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王碑》， 全称《高句丽好大王碑》，叉称《广开土境平安好大王碑》。原碑无年月，近人考证为东晋义熙十年(414年)立，碑身为凝岩灰石，方柱形, 略加修琢，粗糙不堪。纵612厘米，横185厘米，四面环刻碑文，共44行，每行41字，共计1800余字，字径四寸许。现在此巨碑矗立于吉林省鸭绿江北的集安县太王村，光绪六年( 1880年)被发现。初时以皮纸烟煤拓，捶拓草率，字多浑沦不清。或就石勾勒，再填墨，潘祖荫、吴大激等所藏即此类。
光绪中晚期拓本，有两种。一是叶昌炽 《语石》所谓的皮纸淡墨精拓本，每面分四段拓，共十六纸，字口丰腴。另为谈国桓《手札》所谓的高丽纸锅烟浓墨精拓本，每面整幅拓，共四纸，纸质坚韧，字口朗洁，向为专家视为珍品。与其它同时善本校勘，高丽纸拓本大致和王孝禹藏本.朝鲜总督府藏本、日本藤虎次郎藏本相同。
汉孝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朱蒙帅部由夫余南下，在恒仁建立高句丽政权，第二代玻璃明王迁都集安。在十九代王即好大王(谈德)时期是高句丽最发达强盛期，其间谈德东征西讨，屡建战功，称雄于鸭绿江两岸和汉水以北地区，死后被尊为“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大王”。《好大王碑》叙述了高句丽建国的神话和谈德统治时期的战绩情况，以及王位承袭等，其中还有新罗与日本拉开战争的史实，并重申了关狩墓奴的严酷法令，是研究高句丽史的重要资料，为近代考证学家所关注。《好大王碑》不仅在历史文献方面的研究上意义重大，在书法方面也有其特殊的地位。从字的体势上看，此碑字体在楷隶之间，与《邓太尉祠堂记碑》和《广武将军碑》风格接近。书法方整纯朴，古老厚茂，与《经石峪摩崖》气势不相上下。然《经石峪》石质坚硬，虽裸露于外，有风雨侵蚀，但其字口还是相对清晰，不像《好大王碑》的处境。据《集安县志》载:“此碑名家考证极多。惟因此碑特别高大，当时未筑碑亭，加上碑石粗劣，苔藓封蚀，剥削模糊不辨之字好事者以意补之，文字或减，故难以窥见原貌。后苔藓尽去，光绪中叶，拓者除残削减没者外，字迹清晰，好古者视为珍品。今者逐年剥削，不可辨认者又多矣。”在取法上，《好大王碑》的用笔保留着浓郁的秦篆风格，这大约因为高句丽远离中原，受中土文化影响较小的缘故吧。起笔圆钝，藏锋逆人，行笔迟涩，收笔沉着，转折处灵动坚实。线条中极少出现波磔，而以平式、直式为主，圆乎乎、模糊不定的笔道甚是可爱。在浑朴圆厚的强势主流笔调外，偶尔的间以方厚之笔，整体呈现凝重古朴、力举千钧之势。结构上，圆劲疏朗，方整敦厚，宽博大方，浑穆古朴。线条的长短、粗细等量化指标分布极为均衡.不见强烈的长短、粗细对比:空间布控随意自然，时出上松下紧之反常格局，憨态可掬，气静神凝。章法上，此碑也以疏朗为宗，单字的疏朗加上整体的疏宕，使其风格更加鲜明。很明显，《好大王碑》不属于技法类碑版，它是明显的风格型、情性型的。临习时可在把握线形特征、用笔结构特征时充分地发挥想象，加以创造，可结合自身对汉碑艺术的理解和已经取得的技巧法则融会贯通，以出自己的风格。《好大王碑》非常适合“破板'，法则的限定常常制约灵性的突发，适当地品味、临习憨拙的《好大王碑》常能给人带来意外的收获。在工具选择上，用短锋羊毫为佳，笔锋不可过实；用墨勿稀，要浓重；纸张选用表面粗糙、吸水性较差的更好。在进行过系列法度严谨的汉碑体系训练之后， 反过来学习《好大王碑》别有一番情趣在心头。也正是应为这样的原因，从中可以找到乐趣。才可以让书法家引起重视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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