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刊发拙稿《穿越回民国，自主招生试题你能得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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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高考那些事儿
肖伊绯
自1898年“戊戌变法”把科举考试取消了之后，一门心思“唯有读书高”的全国考生，瞬间没了“平步青云”的前程可言了。还好，不久“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推翻了在政治、教育、文化制度上一直改来改去、苟延残喘的大清帝国，建立了各项制度均有创新、各项政策均有革新的民国。那时，全国各地的公立、私立大学也逐渐开始创办，想继续求学深造的莘莘学子们，似乎总算有了去处。
各校自主招生，报考花销不菲
然而，在民国时代要想报考大学很不容易，门坎远比现在的全国统一高考还要“高”得多，并不是人人都有能力、人人都有资格去报考的。首先，那时并没有什么全国统一高考之说，从民国建立到上个世纪30年代，国内大学基本都是自主招生，虽然曾有过几年短暂的统一高考，不过也因为国内战争与时局动荡而无法持续。当时，如果高中毕业后想上大学，最流行的方式还是直接去自己心仪的那所大学报名参加入学考试。
当时的大学入学考试报名费大概要三、五块大洋，按实际物价核算，一块大洋约折合现在的人民币一百元左右；也即是说，报名费也要三、五百元。可不要小看这三、五百元的报名费，这只是报考一所大学的费用，与如今全国统一高考的考生一次可以填报好几所大学是不同的。如果考试成绩不理想，未被录取，接下来还得去另一所大学交报名费，简言之，考的大学越多、花的报名费也越多，考的次数越多、花销也越多。
当然，除了在报名费上的花销不菲之外，民国时期各大学的入学考试时间也相当灵活，没有统一的标准可循。全国各地的大学均可根据自身情况，自由安排入学考试的时间。例如1930年代初期的中央大学（今日南京大学与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的入学考试时间为7月6日到8日，而天津南开大学的入学考试却安排在7月下旬。再来看，当年陈寅恪参与出题的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则为1932年7月30日，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开考，当年8月20日方才登报公开录取名单。也即是说，当年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国内“名校”，从报考、应考到最终知道是否被录取，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为确保万无一失的将来有一所大学可读，考生一般可选择多报考几所大学的方式。
不难发现，80多年前的考生，要想考入一所心仪的民国大学，仅就报考一项所花费的时间、精力与金钱，需要比今日费多少周折。因为没有全国统考，只能北上南下，围着南北各地的知名大学挨个考。首先要搞清楚各个大学的报考时间，然后估摸自己的应考能力与经济实力，最终再选择是就近报考，还是远途赴考，还要为了“保险”起见，多考几次。试想，若一位考生先是去南京考中央大学，再跑到天津考南开大学，最后再赶紧的到北京考清华大学，这一趟下来，得花多少钱？费多大劲？
入学考试试题五花八门，颇具难度
由于是自主招生，没有国家统一标准，民国大学的入学考试试题也是五花八门，出题者大有随心所欲的自由。考试内容涉及国文、数学、英文、历史、经济学、博物等各个学科，大多颇具难度，不少后来的知名学者或作家在青年时代应考时，也经常出现单科考零分的情形。
譬如后来曾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的知名学者罗家伦，于1917年报考北大时，国文成绩满分，数学却考了零分。又如26岁的诗人臧克家于1930年报考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国文得了98分，数学也是考的零分。再如1929年夏钱钟书报考考清华大学，国文特优，英文满分，数学也只得了15分。即便如此，他在当年清华录取的174名男生中，也位列第57名。可见，当时清华入学考试试题总体难度较大，大家都考得不太好；即便钱钟书数学只考了15分，也没有拖自己总分的后腿，所以排位尚可，得以顺利入学。
如今再来回顾这些五花八门的民国大学入学考试试题，仍然会让人觉得颇有难度。莫说是如今的高中学生答不上来，恐怕即便是大学里在读的硕士、博士也未必能答得齐全。在此例举一二，诸位不妨过目一看，看自己能答得上来几道题？
◎国文题
●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宋子文在欧美大借款，试述其事实而评论之。
（国立中山大学1933年）
●昔柳子厚为敌戎一文其言有云“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试演释其意而畅论之。
（国立武汉大学1946年）
●试译下文为语体并加标点：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戊申晦五鼓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山东大学1947年）
◎英文题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将下列句子翻译为英文）:
1.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
2.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3.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4.吾居此已近三年矣。
5.一之为甚，其可再乎。
6.天下存亡，匹夫有责。
7.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国立复旦大学1946年）
◎历史地理
●自东北失陷以来开发西北之说甚嚣尘上，试就地形、气候、产业、移民诸端比较东北西北之异同。
（国立中央大学1936年）
●问世界大战时，何以日本在政治、经济两方面而均能有飞跃之发展？
（国立山东大学1936年）
◎生物化学
●厨灶燃煤，他日重返厨内已为盘中之牛腩，试寻其变化之经过。
（国立中央大学1946年）
●列举五谷及六畜之名称，并注明此各种动植物在分类学上，所隶属之门类。
（国立中山大学1947年）
●天演进化已成定论，谁之功欤？其果何所据耶？
（国立安徽大学1947年）
◎哲学
●世界与人生是否是两个问题？如是两个问题，应该有一种什么关系？
（国立北平大学1933年）
特例：引发轩然大波的清华大学“对对子”试题
1932年7月，清华大学及研究院招考新生，陈寅恪受邀拟定国文试题——试题由对对子、命题作文和标点古文三部分组成。其中，一年级新生作文题目为“梦游清华园记”，而对对子试题则针对各年级学生，各有不同。1932年7月30日上午八时，一年级新生、二三年级及研究院考生，共计2827人步入考场，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开考。
此次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由于报考者众，为历年报考人数之冠；录取率低，预计仅能从中录取一年级新生245名（实际录取342名）；因之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而国文试卷一经公布，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议。其中，对对子试题分数虽然只占总分的十分之一，却最受质疑与批评。所谓“孙行者”，其实只是一年级新生的对对子试题之一（另一题为“少小离家老大回”，其它年级还有不同的对对子试题），但由于新生入学考试最受瞩目，加之“孙行者”这一语词本身颇具公众参与的通俗性，使这一试题成为此次清华入学考试的标志性话题。
北平《世界日报》于1932年8月间，专门在“读者论坛”版开设讨论专区，针对清华入学对对子试题展开各方研讨。但支持者少，反对者众，一时间，批评声浪滚滚而来。从对对子试题设置的目的与意义，到作文题乃至整个试题内容的合理性；从清华招生人数限制，到所谓清华的“资产阶级化”、“贵族化”问题，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公开批评与激烈抨击。可以说，关于对对子试题的全社会讨论热潮，正在呈现出“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态势，清华校方与出题者陈寅恪都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
1932年8月14日，面对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质疑，生性淡泊、深居简出，并不喜欢参与社会活动的陈寅恪，不得不接受北平《世界日报》的采访，就对对子作为试题的合理性做公开答辩。次日，采访内容见报；8月17日，《清华暑期周刊》第6期摘录北平《世界日报》的采访内容，予以转载。不久，陈寅恪将他与邀其出题、时任清华国文系主任的刘文典（字叔雅，1889—1958）之通信公布出来，以《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为题，发表于该年9月5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44期；12月16日，该文又转载于上海《青鹤》杂志第一卷第三期。1933年7月，陈寅恪将此信略加修订，改题为《与刘文典教授论国文试题书》，交付《学衡》杂志第79期发表。1965年，陈寅恪晚年编定自己文集时，又为此信加了一个附记。
此外，根据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所档元字4号之24《陈寅恪致傅斯年论国文试题书》，可知就在接受北平《世界日报》采访之后两日，即1932年8月17日，陈寅恪对对对子试题之意义的思索还在继续拓延，他坚持认为对对子是测验学生国文文法最为便捷有效的方法，为之概叹道：“舍与中国语特点最有关之对子而更用何最简之法以测验学生国文文法乎？”并强调他的出题思路正确无误，绝不改出题初衷，甚至坚称“明年清华若仍由弟出试题，则不但仍出对子，且只出对子一种，盖即以对子作国文文法测验也。”这封信的主体内容，与后来发表的致刘文典的信件核心思想一致，只是内容更为简略，措辞更为激烈。因信件开首即语“尊示敬悉”，信中所谈内容应当是在收到傅斯年传达的某种意见与信息之后，陈寅恪所做出即刻回应。
当然，迫于社会各界压力，在1933年及之后历届的清华入学考试中，国文试卷里都没有再出现对对子的试题类型。陈寅恪在学术观点上的个人取向，最终未能成为中学国文文法教学上的主流意见——就目前已知的清华入学考试国文试卷来看，标点古文与命题作文作是必考题型，对对子考题只出现过1932年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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