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课程论》第三章第三节
我们今天当然不是要照搬朱光潜的这个课文选目，而是说我们也要像朱光潜那样，在明确的教材编写理念的指导下来挑选课文。下面根据本书拟定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理念，提出课文选篇的几点标准。
一 要有明确的语文目的
课文只是“例子”，“例子”不是目的，把“例子”当成目的，就会变成其他学科的教材，而不是语文教材。大学语文的目的，是要训练大学生应有的“听说读写”能力，前面说过，笔者教材第一篇课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就是要训练他们课堂笔记的能力（《论语》就是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整理的课堂笔记），以及学习“笔记体”“语录体”的写作文体。同样每一篇课文都要有目的，都要落到“听”“说”“读”“写”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中小学语文教学理论有“一课一得”之说，一不仅是一，按照叶圣陶的说法，要通过“例子”举一反三，才算有所得。大学语文也要这样，目前各高校大学语文教学时间短，多数只有一学期十几次课，假如我们能让学生一课一得，举一反三，那么十几次课就有十几个这样的“得”，也不怕有人说这门课没有用了。
二 要有“人文性”
课文虽然只是例子，但是例子也要有人文性。不能因为课文只是例子，举例就可以马马虎虎，不注意人文性。讲到大学语文课文的人文性，笔者经常会想到汪曾祺的回忆西南联大国文课，他说：
联大的大一国文课有一些和别的大学不同的特点。一是课文的选择。诗经选了'关关雎鸠’，好像是照顾面子。楚辞选《九歌》，不选《离骚》，大概因为《离骚》太长了。《论语》选'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这不仅是训练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这种重个性，轻利禄，潇洒自如的人生态度，对于联大学生的思想素质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这段文章的影响是很深远的。联大学生为人处世不俗，夸大一点说，是因为读了这样的文章。这是真正的教育作用，也是选文的教授的用心所在。
魏晋不选庾信、鲍照，除了陶渊明，用相当多篇幅选了《世说新语》，这和选'冉有公西华侍坐’，其用意有相通处。唐人文选柳宗元《永州八记》而舍韩愈，宋文突出地全录了李易安的《金石录后序》。这实在是一篇极好的文章。声情并茂。到现在为止，对李清照，她的词，她的这篇《金石录后序》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她在文学史上的位置还没有摆准，偏低了。这是不公平的。古人的作品也和今人的作品一样，其遭际有幸有不幸，说不清是什么原故。白话文部分的特点就更鲜明了。鲁迅当然是要选的，哪一派也得承认鲁迅，但选的不是《阿Q正传》而是《示众》，可谓独具只眼。
这就是一种人文精神。当然，今天我们有比西南联大国文教材更高的标准，课文选篇不但要有思想教育意义，还要考虑能落到语文训练的目的。再要特别强调的是，人文性的判断并不容易，往往很难辨别，譬如徐中玉先生说他坚决不选周作人的文章进教材，“对周作人绝不能一味称赞而忘其严重堕落”。 这肯定也是一种人文性标准。但是周作人不选，那么张爱玲选不选呢？胡适选不选呢？莫言选不选呢？余光中选不选呢？龙应台选不选呢？……可能会有一系列连锁反应。现在有大学语文教师提出来，希望能为他们编一种“洁本”，以免选用教材时候学校通不过，不过这样的教材恐怕未必编得出来，我们只能做到相对的干净。
三 避免和中学课文重复
大学语文课文与中学语文重复的问题，早在大学国文时期就存在。1922年王造时说：“现在清华之教授国文，毫无系统。在中等科的时候，几篇《阿房宫赋》《祭十二郎文》，选了又选，读了又读。在外面坐过中学的，已经读过几次，不料跑到清华又旧文新选”。 1934年，涂公遂也说：“前年曾有一大学生与余言，谓其自初中至高中至大学，总共选文五百八十篇。重二种者一百二十篇，重三种者二十篇，……似此情形，国文教学了无章规，可概见矣。” 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曾有人批评高教司组编《大学语文》教材与中学语文教材课文重复率高，后经该教材多次自查修订，据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笔者对其第8版（2005年）与人教社的中学语文教材对照统计，124篇课文中仍有51篇重复，重复率高达40%。
不过此事又不能简单看，认为大学语文在中学语文之后，就一定是大学语文重复中学语文，事实上有时候也可能是中学语文在“重复”大学语文，徐中玉先生就曾说，他选入大学语文教材的文章，很快在中学语文教材中也出现了。还有一种情况，虽然是中学语文教材选在先，但该课文的难度实际上并不适合于中学生，应该留待大学语文选用。当年朱自清谈教育部“大学国文选目”时就说：“礼记礼运和柳宗元封建论，商务的《复兴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就有。大家觉得这两篇文字给初中学生读，嫌高深些；这里（指“大学国文选目”）选了，以后初中就可以不选了。高中学生固然可以读这两篇文字，但大家也希望以后高中教材不再选这两篇（礼运篇可只选第一节）；高中和大学的教材这才可以联贯起来。……现行的高中教材里，尽有比选目中各篇艰涩的。这选目是要定出一种标准，使以后中学教材按照着调整，不要再选那些太高深的文字。这自然还希望部里能够通盘筹画。” 这是比我们今天更高的视野，当然也说明那时候大学国文的地位比较高，可以要求教育部对大中教材通盘筹画，不要让中学教材抢先占用了本该大学读的文章。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确实是大学语文重复了中学的课文，但是属于“合理的重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些经典的好文章是值得反复读的，而且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可能会有不同的感悟。譬如《论语》的“侍坐章”，初中语文就选过，但到了大学语文仍可以选，当年西南联大的大学国文教材第一课便选了这篇。当然，这样的重复也不宜过多，一般说来，在大学语文第一课重复一下中学选过的课文，作为大中衔接的过渡，还是比较适合的。
最后还要防止过犹不及的问题，譬如为了避免与中学重复，就选一些很冷僻的课文，如余冠英批评清华大学1936/1937学年的大学国文教材：“避熟就生，有许多文章是普通选本里不常见的，如《六祖坛经行由品》、刘禹锡《天论》、程颐《明道先生行状》、谢良佐《论语解序》、严羽《沧浪诗话诗辩》、《唐顺之勾股测望论》、《元史丘长春传》、解缙《书学详说》、王思任《雁荡纪遊》、笪重光《画筌》、《千忠禄惨覩》、王闿运《圆明园词》等等”。 还有40年代的“部定”《大学国文选》教材，之所以选了那么些深奥的课文，和“避免与中学重复”一条编写标准也不无关系。这些问题都要统筹兼顾，不能过犹不及。
四 适当根据专业特点选篇
这个问题七十多年前就有人提出，1942年黎锦熙属文说，部定教材编写组曾计划编写一部《国文辞类纂》，分为学术思想、社会科学、文艺、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等， 由于当时战争环境，这一设想没有实现。重开大学语文后，也有一些教材是按专业需要编写的，譬如理工类的大学语文、农科类的大学语文、医学类的大学语文、财经类的大学语文、政法类的大学语文、外语类的大学语文、艺术类的大学语文、师范类的大学语文，还有高职高专类的大学语文等等。
但是专业类的大学语文教材，并非只要选一些和专业有关的课文就大功告成，按照我们的编写理念，第一这些课文仍然只是“例子”，还要落实到训练专业所需要的语言文字能力；第二还要引导学生将这些语言文字能力迁移到专业课程的学习。用这个标准看，有一种1986年的理工科院校教材便十分值得肯定，该教材不仅仅是选了一些科技类的课文，如《梦溪笔谈》《天工开物》以及华罗庚的《优选法》、竺可桢的《让海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等，而且还设计了“语言基础知识”，突出科技作品中语汇和句式的特点及有关修辞方法；设计了“科技写作”，讲述科技文章写作的基本知识和不同文体的写作特点、写法及要求。在“范文阅读”即课文选篇方面，也不仅仅是强调文学经典，还编选了古代、现代的科技论文、实验报告、科学史以及工科学生的毕业论文等，比较好地落实了语文为专业学习服务的宗旨。
或有人以为强调专业性会排斥大学语文教材的文学性，这是不会的，根据笔者完整的定义：大学语文第一要为大学各专业学习服务，第二要为将来走上社会展开人生做准备。文学是人生的镜子，为专业服务的定位不排除同时要为人生服务，所以大学语文教材选篇绝不会排斥文学作品。
五 关于整本书阅读
笔者一直主张，中学生应该会读文章，大学生应该会“读书”。如今中学语文都要求学生读整本的书了，大学语文更应该如此。民国大一国文就有这方面传统，如1935/1936学年的《燕京大学国文名著选读》，课文之外便还附有语体文专书目录，要求学生课外选读。教材编写说明第六条说：“近人所著，其已有专籍者，兹略指数种，作为课外阅读教材，仍宜携登讲席，以便讲授参考。简举如次：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等、皮锡瑞《经学史》（周予同注）、梁启超《饮冰室全集》《饮冰室丛著》等、胡适《上古哲学史大纲》《胡适文存》初集二集三集四集等、周作人《泽泻集》《夜读抄》《知堂日钞》等、周树人《中国小说史略》《二心集》《三闲集》等、凡龙《圣经的故事》《人类的故事》（陈衡哲译）、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李述尧译）。 清华大学国文课也如此，据余冠英回顾，当年的清华大学大一国文课，除了有国文选教材外，每年选用六本至八本专书让学生在课外阅读，在堂上讨论，和国文选同列在考试范围。已经用过和即拟选用的书有下列十二种：《鲁迅自选集》和《鲁迅杂文选》、《胡适文选》、老舍《骆驼祥子》、茅盾《子夜》和《清明前后》、曹禺《北京人》、夏衍《法西斯细菌》、沙汀《淘金记》、屠格涅夫《罗亭》（陆蠡译）、高尔基《母》（孙光瑞译）、罗素《幸福之路》（傅雷译）及冯雪峰《乡风与市风》。 沈从文也曾回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大一国文课，记得当时就曾由教学会议提出两种新的措施，一是教授不分等级，都得担任一年级国文教学，便于提高同学国文基本知识。二是选定课外读物二十种，内有范长江、徐盈两位的新闻通讯新著各一册，放在最前面，表示特别值得重视。”
今天大学语文的整本书阅读，当务之急是编写推荐书目，现在中学语文方面，有教育部编写的新课程标准推荐书目，大学据说也有教育部高教司指定的“大学生必读书目100种”，大学语文也亟需这样的书目，但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目前大家对大学语文的学科性质仍众说纷纭，不同的定位当然就会有各不相同的推荐标准，不能统一。
当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各教材配合课文（或单元）进行单本推荐，可以在编写教材时采用二维码的形式，植入电子图书（当然还要注意版权问题）。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