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出土于甘肃天水的秦公簋有一句著名的铭文：“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责。”孙庆伟先生最近的一部著作，书名便用了这句铭文。“责”字过去被读为“足迹”之“蹟（迹）”，如果参照《诗经》的文例，“责”实际上对应“绩”。如果将其读作“迹”，指的也是“王迹”之“迹”，是功业的意思，与“足迹”之“蹟（迹）”不同。“鼏宅禹责（绩/迹）”，也相当于“处禹之绪”。
芈加编钟、叔夷钟和秦公簋在强调“禹迹”的同时，也不约而同强调天命。天命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禹迹”则是疆域合法性的来源。
芈加编钟、叔夷钟、秦公簋三件器物的年代都在春秋中晚期，它们不但均见及“禹绩”或“禹绪”，还都提到了“夏”。
叔夷钟所谓“翦伐夏后”，“夏后”指夏朝之君，这里的“夏”是就夏朝而言的。
秦公簋则说“保业厥秦，虩事蛮夏”，以“蛮”修饰“夏”值得玩味。
芈加编钟铭文云：“以长辝夏。”虽然“长”字的释读还有疑义，但这句话的意思还是基本清楚的，那便是通过统治曾国，光大“夏”之基业。
周人以“夏”自居，如《尚书》记载周人自称“我有夏”“我区夏”。结合秦公簋和芈加编钟，可以看出时人对“夏”的认同。
“夏”是华夏共同体的标签，代表着正统，同时也是历史记忆的反映。它更多是文化意义上的标签，超越了血缘与地缘。两周时期人们对“夏”的强调，成为当时凝聚华夏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叔夷钟是齐灵公时期的器物，秦公簋是秦景公时期的器物，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据此指出：“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如果加上芈加编钟，则远至南土，“禹迹”与“夏”的观念也深入人心。需要注意的是，叔夷钟出自齐国，但叔夷是商人后裔，商人是夏人的死对头；秦公簋出自秦国，秦人来自东方，与商人也多有关联，秦人的先祖便曾“助纣为虐”；芈加是楚人，相传是颛顼、祝融后裔；芈加的夫君则是姬姓的曾人，曾侯與编钟称“余稷之玄孙”，曾人是后稷的后裔。西周中期的豳公盨以及可能写作于周代的清华简《厚父》，都提到大禹治水、奠定九州的伟绩，其中《厚父》记载了夏人后代对祖先的追述。可见，无论是夏人后裔，还是商人、周人后裔，无论他们与“夏”是有亲缘关系抑或敌对关系，都表现出对“夏”的认同以及对大禹勋绩的称颂，并非出自某家某族之标榜。
总之，芈加编钟的发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禹迹”与“夏”的观念在先秦的内涵及流播，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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