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来了个妹妹，小子陪妹妹一起玩。他有很多本图画书，妹妹也喜欢，俩人一起翻看。妹妹翻完一本随手扔在地上，小子看到，说：“不能扔书。”一会儿，妹妹又爬到了书上，用脚使劲踩书上的小动物，小子说：“不能踩书，得爱惜它。”
吃饭的时候，妹妹淘气地爬到了桌子上，小子立马制止：“桌子不能爬！掉下来就麻烦啦！”可妹妹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了一把饭，往嘴里塞的时候还掉了一些米粒。小子怔了一怔，随即抓起掉在桌上的饭塞到了妹妹嘴里，一边塞一边还说：“粒粒皆辛苦，不能浪费。”
类似的事件不胜枚举。
看见我抱着膝盖坐在椅子上，他会说：“妈妈别这样，对膝盖不好。”
爸爸吃饭前捏了几粒葡萄放嘴里，他说：“饭前不能吃水果，伤胃。”
带他去游乐园玩，我随手把矿泉水瓶扔到了垃圾桶里，他忙不迭地摆手：“奶奶说了，瓶子能卖钱！”
……
曾几何时，作为家长的我们，惊异于他的能言善辩和博闻强识，每每将上述例子传为佳话，引以为傲。
直到有一天，我们读到了《来，陪我玩》。这是一本突破常规的书，在我看来，它的离经叛道不仅仅在于故事叙述脉络的突然中断，也不在阅读视角的倏然变幻，更在于它讲述了一个被驯化的小男孩与一个未被驯化的成年人的故事。
小男孩朱利从自己日常的生活起居中总结出了一系列大人照顾小孩的逻辑——照顾小孩就是给他吃苹果和一起看书；危险和有害身体健康的事不能做；星期天才能吃饼干；坐手推车要戴好头盔……讲起话来像个“小大人”。
“来扮演印第安人怎么样，我给你做一把弓”
“不行，太危险。”
“点个篝火呢？”“那会有很多烟，烟对人有害。”
”去游泳呢？“
”我可能会淹死。“
“看电视？“
”那样会变成小四眼儿，妈妈说的。“
而施尼普先生对这些逻辑、规矩毫不了解——他盛赞朱利爬树的技术；带着朱利玩了手推车，飞快地奔跑，甚至跑到了外太空去；他调整了“星期天才能吃饼干”的规定，戏称“饼干让今天变成了星期天”……一言一行是活脱脱的“大小孩”。然而，正是这些不懂得如何照顾小孩的玩法，赢得了朱利发自肺腑的欢心，给了他难以忘怀的美妙时光，使得他萌发了“明天还来”的愿望。
这本书让我们思考，我们习以为常、理所当然地“为你好”而建立起来的许多规矩、条款，对于原本应该纯真无邪、无忧无虑的童年来讲，几多幸运，几多灾难？有句话说，懂得了太多的道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人生如此，童年何堪？在《三字经》《弟子规》等读经声琅琅的今天，这本书无疑将我们对儿童的思考推向了另一个方向——不管是否愿意承认，我们设立的、寄希望于把下一代变成“完美小孩”“模范儿童”的那些规矩，都正在把我们的孩子变成“小大人”。
早在1919年，鲁迅在《我们怎样做父亲》（若感兴趣，请移步二条看全文）中就提到，不能把儿童做为“缩小的成人”，要尊重儿童迥异于成人的世界。可是，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忽视儿童自有的心灵诉求。
我们规定，不能光脚在地板上跑；去超市每次只能买一件东西；不能和小朋友抢玩具；玩沙子的时候不许扬沙；只能在画板上画画；不能爬桌子和椅子；别人的东西不能动……我们煞有介事地给他讲大道理，确立种种行为准则，条条框框，在限制孩子的同时，也禁锢住了我们自己。
一直认为，一部好的图画书，是写给小孩的，也是写给大人的，既能给小孩欢愉美妙的感受，也能带给大人无尽的思考。随着家庭教育逐步被重视，越来越多的父母在关注如何给予孩子高质量的陪伴，越来越多的媒体在抨击手机、ipad等电子产品对亲子陪伴质量的腐蚀，却较少人关注“陪”的内容——“玩什么”和“怎么玩”。不懂得如何照顾小孩的施尼普先生，给我们提供了真正陪“玩”的参照系。
我有时候想，“No zuo no die why you try”这样的词句为什么会成为网络热点？因为，任性、好奇、冒险和尝鲜，跟孩童的淘气一样，是人之为人的天性，没有对错。由此，施尼普先生出离常规的举动，实则代表了所有大人和小孩共同的一种理想和冲动。
小子非常喜欢一本图画书《大卫，不可以》，百读不厌，让人十分困惑——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他？书籍是人们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窗口，我想，这应该也是图画书对于儿童的意义。在孩童的眼睛看来，大卫所做的那些淘气的、逾矩逾规的行为，定然使他们倍感亲切和快乐，也许，这些行为或多或少都与他们做过或想做而不敢做的行踪和想法有关。在《来，陪我玩》一书里，他们再次与自己的熟悉的情景、向往的亲子活动，猝然相遇。
后记：读过这本书的第三天下午，我在楼上写东西，小子跟爷爷奶奶在楼下玩，忽听他大喊一声：“再见！月亮！再见！太阳！再见！所有这一切！”爷爷奶奶不明所以，赶紧更正：“太阳下山还早呢，不能再见！月亮晚上才能再见。不能和‘所有这一切’再见，傻啦？”
韩卫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文学博士，就职于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主要从事中小学语文教育研究。喜欢阅读、写作、有点“好为人师”，是一个两岁“混世小魔王”的妈妈，从娃出生起便开始给他读书，目前已带着小宝博览两百多本图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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