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里的人物服饰绝非泛泛之笔，除了点明人物身份外，更是渲染烘托了人物的性格，对人物塑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红楼梦》是清代小说，凡是能显示出清代特征的地方，都有意往假里写。比如北静王的服饰，便借鉴了戏曲的元素，用银翅王帽、蟒袍玉带取代了顶戴花翎、朝珠袍褂。元妃省亲，贾母、王夫人也只是以“按品大妆”带过，贾赦、贾珍等人则写“换了朝服”，不详细写。但具体到重要人物，服饰描写是不可以一笔带过的。像贾宝玉这种豪门公子，既不可写成八旗贵公子的样子，也不能完全按照明代王孙的装束来写，因此贾宝玉的穿戴便充满了各种服饰元素。
先看第三回贾宝玉首次出场的装束：“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锻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箭袖是贾宝玉经常穿的服装，除了这里出现的“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还有“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第八回）、“白蟒箭袖”（第十五回）、“大红金蟒狐腋箭袖”（第十九回）。箭袖就是俗称的“马蹄袖”，袖身狭窄，袖端头为斜面，袖口面较长，呈弧形，可覆住手背，既不影响骑射还可以保暖。箭袖在明代已经出现，但还不算常服，主要用于骑马射猎诸事。清王朝从马上得天下，早期的统治者力主不废骑射，八旗子弟大都弓马娴熟，因此将箭袖用于礼服，成为清代男装的典型样式。
当时不论织锦、刺绣、刻丝，用金银线的极多，金线均真金所制，将金捣成比纸还薄的金箔，然后用极细的丝线加一点粘合剂，把金箔搓在丝线上，便成了真金线。宝玉这里穿的“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就是指用二色金线绣的百蝶穿花图案。金线绣花，可以用金线像一般彩线那样扎花。另外就是把金线一圈圈地盘成花纹，用丝线把金线钉在衣料上，要用黄、红、白丝线来钉，颜色视金线之深浅，甚至有白色的银线，这就是“盘金”。史湘云穿的“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褃小袖掩衿银鼠短袄”用的就是这种制作方法。而成品的颜色有深浅，即“二色金”，也就是既有金线也有银线。同样，薛宝钗在第八回穿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亦是用金银线在紫玫瑰花色的衣料上绣以纹饰。贾宝玉这件衣服上的百蝶穿花图案在乾隆年间颇为流行，王熙凤在第三回穿的“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用的也是百蝶穿花的图案。这里的“缕金”是一条条图案用金线绣出，或者在彩线周围加金线边。另外，提到金线的还有第四十五回贾宝玉穿的“掐金满绣的棉纱袜子”以及第四十九回林黛玉穿的“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这里的“掐金”是用彩色碎绸缎剪成花朵，贴在料子上，挖去的地方上衬以金箔，再用丝线钉牢，而全用金箔金线贴在料子上钉牢的叫做“平金”。黛玉的羊皮小靴偏红色，用金线绣成云朵图案，再饰以金箔，色彩明艳，非常好看。
一袍一褂是典型的满人装束，贾宝玉罩在箭袖外的“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是用福建漳州、泉州等地仿日本所作的缎子制作的褂子，故称“倭缎”。倭缎在当时只被贵族使用，与平民无缘。据《大清会典》记载，江宁织造局每年织倭缎六百匹，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祖父曹寅和父辈的曹頫均担任过江宁织造一职，其对倭缎自然熟知。在清代，衣面上的颜色除了黄色外，以石青色最为贵重。喜爱排场的王熙凤有很多服饰都是石青色，初次出场就穿了一件“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时穿着一件“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后来还送了袭人一件“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贾宝玉冬日去袭人家，穿了一件“石青貂裘排穗褂”，即石青色的貂裘褂子。所谓八团，是在衣面上缂丝或绣成的八个彩团，据清末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八团的位置是：“前后胸各一，左右角各一，前后襟各二。”起花就是这“八团”凸出衣面；排穗，衣服下缘排缀的穗子。这绣有“八团”图案的排穗褂是清代贵族的典型礼服。
《红楼梦》第十九回写贾宝玉瞒着众人去袭人家，袭人见他穿着“大红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鼠排穗褂”，这是清代标准官服一袍一褂的瘦袖袍和貂褂，只不过貂褂未反穿，而箭袖上绣了大红金蟒而已。事实上，这里的“大红金蟒”也是戏装，日常生活中是不能乱穿蟒衣的。一般而言，清代贵族穿袍、褂的正装官服多用于上朝、入衙、接见僚属和拜会上级。而穿蟒衣则要更大的喜事，在清代，太后、皇帝过生日要穿七天蟒衣，大官僚家族办喜庆事，如娶亲、庆老寿等也要穿。蟒衣三品以上九蟒四爪、四品以下八蟒、七品以下五蟒，用彩绣、平金、缂丝，下摆是丽水（又名立水）图案。因此，像贾宝玉那样动辄就是“大红金蟒狐腋箭袖”、“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从贾宝玉的衣着，我们不难看出《红楼梦》对人物服装的描写夹杂了明清两代的特点，曹雪芹有意模糊人物的时代属性，在服饰上可谓是大费苦心。虽然贾宝玉的服装打扮比较多元，真假相间。但《红楼梦》里的女装则相对真实，因为明清两代的男装虽然迥异，清初的女装则跟前代差别不大。清初规定，男子一律改装，女子则不必，因此清代初期和中期时，汉人女子可以不着旗装，旗人女子也可以穿汉装。女子的装扮沿袭了明代的传统，虽然各个时期流行的款型样式有异，但不像男装那样截然不同。
以王熙凤出场时穿的正装为例：“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这段文字耀人眼目，直把一个“恍若神仙妃子”的凤辣子写得滴水不漏。王熙凤的服装主要有袄、褂和裙，这也是明清女子装束的主要样式。褂是套在袄外的，原则上讲，穿外褂时看不到里面的袄。曹雪芹写女子装束则总是褂、袄并提，这是因为外褂可以随时脱去，只穿袄也不算失礼。“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的缕金技术和百蝶穿花图案在前文已介绍过，这里的“褃”就是腰身的部分，窄褃就是小腰身，裁剪时要挖进弧度，这样在穿着的时候就能显出女性的腰肢体态。第四十九回写史湘云穿的是“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裉小袖掩衿银鼠短袄”，她的袄也是窄褃，但又加了“小袖”、“掩衿”、“短”三个特征。王熙凤的袄当属普通的大襟样式，胸前中缝右面一块由领、肩斜下来，直到腋下扣钮绊。“掩衿”（亦作“掩襟”）则不然，由肩以下直线下来，正面可以看到钮绊，这是一种女孩子穿的俏皮样式，符合史湘云的性格。另外，湘云的袄加了个“短”字说明她的袄长度在胯骨上。王熙凤的袄则是一般长度，衣摆在胯骨下，腰上系裙，袄的下摆便很服帖自然地盖在裙上。史湘云的短袄就没有这个便利，因此书中写她：“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麂皮小靴。”按，这也是戏曲化的刀马旦装束，干净利落，颇有侠气，因此众人笑她“打扮成个小子的样儿”。王熙凤穿的“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是石青彩色刻丝衣面、银鼠皮衣里的外衣。刻丝即缂丝，是一种比较古老的丝织工艺，始于隋唐，盛于宋。织法是用半熟的蚕丝作经线，彩色熟丝作纬线织成各种花纹，正反如一。书中提到的刻丝类衣服较多，如袭人的“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这“百子”的图案就是石榴，取其多籽（“子”）之意，符合袭人的身份和性格。关于褂子，书中还提到了另一种样式，第八回写贾宝玉去探望薛宝钗，从宝玉眼中看薛宝钗穿着“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薛宝钗的服饰既不像王熙凤那样花纹繁复、富丽堂皇，也不像史湘云那样干净利落，更不像袭人那样偏于世俗，而是素净淡雅，符合“冷美人”端庄的性格。这里的“比肩褂”比清代的马褂略长，类似半袖衫，银鼠比肩褂是元代的一种皮衣，俗称“襻子答忽（搭护）”，《元史·舆服志》记载：“服银鼠，则冠银鼠暖帽，其上并加银鼠比肩。”
王熙凤曾不无自豪地介绍自己家的显赫背景：“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由于王家的这种身份，王熙凤比其他人更多地接触到了外国的物品，比如她给大观园姐妹们送的暹罗进贡的茶。而作者在她服饰上也突出了一个“洋”字，“洋缎窄褃袄”、“翡翠撒花洋绉裙”等，这“洋绉裙”的“绉”是用拈丝作经，两种不同拈向的拈丝作纬，以平纹组织织成的丝织物。质地较薄，表面呈绉缩状。“洋绉”便是舶来的绉制品。撒花图案亦是乾隆年间的流行花纹。贾宝玉家居穿的“银红撒花半旧大袄”和王熙凤另一件“桃红撒花袄”都是这种纹饰。《红楼梦》写裙子极多，种类各异。除了这里提到的洋绉裙外，还有皮裙（王熙凤穿的“大红洋绉银鼠皮裙”）、棉裙（薛宝钗的“葱黄绫棉裙”、“葱绿盘金彩绣棉裙”），以及普通的单裙（袭人的“水绿裙子”和香菱的“石榴裙”）等。这其中，香菱的石榴裙是自唐代起便盛行的一种裙子，这种裙子色如石榴之红，不染其它颜色，因此，宝玉看见香菱的石榴裙拖在泥里后才惊叹：“可惜这石榴红绫最不经染。”唐人万楚在《五月观妓》中说：“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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