闰土与海：神异“故乡”的消亡
“我”忆起闰土的时候，脑海里闪出“神异”的“月下刺猹”图、雪天捕鸟的绝活、夏天捡贝壳管西瓜的奇遇……于“我”而言，较之闰土，“我”只能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无疑，有故事有能耐的闰土是被“我”艳羡乃至崇拜的，而闰土所在的那片“海”则以其奇幻浪漫的色彩令“我”无比痴迷，以瑰丽的虚幻想象成为我对于“故乡”印象的重要部分，共同构筑了与“我”的童年共同流逝的“精神故乡”。
而下文，鲁迅仅以“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几句，就彻底消解了“海”乃至童年回忆的美妙，把粗粝生冷的现实抛将出来。
当年闰土的“来海边”的邀约终未实现，成为了与童年相关的遥想，而水生对宏儿的邀约则更为渺茫了，当宏儿随“我”去往城市、水生背后的农耕社会渐次崩塌，“海边”与故乡彻底堙没在“我”的回忆里。而水生和宏儿并非仅仅是“我”和闰土童年的倒影，抑或是更深层的悲哀的映射，而是作者深切的希望所在，他们是要从“故乡”出发，去寻找另一种可能性的。
先觉者“在乡”的孤独审视
作者写到少年闰土时，说他是“紫色圆脸”，“紫色”虽透出农家的寒酸，却有少年的生猛之气。而成年闰土，面色“灰黄”，生活的重荷令他有了沉闷、枯索之气。而儿子水生呢，“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则显出了乡村营生的凋敝，昔日宽裕、和乐家境中成长起来的健康明快的闰土已经无迹可寻。
而闰土的一声“老爷”则将这个苟延残喘于“多子、饥荒、苛税”、又被“兵、匪、官、绅”威吓而奴化得丢了性情乃至灵魂的中年底层人刻画得淋漓尽致。当年那个“哭着不肯出门”、一心只有玩伴情谊“忙月”之子“分明”地消失了。
杨二嫂固然是可鄙的，作者笔调中也不无嘲讽和鄙夷。这个满口做“道台”、娶“三房姨太太”的女人的精神世界里只有苍白而狭隘的“升官发财”的图景，而她做的，又是寡廉少耻地贬损他人以为自己恃弱“揩油”正名。
但是杨二嫂又显然是一个乡村女性的悲剧，年轻时出卖姿色、色衰后苟且偷生、以庸俗至极的尺度丈量他人、自我麻痹。
面对闰土和杨二嫂，“我”又怎能不感到被“隔成孤身”呢？面对或僵死或强势的封建话语体系，知识分子的只能“失语”，但作者并未在抑郁或绝望中消沉。
寻一条路，往可能的生活
“我”、闰土、杨二嫂各自有着各自的悲哀，而闰土和杨二嫂的悲剧或将终结的，“我”的孤独探索亦许是有意义的，“我”期待水生和宏儿“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这当是一个富足、开明的社会下人所能育出的健全、自然的人性。
而鲁迅认为闰土“崇拜偶像”、实现宽解生活、获得庇佑的蒙昧只认为是“切近”，而自己的“偶像”——为后人开拓新的路不过是“茫远”，两者在社会转型的困境中不过各求所安。鲁迅始终以悲悯的眼光观望他人与自己。
故而，鲁迅在哀婉于“失落”之后，要去寻一条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仍是相信绝望中蕴含着希望的。
再看文章开头，“我”对故乡现状的失望似乎就多了许多深沉，亦潜藏了许多力量。农耕社会的崩溃、家族的瓦解、文明的演变、个体的探索交错于小说中，而作者终究是通过“返乡”与过往的自己、可能的自己以及未来的自己进行了一场与家国命运休戚相关的、“探索新路”对话。
而我们，都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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