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北伐决策讨论
北伐战争，是太平天国战史上研究的一个迷魂阵。北伐的目的是要直捣京师，灭亡清朝，但太平天国仅出兵数万。除英法联军挟完全不对称的火器攻克北京外，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个政权企图只用几万兵力攻克中国首都，庚子年八国联军进中国，也陆续增兵至十万余人。此时主持太平天国军事工作的杨秀清、韦昌辉，都是军事经验丰富的帅才，似乎不应该有此幼稚举动。
要搞清楚杨秀清的决策，就要设身处地于当时的战略态势中去，笔者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思索，勉强模拟出了杨秀清决策时面对的形势，大致如下：
从敌人的力量上来讲，清朝在首都附近的军事力量并没有理论上强大。清朝的军事体制与过去其他王朝并不相同。清代军事，相比前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兵少，首先体现在国家常备军数量上。清朝军队主力绿营，全部满员也不过六十余万，加上皇族的子弟兵八旗部队，顶多有八十万，这是理论上的数据，实际上旗人很少上战场，绿营不满员的情况很严重，太平天国时代，清廷能动用的兵力在四十万上下，与唐贞观年间大致相当，但此时清朝的人口有贞观年间十倍以上。如果再与明初养兵二百万，秦朝带甲百万相比，清朝军队的规模简直小得可怜。清朝军队人少还体现在，军队调动的规模很小。清军的部署很分散，清代中叶以后的战争，每次会战动员总兵力总在数万人左右，政府调派军队一般以千人甚至百人为单位。 现代人经常讥讽晚清时西方国家以数千人、万余人横行于中国大地，客观的讲，清政府与西洋军队作战的士兵，通常也不过是万余人，二三万人而已。以鸦片战争为例，英军的规模有二万，清政府调动的军队不过六七万，按时到达前线参战的只有四五万人。在中日战争、中法战争某些战斗中，中国军队甚至还少于敌人，并不是传说中的百万大军不敌洋人数千。
晚清的战争中，清廷基本上没有历史上其他政权那样一次动员数十万军队的记载，因为清朝的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满族人口较少，能组建的军队数量有限，让完全的汉人武装绿营数量过于庞大是极其危险的，绿营的数量受到严格限制。另外，晚清时会党起义遍布全国，清廷大部分绿营兵都必须分驻各地，严格监视防御地方，指挥系统零落散离，互不统率，互相牵制，不能集中起来组成数十万人的大兵团。因为这两个重要原因，决定了清王朝在首都及其附近地区的战略力量并没有传统上其他王朝那般强大。唐、宋、元、明都能在其京畿动员三十万以上的部队，清廷却只能动用十余万人，大部分以数百、千人为单位分驻各县，而且受到大批北方起义军的牵制。如果没有江忠源、温绍原、周仁法这些七品县令中的名将坐镇，千余人的小股清军，对于数万军队的推进，只能起到骚扰的作用。如果战术得当，数万北伐军可以把这些分散的清军从容击破。整个北伐战争中，清廷只组建了胜保和僧格林沁两个机动兵团，数量均在二万左右，相比北伐军，数量并不占优势。北伐军的失利，也并不是因为兵员少于胜、僧两个军团而是指挥上的错误。
按笔者的分析，北伐军如果能顺利击破胜保、僧格林沁两个兵团，在生死存亡关头，清王朝至多还能拼凑四五万八旗部队顽抗。清廷不会把数十万八旗全部压上战场，如果四五万旗兵被歼，剩下的八旗兵是保卫爱新觉罗氏北逃或者南撤的本钱。我们模拟当年决策的杨秀清的心态，也大致如此，既然太平军能以数千人击破赛尚阿四万人的封锁，一路攻城略地招降纳叛发展到百万之众进入南京，那数万太平军精锐也极有可能歼灭胜保、僧格林沁的四五万军队，联合北方捻军和其他起义部队，以数十万之众攻克北京。从北伐具体进程来看，北伐军及其援军，也一度发展到十数万人的规模，实力远超胜保等人，只是战术运用不得当才被打败。
可见，以数万太平军北伐，并非是愚蠢幼稚的决策，而是在一定理性分析基础上的战略冒险，如同邓艾偷袭成都的战术一般，只是由于北伐军指挥林凤祥、李开芳的失误而导致失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北伐军并不是传统所吹捧的那样，以二万人敌对数十万清军，因林风翔、李开芳的骁勇善战而虽败犹荣，北伐应该是北伐军以数万精锐对阵胜保、僧格林沁数万人，以林、李二人指挥水平低下而遗憾的失败。
需要指出的是，杨秀清虽然在战略上判断北伐有成功的可能，却并没有把国运赌在这冒险的一战上，杨秀清当时的心态应该是姑且一试，成则成，不成也可牵制北方清军，减轻天京附近的军事压力。太平天国第一等的将领，韦昌辉、石达开、罗大纲、韦俊、曾天养、胡以晃都没有参加北伐军而出现在西征战场上。把精兵强将全部派往北方，以数十万的人力攻打京师，有杨、韦、石、罗指挥，推翻清朝的可能性极大。但太平天国的目的不仅是推翻清朝，他还要建立自己的统治。光推翻清朝而没有控制大片稳固的根据地，太平军还得继续与举旗自立的地方督抚、会党起义军逐鹿中原，江忠源、左宗棠这些霸才极有可能自己披起皇袍来，没有腐朽的清廷掣肘，这些汉人名将的实力将会百倍的迸发，太平天国消耗大量兵力攻克京师多半只会为他人作嫁衣。试想，如果太平军放弃江南的经营，全军北上攻陷京师，孤军屯于北方苦寒之地，面对占据广大粮产区和财赋地自立为王的湖广、江浙地方督抚，会是多么危险的局面。战争需要冒险，又不能赌上全部身家，杨秀清以偏师北伐，主力西征，拓展天京附近的根据地，扩大兵源、财源，壮大自身实力，徐图天下，是很高明的战术。夏燮的论述验证了笔者的推测，“自皖、豫一带，纠集捻匪，以图侥幸一决，借以牵制南下之师”。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人口二百万，胜兵六十万，《贼情汇纂》称“金陵建都，精兵六十万”。除孟森对此深信不疑外，建国后许多学者都表示怀疑，多数人认为太平军只有十来万，至多不超过二十万，质疑的根据就是北伐只动员了二万人。这种质疑颇有片面之处，天京变乱后，太平天国号召力已大不如前，李秀成、陈玉成、石达开等仍每战动辄数十万大军，李秀成收石达开溃兵二十万后，兵力更暴涨到一百万。难道太平天国全盛时代，还招不齐这五六十万部队吗？北伐前太平天国有六十万军队自然不用怀疑，之所以北伐只动员军队二万 ，西征只动员军队六、七万人，这是由于杨、韦的精兵思想所决定的。太平军的部队虽然编成六十万乃至百万，其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士兵都是刚从军的平民，没有受过训练。杨秀清极重视部队的训练，故每战只派出训练有素的部队，其余新兵留在天京大本营受训，这给人造成太平天国只有十几万部队的错觉。太平军一个军编制有一万三千余人，北伐西征战场上出现的太平军，一个军只有二千五百人甚至更少，罗尔纲先生据此推断太平军的部队大部分是不满员的。笔者则认为，太平天国推行圣库制度，士兵无须冒名领饷，虚设编制毫无必要，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太平军每军以二千五百老兵统带一万余新兵进行训练，战斗时只出动有经验的老兵，战斗中一军只出动二千五百人，而不是只有二千五百人。太平军被俘士兵的口供也证实笔者的推测：“打仗时，俱派湖南、湖北、南京、广东、广西人，新掳去的不使打仗，止做粗活”（口供载于《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一期，笔者未见原文，转引自张德顺先生的著作）
除了训练的问题外，装备也很成问题，太平天国在天京附近，占领的土地很少，粮食、财赋都不繁其用，西征最初的目的甚至仅是为了夺取天京所需的粮草。尽管太平天国的军队编制极大，真正能够武装起来的并不多，由于装备不足和新兵过多，太平天国北伐只能出动出动数万人。
太平天国早期与清军的交战中，不乏以少胜多的战例，与曾国藩的湘军对阵也胜算极大，原因就在于注重精兵战略，只派精锐老兵出战，而且武器也十分精良。后期战争中，清军将帅屡屡有以少胜多，乃至数千敌数十万的战报上奏清廷，对比前期被太平天国打得丢盔弃甲的战例，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不少人因此推测这些战报多为谎报。事实上，这些战报多数也是真的：杨秀清、韦昌辉在内讧中身亡，石达开出走，主持大局的李秀成、陈玉成等人兵力极窘迫，不得不把没有训练过的士兵悉数派上战场，这才出现了太平军动以十万计，战果反不如从前万余人的局面。
第二章 兵渡黄河
。咸丰三年四月初一，林凤祥、李开芳率军冲破扬州清军的封锁，率军北伐。关于北伐军的编制，有史料记为二十一军 ，也有记为九军的，各家史料争论不休。而据太平军被俘士兵张维城的口供，太平军在怀庆时共有九军，是从清军围困中杀出来的，“闻说系官军围住，此九军杀出来的”，笔者据此推测，太平军原计划北伐的部队应该有二十一个军，但只有九个军成功杀出清军的封锁线，其余部队都被阻在扬州至怀庆一线。所以通常所说杨秀清派九军二万人北伐的提法并不正确，北伐军应该有二十一军共五万人，只是到怀庆后才缩水至二万。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提法与笔者相同：“派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率兵五万，自扬州出发。三人都是广西老兄弟，忠勇有余，智谋不足……北伐军弃怀庆入山西，沿途血战，余众不过二万”。张维城的口供也证实了这一点：“过河者约三四万人，未过河者亦有二三万人，在巩县住下，经官兵杀死二三千人，因此巩县那一半贼都逃散了”①。《金陵省难纪略》也说，北伐军以湖北、安庆、江宁新兵为前驱突围，自扬州到黄河渡口，死者数十万，数目虽极夸大，但北伐军自扬州突围后确应损失不少兵力。根据张维城的说法，太平军在过河前有六七万人之多，一般说北伐军才二万余人，忽略了在怀庆之前北伐军的损失。
关于北伐军数量的记载，还有其他说法，比如陈思伯说：“督带九军约十一万人……奉伪旨扫北”，“计林逆自南京领贼十一万，至临淮关，新增淮民至十七万。沿途复增豫民，至汴梁省除逃去三万余，尚有贼十六万。至巩县渡河，贼数已增至二十万人。河中溺死万人，不愿渡河复归南京者约四、五万，林逆渡河不过十三万余人。到天津后查册不足十万”②。太平军的编制，一军有一万三千余人，太平军北伐的编制至少有九个军甚至二十一军，陈思伯的提法，九军十一万人，比其他提法都更接近太平军的编制，故民国时期的史家采用这个数据的人不少。到了共和国时代，一般不采用这个数据，多数著作都写北伐军二万余人，极少数历史学家比如范文澜先生，写北伐军数量稍多，也只有五万人，未有一人采用超过十万的数据。陈思伯的数据，郦纯先生做了如下辨析：“如果北伐军多至十数万、二十万人。则奉令抵抗的清方将帅决不致仅数千或一、二万人”，若在怀庆“北伐军共达13万余人，则清军势难招架，何至围攻不破”。笔者对郦纯先生的学问十分佩服，但总觉得这两处辨析没有道理，按郦纯先生的辨析，如果太平军的数量真有十几万人，则清方的军队数目也应当大大增加。笔者以为这个说法太过想当然，太平军数量庞大，清军自然想增兵，但也得清军有兵来增才行。清军在与太平天国敌对的过程中，不少战场上太平军数量大得惊人，比如围攻南京的太平军老幼百万之众，雨花台大战李秀成号称六十万，但清军与之对敌的，也不过数万人。因为清朝的战略部署已经决定了在局部战场上清军捉襟见肘，想增兵而不可得。即使北伐军的数量大得惊人，清廷也无力给胜保等人更多的部队，因为清廷能调动的兵马，也就那么十几万人，除了各地防御驻扎的部队外，胜保领兵万余已是清廷能力的极限。至于第二个辨析则更脱离实际，如果北伐军有十三万人，怀庆一定可以打下，因为怀庆没有打下，所以北伐军没有十三万人。这个说法已经不太像是历史考据，典型的为驳斥而驳斥，老先生有点意气用事了。其实，以十三万人马打不下一个坚固的城池，这样的战例历史上并不少，如以老先生的辨析类推，历史上每一次以少胜多的战例，因为“XX的兵力如果真有数十万，则对手一定会被打败”所以“XX一定没有数十万士兵”，那历史上所有的以少胜多的战例岂不都是骗局？当然，郦纯先生还举出了不少清方文书的记载自相矛盾的地方，以论证北伐军没有十数万人的规模，这些考据都是严明的，笔者也基本上同意北伐军只有四五万人这个结论。
林凤祥、李开芳率军数万从浦口攻入安徽境内，安徽清军只有三四千人，相当部分还是天师周天爵招抚的捻军，故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清军无人敢当，太平军数日即攻到交通要道六合县。六合知县温绍原，官职卑微，却甚是能干，“少负奇略”，是不可小看的角色。早在太平军攻陷武昌时，温绍原就已预见太平天国势大难治，极可能北上攻取京师，六合当南北要冲，迟早会遭到太平军攻打，于是开始做战争准备，“劝民积谷储群堡，修城垣，治守具。团练四乡，合为一气，别募壮勇训练”③。温绍原创立联保团法，一遇战事，击钲为号，四方团练火速增援。温绍原在六合减赋税，废苛役，民心拥戴，愿受温绍原驱驰，朱锡琨率北伐军前部攻至六合时，六合县已布置得“铜打”一般。温绍原模仿《三国演义》孔明火烧新野计策，将城南居民迁入城内，然后将其住房堆埋柴草，浇上火油，又在居民灶内撒上火药。温绍原布置妥当后出兵迎战北伐军，初战失利，折损百人，退保城南。两军相持间，温绍原率一部兵力摸到太平军后路发起偷袭。太平军突遭偷袭，损失惨重，掉头还击，温绍原稍事抵抗后撤退。太平军又饥又累，遂于城南民房生火做饭，温绍原设下的火药俱被引发，太平军被尽数包围在熊熊烈焰之中。太平军慌忙从火海中撤退，不成阵列，遭温绍原伏击，除林绍璋一军得以保全外，几全军覆没。
林凤祥率军接应朱锡琨，又撞中温绍原按品字形埋设的地雷，阵脚大乱，又遭温绍原突击，损失也颇为不少，只得撤军，沿途“复掠沿江各堡”，大加报复。自蓑衣渡大战后，太平军首次遭到如此惨痛打击，温绍原实有大将之风。
北伐军在六合遭到打击后，进攻宿州，遇上老对手周天爵。周天师手下本无强兵可用，但他胆量格外地大，眼看无法抵挡，索性打开城门，在宿州城墙上抽起烟来，手下士兵也配合着装神弄鬼，大摆迷魂阵，端出大兵十万的架势，林凤祥被周天爵的计谋所骗，放弃宿州不攻。只有三千兵力的周天爵喜出望外，竟又出城追赶，在怀远小挫太平军。之后太平军又被一路尾追的胜保率马队三千，击败于清流关下，不得不就地招募大量饥民从军。由此可以看出，林、李二人均非大将之才，指挥能力不高，远不及韦俊、曾天养、罗大纲、林启荣等人。不过他们的敌手陆应谷，指挥能力更为低下，士兵战斗力也不及北伐军，太平军除六合、清流关两次败仗外，一路高歌猛进，不到一月，连克蒙城、毫州，进至黄河边。
陆应谷招募新兵二千，凑足五千人，力阻北伐军渡黄河入中原，两军在黄河各渡口血战连连。陆应谷在宋家集、归德两次击败北伐军，成功阻止太平军渡河。北伐军得捻军相助，再次攻打归德，激战之后，终于攻破归德，击破陆应谷援军三千，迫其裸身而逃，缴获大量火药、辎重。陆应谷裸身逃窜的故事被太平军中八卦高手四下散布，在下属面前丢尽脸面，再也无面目节制诸军，是故归德战后，太平军所向披靡，一路攻克刘家口、睢州、杞县、陈留、开封，进占历史上著名的军事要地朱仙镇。林凤翔、李开芳都是打仗勇猛，办事无能，缺乏精细统筹能力的将领，虽然黄河边上的渡口都被太平军占领，但林、李二人均无水战常识，也未预备下渡河船只，因缺乏渡河的手段而大军滞留黄河沿岸。太平军滞留黄河渡口，不少饥民来投，太平军数量扩大了数倍，总数接近十万。
数量增加的太平军，给林凤祥、李开芳带来极大的麻烦。因为缺乏粮食，林凤祥给北王韦昌辉的回禀说： “自临怀（淮）至此，尽见坡麦，未见一田，粮料甚难，将兵日日加增，尽见骑马骡者甚多。忖思此时之际，各项俱皆丰足，但欠谷米一事……如此山遥水远，音信难通，兹今在朱仙镇斟酌议启程，过去黄河，成功方可回禀各王殿下金安”。④
太平军将领在朱仙镇商议后，决定在清军不甚重视的小渡口骨牌口渡黄。不料清军托明阿、西凌阿等人窥破太平军意图，以马步兵数千人猛攻骨牌口太平军，林凤祥伏击失败，渡船被托明阿全部缴获。李开芳尽起伏匿在附近山中的太平军来援，半路遭西凌阿痛击，正待撤退，又被善禄袭后，损失惨重。
托明阿部队甚少，人数不足太平军十分之一，在大杀一场后撤退。第二天，托明阿会齐其余各部南下援军后再度大举进犯，太平军不敌，抛弃辎重退回渡口西北的秘密基地。清军连番攻击，太平军依托地势防御，双方伤亡惨重，清军始终无法攻克太平军营垒，只得退走。
托明阿部马队甚多，太平军在战斗力上处于下风，林凤祥等久战不利，决定乘夜色偷渡黄河。太平军搭浮桥数座，正渡河间，河水暴涨，浮桥被冲垮，不少士卒被河水卷走。临时打造的不少船只也被浪头打翻，混入太平军中的清军线人乘乱将太平军装载火药的大船炸毁。太平军渡河队伍大乱，又加上对岸清军的重炮轰击，死伤无数。
进又不能，退又不得，林凤祥等只得拼力死战，不惜一切代价的渡黄。激战数夜，太平军约有四五万人冲破清军封锁渡过黄河，其余大部被清军驱散，有部分对太平天国事业十分忠诚的，沿途击破重重围困，最后与西征军会师。据太平军被俘士兵口述：“丞相传令，自中牟县至巩县过河……直渡了一天，并无一兵追赶，过河者约三四万人。未过河者约有二三万人，在巩县住下，经官兵杀死二三千人，因此巩县那一半贼都逃散了。”
太平军在渡河时折损过半，除后卫部队二千人是比较有战斗力的老兵外，未能渡河的都是在黄河沿岸临时招募的饥民，太平军的基干战斗力都完整地渡过了黄河。数万太平军进入黄河以北，锋芒直逼清朝统治核心，从来没经过大场面的咸丰皇帝，全然没有先祖康熙、乾隆之气魄，吓得魂飞魄散：本来以为不过在广西一带骚扰流窜的“小蟊贼”，此刻居然快要欺负到首善之区，天子脚下来了。为保住爱新觉罗氏的家业，咸丰帝不得不硬起头皮，严令尚书恩华布置防御，但北伐军行动迅速，清军尚未来得及有所动作，北伐军已经包围了重镇怀庆。
杨秀清曾给北伐军发出一道指示，令太平军渡河后不必“悬望”，要“速急统兵起行”，令清军来不及布置兵力。可惜的是，杨秀清的命令并未到达北伐军前线总部，半路上就被清军缴获。林凤祥等没有得到天京的指示，一时拿不定主意，只好试图攻打怀庆，等待天京的命令和派出的后援，以致错失先机。
笔者先前已说过，清军在北方名义上有十数万大军，但却没有设置真正意义上的“大军区”，兵力十分分散。尤为可笑的是，怀庆虽是北方重要的城市，但清军竟然只有三百来正规军驻守。北伐军以十数倍于清军兵力包围怀庆，胜利彷佛只在弹指之间。
怀庆虽兵力甚少，但城池宽阔，城周九里，墙高四丈，宽二丈有余，易守难攻，知府余炳焘也是清廷中少有的守城人才。余炳焘宣传工作做得很好，在城中大肆宣传南方来的“发匪”之种种“暴行”后，居然有六七千名壮丁主动站出来协助守城，怀庆防御力量骤然增加不少。
林凤祥多次强攻怀庆，均被余炳焘击退，只好采用穴地攻城战术：一面强攻，一面在城下挖掘地道，埋“地雷”将城墙炸垮，以达到攻城目的，这种方法是太平军屡试不爽的制胜法宝之一。太平军成功爆破两次，一次在怀庆东门炸出缺口，被余炳焘拼死守住，最终未能入城。第二次太平军又在同一地点炸开城垣，并把守将知县裘宝镛炸得血流满面，不少北伐军部队乘势冲入城中。岂料裘宝镛越炸越勇，率领千余壮丁拼死抵抗，双方在城内展开激烈巷战，结果是入城的太平军部队全部被歼灭。
两次失利的打击后，林凤祥思量如果采取多处同时起爆的办法攻城，以怀庆有限的兵力，肯定无法兼顾。于是林凤祥使出个“遍地开花”，在怀庆东、西门同时设下地雷，试图左右夹击。但东门地雷起爆后，西门的地雷却跟太平军开了个玩笑，临阵前变成了哑炮，清军得以从容填堵东门缺口。太平军工兵排除了西门地雷故障后，正待起爆，突然天降暴雨，地雷真正的被淋成了哑炮，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余炳焘为了补充兵力，不惜释放城中犯人助清军守城。这一放还真放出了个高人——做过挖煤工人的任随成。任随成久历江湖，智计十分出众，尤工于穴地攻城战术。与左宗棠等高人的见解不同的是，任随成搜寻地道不用盲人，也不用挖坑，只需每日清晨在城上眺望城郊野草，“草上无露则下有地道，远近曲折，一目了然”。怀庆城有此牛人，穴地战术虽号称无敌，却再也无用武之地。北伐军辛苦挖掘的二十余处地道悉数被清军破坏，林凤祥气得暴跳如雷。
林凤祥只顾在怀庆与余炳焘纠缠不休，却不知大队清军已兼程赴援。直隶提督讷尔经额受封为钦差大臣，由恩华、托明阿帮办军务，黄河南北各路清军，均属讷尔经额节制。讷尔经额从河南安阳移师怀庆外围清化镇指挥战斗：大名总兵董占元统北路援军二千人为清化镇屏障；托明阿马步精锐四千人也连夜渡河，进驻怀庆城东，距太平军营地五十里；胜保率领扬州追击来的兵马数千逼近太平军扎营。城外清军总数一万有余，占据怀庆城外重要据点，完成了对北伐军的包围。
林凤祥本来以优势兵力逼迫怀庆，孰料却演变成腹背受敌的局面。太平军驻扎在怀庆城外，无险可据，形势危急。林凤祥督手下兵马，火速建造木城，作为进退攻防的防御阵地。木城是用木料临时搭建的简陋城池，林凤祥下令将附近住宅的门板、柜壁等全部没收，以木板搭成城墙的骨架，木板间以泥土夯实。在木城外挖掘壕沟，木城城墙上开凿施放枪炮的火力口。好在天国的工兵素质较高，不到数日，就建成木城四座。
清军虽然有兵万人，但互不应援，多数部队又缺乏战斗力。胜保的对此认识是“各路官兵之称劲旅者，不过于距贼二百步外以枪炮轰击，贼炮一发，贼旗一动，遂多不敢前冲”，“专恃枪炮安能破垒擒渠？故以之胜贼尚易，以之灭贼实难。”作为一名清朝将领，他的看法很是中肯：清军在枪炮上占据优势，火力比太平军猛，所以太平军的进攻都被清军以炮火击退。但清军积弊已久，根本没有冲锋肉搏的胆量，更不用说出营冲击太平军的营地，因此只能守住营地不失，却不能歼灭太平军，双方在怀庆相持六十余日。
按照杨秀清的意图，北伐军应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要以极高的机动性和灵活性直接挺进北京。纵然无法攻克北京，也要把整个北方清军的部署搅得一塌糊涂：“格外放胆灵变，赶紧行事，共享太平”。北方清军总体实力要大大的超过北伐军，然而军队极为分散，一时无法汇合为大兵团，加之清廷对太平军北伐又缺乏心理准备，所谓“兵贵神速”，北伐军的胜机，在于趁清军尚不及做出反应前，闪击京师。因此北伐军不能与清军过于纠缠，使得清军有时间调整部署，集中兵力。但林、李二人指挥呆板，一味地强攻，在怀庆城竟滞留六十余日，直等到晕头转向的清廷回过神来，查明太平军战略意图，调集兵力重重围堵。可以说北伐之败局，决定于怀庆城僵持的六十天。
怀庆被围近六十日，城内弹尽粮绝，岌岌可危。但余炳焘却指挥若定，虽“粮食将尽，每人日食面糊两餐，男子系令上城，妇女即面糊亦不能得”，却将太平军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挡在城墙之下，甚至一度派出数百名壮丁缒城而出，袭太平军之后。余氏以区区数千之众力拒数倍于己之北伐军，其守城之壮举惟后世“守城名将”傅作义的涿州之战堪与争锋。
胜保等人着急要解怀庆之围，驱赶着坚决不肯出营垒的士兵攻打太平军木城。强将手下是弱兵，清军屡为太平军所破，董占元部更是损失惨重。太平军在战斗中琢磨出了回马枪的战术：“约十余合后，故退二三十步，复一拥而进，谓之‘回马枪’……视官军稍败，则左右之军追上，两军一合，后军随后一围，如连环之式，用长矛混战”⑤。“回马枪”战术十分厉害，日后在陈玉成手上更是发扬光大，然林、李只徒虚名而已，此时北伐军在战略上缺乏谋划，且渡河时遭到惨重打击，围困怀庆两月一无所获，早已“三鼓而竭”，纵使杨家将复生，这“回马枪”战术也无回天之力。在恩华援军到来后，太平军只得仓惶撤退。据清人记载，怀庆围城太平军消耗十分惊人，“桀悍之徒不过四五千人”。
怀庆清军除胜保属部之外，多数不肯出死力与太平军交战，人数上也远少于太平军。太平军竟然围攻近六十日而无所获，除去余炳焘守城有方，林凤祥、李开芳打仗的本领之低下可见一斑。北伐军如此不济，有两方面原因：一则以战斗力极强的两广老兄弟为基干的北伐军从扬州突围就被向荣歼灭不少，攻六合、渡黄河更是损失惨重，在怀庆又屡攻不克；二则前线将领多处昏招，指挥不当，林凤祥、李开芳实在是太平军中第一等的军事蠢材。
太平军在怀庆撤退后，“数十为群，并无大伙”，士气十分低落。清方统帅据此估计，认为太平军以目前四五千人的数量和低落的士气，已无力继续深入战场、攻取北京，势必要转向富饶的关中，以寻求补给。但太平天国高层给北伐军的目标就是北京，林凤祥、李开芳在太平天国决策层地位甚低，没有权力修改战略计划，不敢自作主张，与南京方面的通信已经断绝，无法与南京方面沟通，所以林、李只能硬起头皮拼死执行预定战略，以数千疲弱之师向北京进发。
清方大部军队都调动防御太平军突入关中，山西一带军队甚少。北伐军误打误撞，失利之下意外捡到了这个漏子，故而闪电出击，直取山西。说实话，山西守兵空虚得有点吓人，有的城池居然只有数十老兵驻守。也难怪，大清帝国的版图太大，也不敢多招汉人当兵，无暇顾及处多如牛毛。太平军轻易地取得好几个城池，在当地大力补充，到洪洞时已扩军至五万人，关内“几不能容”。
关于太平军在山西迅猛的扩军速度，在我国历史界向来有不少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北伐军军纪败坏，在北方大肆裹胁，所以军队补充迅速；也有学者认为，北伐军迅速扩大是群众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缘故。笔者则认为，太平军的扩大，固然有群众革命情绪高涨的缘故，但裹胁的因素，却占了很大的比重。
首先，北伐军在北方没有注意发动群众，这是我国历史学界一致的意见，也被认为北伐军的失败主要原因之一。北伐军在北方行程仓促，并没有太多时间宣传太平天国的理念，北方人持重，短时间内也比较难于接受拜上帝教这种与传统大相悖逆的思想，再加上口音问题，北伐军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太好。
其次，虽然太平军的到来也推动了北方群众的反封建斗争，不少群众踊跃参军，但“就其（群众斗争）发动的深度或广度来说，都还不如南方”⑥。太平军与群众的联系并不总是和谐的，一般来讲，南方比北方好，冯云山、石达开等政治水平高的统帅和群众的关系又比林凤祥等武夫好。群众不肯参军支持，北伐军又急切地要补充兵力，不少时候只得采取裹胁的措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辑有京城巡防处审录北伐军人员的供词十七件。除一件系武邑县人杨长儿供称被北伐军“出钱雇去”外，其余皆系供称被“裹”入北伐军。这些人有“跟随官兵挑负行李，到独流”后被北伐军“裹”去的；有在“赶集”时被“裹”去的；还有的在“城内看戏，不料长发贼进城”而被“裹”去。李开芳在供词中称：“所到各处，裹胁的乡民，也有用银钱邀买跟随的，亦有怕杀跟随的。”李开芳这里就提到了北伐军吸收群众参加的两种扩军方式。由于北伐军“一路攻克州县，得些库银以备全军公用，如沿途购买粮草火药之类，战士不携私财，所以银钱并不全带” ⑦。因此不难想象，被北伐军用“银钱邀买”的百姓只是少数，大部分非自愿加入的百姓则是由于“怕杀”而“跟随”从军。
北方直隶、山东一带是会党起义频繁的地区，反清复明思想在当地很有基础，反清斗争此起彼伏。北方人长期以来通过白莲教、八卦教等民间组织反清，太平军则独拜上帝，将其他神佛偶像一概视之为妖，“沿路遇庙就拆”，有时甚至“沿途焚庙以志军路”⑧。强烈的排他性加深了北伐军与当地群众间的隔阂，使群众的响应和支持不如南方那样热烈。北伐军在一些地方难以获得群众的切实援助，又急功近利地采取裹胁的办法，这种隔阂更加极端化。林凤祥、李开芳土匪习气浓厚，北伐军的军纪远不如诸王直属的部队一样军纪严明、与民无扰。林凤祥个性偏执甚至暴戾，出于阶级的局限和狭隘的报复心理，对在北方不信拜上帝教的群众，态度十分恶劣。这些肆意的掳掠行为和清军夸大事实的宣传更加深了北伐军与群众间的矛盾，以至于有些地方在北伐军到来之前竟“人民逃亡，十室九空”。尽管有些耸人听闻，却也折射出北伐军在部分群众心目中的不佳口碑。
这些被强行编入队伍的平民，除了少数在军营中受到太平军老兄弟的感召而转化为立场坚定的士兵，多数不但缺乏战斗力，而且缺乏立场，反而不时地搞破坏，甚至公开地袭击北伐军。为了抵抗北伐军的裹胁，不少北方人非但不把太平军看成驱除满清，解放自己的解放者，反而在清政府的煽动下起来袭击太平军。据《复生录》记载：“北人强悍，不易掳掠，有一、二人在家守屋者，必伏暗处，俟贼入门，突出击死，有贼看见，甘心送命，如无贼见，即将尸匿屋内，仍伏原处捕杀，谓为获利。”北伐军在巩县“寻粮”时，因“该处民多强悍，贼因抢而被杀者亦复不少”⑨。北伐军由于军纪废弛，背离了金田起义订下的与民无扰的方针，差不多在北方陷入了反抗的北方群众的游击战中。
不少被北伐军裹胁的北方人，胆气甚壮，甚至在军中大加破坏，给北伐军造成极大损失。北伐军渡黄河“行至中流”时，“一胁从之卖姜者”将一火药船“乘势烧毁”，并“旋即投河”。其时北伐军本就“火药绝少”，“其用车载者”已于“汴城大堤外大雨淋湿。”而北伐军“正是因为火药不足，才未能顺利攻破（怀庆）城墙”，最后只能避开东面的清军解围西走，从而失去了从山东取捷径北上的有利时机，成为北伐军最终败没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伐军过兴济时，“有西商席姓者被掳，为贼执戈，乘隙刺匪首不中，贼脔之。”北伐军至青县后即“悉去胁从之在左右者”，以防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士兵的逃亡也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现象，一个不小心数万人就不知所踪。北伐军从开封撤离，一路急行至朱仙镇，“次日查点人数，失去新掠淮民三万余人”。北伐军围攻怀庆不克，又无天京来的指示，被迫转移西去。是时又有逃散情况发生，“温县被胁者多至三千余人，刻已尽数逃回”。又如“北伐军从独流、静海南撤时有三万多人，一路被杀者一万余人，逃散者一万余人。”⑩被“裹胁”者的大量逃亡严重影响了北伐军的士气。
①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
②陈思伯《复生录》
③《清史稿•温绍原传》
④《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琨回复北伐战况上北王韦昌辉禀》
⑤《虏在目中》
⑥张守常《太平军北伐和北方的的群众斗争》
⑦张守常、朱哲芳《太平天国北伐西征史》
⑧《光绪束鹿县志》卷3，《历代兵事》
⑨《张文达公遗集》
⑩张守常《太平军北伐军人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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