去、又该如何采取行动？[24]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就要为判断中国革命的道路提供依据，同时也要直接接受革命实践的检验。
[1]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页。
[2] “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英人达尔文……斯宾塞尔者……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天演论·察变》。《严复集》，第1325页。）严译《天演论》，史华兹谓其“是将赫胥黎原著和严复为反赫胥黎而对斯宾塞主要观点进行的阐述相结合的意译本”。（《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史华兹著，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93页。）可参见《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天演论>与<进化论与伦理学>内容对比》。（《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吴丕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3] “进化”一词援自东洋。梁启超不满严复为文太过渊雅而不利于普及，乃援用“进化”一词；经任公之宣传，“进化”之观念果为普遍接受并迅速流行。参见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媒介》及吴丕著《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进化论”一词的原意及翻译》。
[4] 《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饮冰室合集》第2册《饮冰室文集之十三》，第12页。
[5] 《新史学·史学之界说》。《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九》，第7、8、11页。
[6] 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146页。
[7] 真（李石曾）《进化与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1041页。
[8] “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达尔文曰：'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夫如是，则中国今日之所宜为……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此舍本言标者之所以为无当也。”（《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6、26-27页。）
[9] “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06-107页。又见《严复集》第1566页。）
[10] 《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118页。
[11] 《新民说·释新民之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122-123页。
[12] 《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118页。
[13] 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240页。
[14] 汪精卫《民族的国民》。《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第111页。
[15] “因为所谓文化运动的原故，我们时常可以在口头上听到、或在笔墨上看到'东西文化’这类名词。”（《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1页。）“新文化运动进行方锐之际，对于本国旧有文化思想道德，每不免为颇当之抨击，笃旧者已不能无反感。欧战以后，彼中之自讼其短者，时亦称道东方以寄慨。由是而东、西文化之争论遂起。”（《国学概论》，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7月第1版，第341页。）
[16] 梁启超主张新民，有“道德革命”之论。“今世士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今日正当过渡时代，青黄不接……老师宿儒，或忧之，劬劬焉欲持宋元之余论以遏其流，岂知优胜劣败，固无可逃……道德革命之论，吾知必为举国之所诟……吾所不惧，吾所不辞。”（《新民说·论公德》。《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127页。）陈独秀在1902年3月“于安庆创设藏书楼，组织'励志学社’，传播新知，牖启民智，宣传爱国，鼓吹革命”；在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即有打倒孔家店与新文化运动之萌芽。（《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20-21、32页。）
[17] “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胡适《<吴虞文录>序》。《吴虞文录》，黄山书社，2008年5月第1版，序第4页。）胡适打倒“孔家店”，在于破斥经学观念，夷孔子于诸子之列。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序》云：“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陈平原编校，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4页。）
[18] “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宪法与孔教》。《独秀文存》，第79页。）
[19] 伧父（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30页。
[20] “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巴罗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巴罗文明。”（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4页。）“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二者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今日所当决定者，处此列族竞存时代，究竟新者与吾相适，抑旧者与吾相适？”（汪淑潜《新旧问题》。《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10页。）
[21]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81页。
[22] 伧父（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24页。
[23] 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民国丛书》第二编79，《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序第5-6页。
[24] “如果谁把握了正确的唯物辩证法，谁就能解答中国社会形式的史的发展如何？中国现在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并且还可以解答'中国革命的路向如何？我们应当怎样走？’”（王礼锡《论战第二辑序幕》。《民国丛书》第二编79，《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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